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武士道

众所周知，佛教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具有维持社会道德的作用，提倡“慈悲”“为善去恶”“不能杀生”等等让人向善的内容；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武士道”在中国民众心中就是“侵略”、“杀戮”、“残暴”等极度恶性、负面意义的代名词。

从这一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应该是矛盾对立的，但在日本文化中，佛教经典丰富了武士道的思想内涵，佛教教义成为武士道的行为规范；而武士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佛教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现世性”“世俗化”。可以说，两者之间关系极深，影响至今。

“武士道”产生前佛教的“本土化”发展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日本濒临欧亚大陆，属于近陆岛国，处于中国文化圈最东侧边缘，这种特殊的自然文化地理位置，使得日本虽然接近东亚大陆，却无陆上通路，本身四周环海，具有与外界隔绝的天然屏障，使日本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同时日本又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加之日本国土狭长，平原地区很少，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

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民族在信仰上更易产生和保留原始的宗教信仰、部族信仰，在文化上，由于自身的环境封闭与文化贫乏，会更加善于学习吸收先进文化为养分，同时，由于日本“岛国民族”具有的排他性，使得日本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与吸收过程中更具有选择性，其结果就是外来先进文化被迅速“本土化”“日本化”，而非被外来文化同化。

神道作为世俗宗教，是日本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们认为人的存在取决于神灵的恩惠与庇护，他们向神灵祈祷，表示对神灵的忠诚。人们通过对共同信仰的神的祭祀强化了彼此的一体感，强化了个人对集体的认同和忠诚。

但是，神道是一种集团信仰，而不是个人的信仰，它对于武士个体精神上的拯救及道德修养上的帮助则作用甚微。神道未能给予武士的东西却由佛教提供了。镰仓新佛教的兴起并与武士结合，对武士道德及武家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士阶级伴随着社会混乱和战争而兴起，在战乱中，武士不知何时失去生命，可谓朝不测夕，因体验到人生的无常和现世的苦恼而深感不安。由于武士以战争为职业，野蛮粗俗，嗜杀成性，在佛教看来，他们是“杀生的罪人”，因此对他们来说，佛教深奥的教义和不杀生的戒律无论如何与他们也没有半点缘分。

但随着武士地位的提高，那些目不识丁、穷兵黩武的“兵”和“侍”一变而成为统治者。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他们迫切需要具备与自己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因此开始在佛教中寻求新的内容，而镰仓新兴佛教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为武士们打开了皈依佛教的大门。

早期佛教所强调的是为摆脱现世的痛苦或罪孽，要经过严格的学问修养和长期的修炼，因此武士为了得到拯救，就必须出家，如源赖朝的八代先祖源满仲经过承平、天庆两次大战乱，成为京城赫赫有名的“京侍”。

由于他接受了僧人的说教，突然决定出家，退出“兵之道”，在出家前他将甲胄、弓箭等武器全部烧毁，多年侍从他的武士五十余人也随同其一起出家。源满仲出家是个别现象，而当时佛教那种清规戒律和研习经书对目不识丁的武士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为了适应武士阶级对宗教上的需求，法然（源空）发展了前代以来流传的佛教净土思想，使其成为带有民族特色的宗教即净土宗。法然告诫人们，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即使是犯了忤逆重罪的人只要专心念佛，反复诵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消除罪孽，往生西方净土。

法然的弟子亲鸾又进一步发展了净土思想，提出“恶人正机说”，认为“恶人”才是拯救的对象，只要坚信佛法，即使犯了大罪，死后也可以往生净土。亲鸾还反对禁欲主义和出世主义，主张即使不出家，不食素，过世俗生活，但只要诚心念佛，依靠佛力也能往生成佛。

由于法然和亲鸾的教义通俗简单，无需诵经和过禁欲生活的严格修行，因此在当时“非常适合武士的精神倾向”，而“恶人正机说”更是可以满足被视为“杀生的恶人”的武士在精神上的需求。根据净土教义，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无所顾忌地奔向战场，肆行杀戮。曾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个武士想到，若从佛教徒来看，在战场上是下地狱之“因”，而不上战场又违背武士的本分。

为此而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武士便去请教法然和尚。法然回答说，即使在战场身亡之际，若能成就念佛之行，亦可得往生。于是这个武士便安心地上战场了。

净土宗虽然没有为武士提出什么道德规范，但它否定现世，鼓吹彼岸的净土思想，对培养武士为主君效死的精神起了很大作用。而它提倡的无欲之心，慈悲之心，也有利于涵养武士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北条重时的家训《极乐殿御消息》就是以因果报应和极乐往生思想为基础，写给其子孙及家臣们的道德训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