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反杀案

序章：他没有行政职务，毛主席却批准他为行政三级

1955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对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工资级别的评定严格按照国家机关干部在任的职务进行。

其中行政一级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行政二级是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行政三级是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高级别干部以及一些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

除了朱老总作为国家副主席被定为行政一级以外，后来十大元帅中的其他九位都是行政三级。

而除了资历深厚的张云逸被定为行政三级以外，后来十位开国大将中有八位都是行政四级，许光达大将则为行政五级。

评定行政级别工作基本上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当时在职的干部已经有了明确的职务界定，基本上都可以“对号入座”。

毛主席、周总理都是行政一级，却没有积蓄

在讨论到当时因为体弱多病，已经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只挂了一个中央委员的名誉职务的郑位三时，毛主席说：位三同志劳苦功高，应当定为行政三级。

这就意味着，没有行政职务的郑位三，和彭老总、陈老总、刘帅等老帅一样，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处于非常高的级别，还在粟裕、黄克诚、陈赓、徐海东等威名赫赫的老将之上。

行政三级等同于国务院副总理待遇，月薪为404.5元。

404.5元月薪，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毛主席的月薪是610元，而周总理的月薪是590元，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都降到了三级404.5元。

当时最高级的八级工一个月工资水平是112.5元，两块钱就可以在西餐厅海吃一顿，北京房租一个月只要三块五角钱，一户普通人家，每个月只要有五六十元就可以过得衣食无忧了。

郑位三、蒲云夫妇与五个子女

但郑位三每月领到工资之后却全部捐了出去，导致全家七口人只能靠郑夫人蒲云的工资生活。

蒲云虽然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但长期在后方从事医务工作，随郑位三来到北京之前，正式的职务只是湖北省委的秘书，收入并不高。

所以，郑家每次吃饭桌上基本都是蔬菜，见不到什么荤腥。组织上给郑位三配了厨师，但这位大厨的手艺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他感慨地说：我们家那位领导真是太苦了，根本不像个大领导，比普通百姓吃得还差！

那么，郑位三到底把自己的工资捐去了哪里呢？这就要从他参加革命开始说起。

一、郑位三振臂一呼，拉起数万工农武装

郑位三1902年10月21日出生在当时还叫黄安的湖北省红安县马鞍山的一户普通农家，原名叫郑植槐。

郑位三的家乡，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省红安县

黄安地处大别山麓，这里的人民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平时被官府地主盘剥，辛苦一年家里也剩不下几粒米，若是到了荒年还得携家带口逃荒。

因为看到贫穷落后，少年时，郑植槐抱定了工业救国的志向努力求学，1918年，16岁的郑植槐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

来到武汉读书之后，郑位三认识了我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活动家萧楚女。萧楚女原名萧树烈，当时是《大汉报》的编辑，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笔锋犀利，用的是“楚女”的笔名，所以又被称为“萧楚女”。

在萧楚女的影响下，郑位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位三积极投身于武汉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斗争，并参加了由恽代英、陈潭秋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马列主义小组）。

当时，大革命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郑位三回到黄安宣传马列主义，发动农民开展反帝反封活动。

郑位三的革命领路人萧楚女

为了建立农民组织，郑位三主办了农民夜校，结识了大批思想进步，干劲十足的青年贫农，为黄安的农民运动准备了大批革命骨干力量。1925年，郑位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国民政府组织北伐，革命风暴席卷湖北，北洋军阀的军队纷纷溃败，广州国民政府搬到武汉。

就在郑位三为胜利即将到来喜悦时，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很快，在武汉的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大肆镇压湖北的农民运动。

一时间无数农会积极分子被反动派捕杀，郑位三与董必武等著名共产党人也遭到反动政府通缉。在局势最为严峻的时候，中共黄安县委常委只剩下郑位三一人。

但他丝毫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压倒，而是通过他在黄安农会中建立的关系网络积极筹划武装反抗敌人的压迫。

准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1927年9月，在郑位三、陈定侯等人的组织下，黄安县境内陆续爆发了农民暴动，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和地主，把他们的家产没收用来购置武器。

虽然9月的暴动陆续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已经埋藏在鄂东大地。

到这一年的11月中旬，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黄麻起义”，11月14日，从七里坪、紫云、桃花、高桥、二程等地集结起来的数万农民一举攻克黄安县城。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位木匠出身，年仅十八岁的青年英雄带领高桥区的数千贫农奋勇攻城，活捉了国民党黄安县长贺守忠。

后来他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也成了郑位三重要的革命战友兼好搭档，他的名字叫做李先念。

红军时期的李先念，被毛主席誉为“英雄出少年”

黄麻起义爆发时郑位三正在武汉，听闻家乡爆发大规模起义的消息他心急如焚，正准备启程回乡时却不巧生了重病，等他回到黄安时黄麻起义已经被国民党的反扑暂时镇压下去了。

这时国民党第12军一部已重新占领了黄安县城，但黄安起义保留下来的农民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已经在光山县柴山保一带建立了一个小型的革命根据地。

1928年6月，郑位三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柴山保根据地，这里的革命武装只有一百多人，但正好位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其他军阀势力的空隙地带，纵横约30多里的区域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一些地主武装。

为了尽快壮大党的力量和红军的声势，郑位三与当时柴山保根据地的领导人曹学楷等一道，大力在贫农中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

柴山保的劳苦大众平时遭受地主武装和红枪会、黄枪会以及各种会道门的盘剥和欺压，早就如同一座火山急于喷发，在党组织的发动下顿时熊熊燃烧起来。

柴山保林深山险，易守难攻

一时间，各种为非作歹，欺男霸女的地方封建武装要么被红军收编，要么迫于压力解散，极少数铁了心和红军作对到底的土豪劣绅被镇压，以柴山保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根据地逐步地建立起来了。

到了1928年7月，柴山保的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全师下设4个大队，随后，31师以2个大队南下黄安，逐步控制了黄安县北的紫云、乘马等地区，红军声势大震。

柴山保根据地就是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火种，而31师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四方面军的骨干（1930年4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

作为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骨干，郑位三在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历任要职，先后担任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

二、三次身处绝境最后成功反杀

鄂豫皖苏区的迅猛发展，向西威胁武汉，向东遥指南京，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恐，从1930年秋天开始，蒋介石即调兵遣将，对鄂豫皖苏区展开“围剿”。

鄂豫皖根据地南控武汉，东迫合肥，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1932年10月，由于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未能获胜，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向川陕交界转移，郑位三被留下来在鄂东北坚持武装斗争。

这不是郑位三一生中第一次被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也不是最后一次，以剩下的5000老弱病残抵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进攻根本是毫无胜算，但他对组织的决定二话没说，坚决服从。

也许是老天有眼，每一次郑位三走到绝境时总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毫无悬念地，红军主力撤走之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城镇和乡村，并对支持革命的当地群众丧心病狂地实施杀戮，大肆制造“无人区”。

当时汤恩伯率89师参加“围剿”，每到一村即架起机枪连带老弱妇孺全部屠杀，地上的鲜血凝结足有几厘米厚。后来干脆连机枪都省了，见到活人即赶成一群，直接用刺刀刺死，鸡犬不留。

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老战友，左起：王宏坤（开国上将）、郑位三、徐海东（开国大将）、倪志亮（开国中将）

在郑位三率部坚持游击战争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群众死的死，走的走，“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在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中，郑位三的父亲、妻子先后牺牲，女儿郑奇英七岁就没了妈妈，只好让叔叔郑植惠背着打游击。

最困难的日子里，郑位三和战士们在深山老林里，大地为铺盖，苍天当被褥，没有吃的，就挖野菜，啃树皮。他们发誓，敌人欠老区人民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很快，郑位三组织在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红军战士三五人一组，穿着便衣，带着短枪和匕首混进乡公所、镇公所，趁国民党的基层人员、民团和警察不备突然开火，速战速决。

这样的特种兵式红军武装被称为“便衣队”，由于“便衣队”规模很小，行动飞快，等到国民党军队闻讯赶来时早已躲进深山消失不见，敌人又恨又怕，只能干瞪眼。

便衣队后来演变为武工队

就是在这么歼敌七八人，缴枪三五支的战斗中，反动派在老区的统治根本没法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那些国民党的保长、甲长被干掉几茬之后都学乖了，开始与郑位三等人秘密接洽，寻求与红军继续合作。

这种白天“扮演”国民党，晚上“变成”共产党的国民党基层政权，被郑位三形象地称为“两面政权”，后来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就学习这种办法，逐步地把那些基层政府改造成白皮红心。

再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便衣队模式又得到了新发展，变成了“武工队”。

1934年8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夕，郑位三在他位于罗山县卡房镇的临时指挥部里接见了一位重要人物：中央军委的特派员程子华。

程子华告诉郑位三，现在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红25军再坚守鄂豫皖苏区将完全孤立无援，应当立即转移，寻找机会与中央红军会师。

与郑位三一起坚持斗争的红25军政委吴焕先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所部2900 余人从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

英雄的红25军由徐海东、程子华任正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从河南到湖北，再到山西、甘肃，转战万里，击溃了国民党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最后到达陕北时部队人数还增加了800多人。

在红25军出发之前，郑位三找出了一张列宁画像，让政治部一位懂画画的科长临摹放大，随身携带，每次给战士们讲党课时就拿出来挂在墙上。

那位画列宁像的科长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他叫刘华清。

红25军还建立了长征中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率领红25军主力从陕南的根据地出发北上，时任鄂豫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再一次被留在了根据地。

红25军转战万里，创立鄂豫陕根据地

此刻根据地被国民党军20多个团四面包围，剩下的红74师只有700多人，但郑位三临危不惧，带领红74师坚持游击战争，打得进犯的敌人焦头烂额。

由于在鄂豫陕根据地极端残酷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郑位三每到一地，就深入群众，了解民情。

对于当地的地主自卫队、民团等反动武装，红军本着能够合作的尽量联合的原则，打击一批，分化一批，让一些国民党基层干部反而为红军办事。

因此，红军对陕南根据地的地形地势，群众基础了如指掌，红74师在陕南如同龙入大海，无迹可寻，进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反而如同瞎子，连吃败仗。

短短一年时间，红74师转战二十四个县，经历大小近百次战斗，先后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消灭敌军4000多人，部队发展到2000多人。

红74师师长、开国中将陈先瑞

郑位三的用兵智计百出，难以捉摸，例如红军打算攻一个镇子获取补给，但镇上驻有国民党一个团，强攻肯定讨不到便宜。

于是，郑位三让师长陈先瑞带一支小部队吸引敌人追过河，等到敌人大队被引进山之后红军主力出动，把河边敌人的船只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镇上留下的敌守军一个营和大批补给被红军“笑纳”。

等到敌人发现受骗上当，从山里转出来之后，因为无船可渡只能望河兴叹。

红74师在根据地神出鬼没，今天打一个县城，明天打一次伏击，搞得国民党军几十个团被牵制在陕南疲于奔命。

中央红军刚刚抵达陕北时，处境十分困难，正因为郑位三等人在陕南“大闹华山”，几次进入西安境内，牵制几万敌人不能北上，使得中央红军的压力大大减轻。

1937年1月郑位三（前排左一）、徐海东（前排右一）与陈先瑞、程子华等会师后合影

两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军始终不能完全占领陕南的革命根据地。

抗战爆发之后，郑位三再次受命南下，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新四军二师政委，与二师师长张云逸共同领导了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日军、伪军、国民党反动派三面夹击之下，新四军二师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1943年，二师干脆把师部设立在了距离南京只有一江之隔的安徽省来安县境内。

从此津浦铁路能否通行要看二师的脸色，而汪精卫和日寇对此竟然无可奈何。

1946年6月，郑位三已经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这时，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已经昭然若揭，其所部署的30万大军将中原军区5万多部队团团包围在宣化店为核心的方圆不到百里的区域内，形势一触即发。

突围前夕陈少敏（左一，后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郑位三、李先念在中原解放区合影

这是郑位三一生中第三次陷于绝地。这时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他身体不好，提出要派飞机接他回延安，郑位三却提出：大战在即，我作为中原部队主要领导之一，离开部队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决定留下！

6月23日，中原局收到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突围的指示，郑位三与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经协商后，决定主力分左右两路，于26日开始突围。

炮声隆隆，杀声震地，尽管敌人围困万千重，解放军的转移行动却丝毫不乱，郑位三、李先念率领右路突围部队1.5万余人趁着夜色一举越过平汉线，直插陕南。

郑位三沿着十二年前带领红25军转战时走过的老路线，指挥战士们奋勇冲杀，越过了一条又一条敌人的封锁线，十二年前多少同志牺牲在了这条路上，如今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再次前赴后继，迎着胜利的曙光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终于在8月初与陕南的游击队会合。

中原军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了十个月，牵制和调动了大批敌人，使蒋介石调兵前往其他战场的图谋不能得逞，最终还保留了大量有生力量。领导中原突围成了郑位三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成就。

中原突围

三、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损害了郑位三的健康，中原突围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49年武汉解放，他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江城，埋头从事教育和统战工作。

郑位三从小就喜欢看书，解放之后，读书、写作成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女儿郑复康回忆说，在武汉时父亲把所有的书店几乎都买遍了，书堆了两间屋子。

1942年，郑位三与蒲云结婚，婚前他对夫人说：作为党的干部，我有三个要求，希望你遵守。

第一，公家给我发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没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组织伸手，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

蒲云，这个1918年出生的四川妹子虽然只有24岁，却已经有8年革命斗争的经历，她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对丈夫的要求十分理解：党的干部必须公私分明，否则就不能算是为人民服务！

郑位三、蒲云和女儿郑复康在机场

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杰出贡献，郑位三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已经被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郑位三在党的“八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连续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人在北京，郑位三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那些烈士家属们，当年，烈士们为了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家属也吃尽了苦，现在革命胜利了，虽然老区的条件落后一些，但不能再让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

国家实行工资制之前，郑位三将组织上每月发给的300元津贴全部用来接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军烈属和无依无靠的烈士后代。实行工资制后，他仍然省吃俭用，接济军烈属，仅红安县就达几百人之多。

他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却十分严格，从小他就告诫四个还未成年的孩子，爸爸没有钱留给你们，一切要靠自己去创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郑位三一生不说假话，不办虚事，不搞关系，他以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平实作风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的后代。

解放后的郑位三照片不多

郑位三与前妻曹茂云生的女儿郑奇英生于1925年，1936年11岁就参加了红28军，后来她嫁给了黄麻起义领导人、郑位三的老战友吴先元（1946年中原突围中牺牲）的儿子吴世敏。

解放后，郑奇英一直在云南省棉麻公司工作，为了国家纺织事业奋斗终生。

郑位三与蒲云的女儿郑吕梁、郑复康从小就自立自强，低调做人，踏实做事，郑复康在邮政出版行业工作数十年，很少有人知道她是郑位三的女儿。两个儿子各有事业，但也平淡无闻。

父辈留给他们的不是什么名望、地位或者什么“资本”，而是勤奋务实的做事习惯，简单真实的做人风格。

向无私无我，有功有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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