“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它涉及人权保护，是为法律所不容、损害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人、任何机构都应该对家庭暴力坚决说‘不’。”10月25日，在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发布涉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审判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该院副院长王飞说，这是法院希望向社会传递的声音。

白皮书显示，从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后，长宁法院截至目前总计受理19件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其中6起案件支持或部分支持申请人申请，签发了保护令；4起案件驳回申请人申请；9起案件经法院准许由申请人自愿撤回（其中包括做好调解工作、取得谅解撤回的7件，因管辖问题撤回的1件，因身份关系材料需要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撤回的1件）。

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关系来看，多为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关系。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集中于配偶之间，且此类保护令案件常与离婚案件一并提起，或在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提起；亦存在多起因父母对子女教育方式过于粗暴、兄弟姐妹间因争夺财产对老人有粗暴行为而引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在该院今年办理的一起案件中，申请人系妻子，其丈夫认为申请人系双方夫妻感情不和的过错方并对申请人及其近亲属实施威胁、恐吓等行为，妻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获得法院支持。

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处于离婚诉讼过程中，被申请人于2022年2月先后两次向申请人父亲发送微信，部分内容为“……可能法院她会胜诉，但我认为她毁掉了我们大家。女不教父之过，我将以病残之躯朽前降妖伏魔免其祸害他人”“不要株连九族，别以为豪赌老实人不敢做，事不关己是会影响小小辈的，我也想做英雄”等内容。

2022年2月17日，申请人父亲因考虑自身及妻女、外孙女的安全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申请人认为自身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要求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申请人的近亲属，禁止被申请人出现在距离申请人住处、工作单位200米范围内。而后，长宁法院作出裁定，支持了申请人的3项诉请。

在另一起典型案例中，申请人是两位未成年人，其母因生活琐事对两人实施家庭暴力，包括拖拽、指甲抓手臂、拖鞋甩打等。诉讼中，两申请人表示被申请人经常对自己大吼大叫，不想与被申请人（其母）生活在一起。故此，申请人向法院提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要求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该院支持了两个未成年人的诉请，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两人实施家庭暴力。

白皮书显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6年多来，长宁法院未发生一起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况，未发生一起因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导致矛盾激化的情况，未发生一起需要动用公安强制执行的情况。王飞认为，这既有法院办案的原因，也有市民守法意识提高的背景。

在司法实践中，长宁法院也发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家暴事实的发现机制难以与依法、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原则相匹配。及时发现家暴，才能及时制止家暴。部分申请人存在反复、长期、严重遭受家庭暴力及暴力威胁的情况，但没有相关机构接受处理。

二是家暴的证据固定机制难以与完整的证据链相匹配。家庭成员间发生纠纷时，通常具有突发性，很少有目击证人在场，诉讼时双方各执一词，缺乏证据支持。相关部门在预防与处置家暴事件时，经常是没有规范书面记录，在受害方处于弱势地位，缺乏收集、固定证据意识的情况下，不利于受害方形成优势证据，保护自身权益。

三是被申请人不必然到庭与民诉法直接言词、正当程序原则难匹配，《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需在72小时（情况紧急的24小时）内出具或者驳回，但因保护令审查时间紧迫，在实践中经常无法在上述时限内通知被申请人到庭接受调查，而这又与在场、当面、口头等直接言词原则难以匹配。

四是保护令制度执行机制设置难以与司法实践相匹配。人身安全保护令中的保护措施包括了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上述措施中，第三项需要以解决被申请人临时住所为前提，这样的执行内容均对法院及辅助执行机关带来困难。

白皮书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同时，针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具备条件、所需材料、申请书范式等常见问题，长宁法院编写制作了一份普法小册子——《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指南》，以17个问答的形式为家暴受害者捍卫自身权益提供具体指引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