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格兰家庭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哪些问题的影响？首先，英格兰家庭教育的特点是每个阶层都带有各自家庭独有的附加教育成分，以保持家族的独特性和阶级差异性。如贵族子女一般不会习得农业技艺，而他们所具备的狩猎、骑射、舞蹈、音乐、辩论、社交等才能也不会体现在底层身上。

家庭教育的衰落原因

家庭教育的衰落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当英国贵族家庭不再是社会权力中心，它们就不再是年轻人的训练中心了。

家庭规模的缩减使大家庭里的亲属和仆役人数大大减少，以往这些人都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对儿童的教导，如今的小家庭基本只有父母孩子而已，教养子女的责任落到了父母头上；另一方面，社会对专业教育的需求提高，家庭传授的简单、落伍、不切实际的知识难以满足社会的新发展。

1640年《家庭管理的假道学形式》一书写道：“必须以学识或以将来能使子女谋生且生活的更好的一门营生或一个行业来将子女养大。”

清教主义中“信徒直接与上帝沟通”的观念和“家庭祈祷”需要每个人具备一定的识字、读写基础；政府对神职人员、官僚、律师、医生专业素质的高要求拉高了就职所需的文化标准。再者，技术进步对知识传播的促进作用也很明显。

活字印刷降低了书籍售价，为初具识读能力的人提供了汲取知识的机会，频繁的政治、宗教争论进一步扩大了人们与印刷品的接触，许多辩论正是通过布道坛和印刷物来传播的，也侧面反映了当时识字人数的增加。据统计，1500年只有1%的妇女识字，男子识字的比例达到10%，到1640年10%的妇女和30%的男子能够读书写字，到了1720年，妇女和男子分别达到25%和45%。

新教诗人约翰·弥尔顿曾写到：“当人们有更多学习要求时，也就有必要进行更多争论，更多创作，发表更多意见。这就是知识形成的过程。”1641年书刊检查暂告一段落后紧接出现了小册子的小阳春，1640年只有22种，到1642年出现1996种。

书籍印刷物的盛行为民众提供了接触知识的渠道，人们从书本中获得的知识也可通过日常谈话交流进一步扩散。以上种种迹象都提高了对专业教育的需求，公共教育渐兴。

英格兰公共教育发展的表现

受教育群体扩大，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进入上流社会占据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包括约曼农、小店主、手艺人的孩子。教育越发世俗化，面向世俗子弟开放的新学校纷纷创办，授教内容从宗教向文法知识为主转变。受教育场所从家庭转变为公共教育机构；施教者从家庭的男女主人和神家教转变为以掌握专业知识、技术的公共教师；教育仍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

首先，教育在各阶层中的普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育普及表现为学校的增多和入学条件的放宽。16、17世纪早期，捐赠和慈善是创办学校的主要来源，有些学校由在当地教书谋生或补充生计的人开办；另一些是根据父母或捐助者的要求设立的。

在当时，普通大众、商人、神职或豪绅都以资助学校为荣。1642年罗伯特和凯瑟琳兄妹捐赠了一块土地，利用其租金在切森特建造一所学校教授贫穷的孩子们读写。布商利奇菲尔德和议员托马斯在1677年资助了一所学校，教30个穷男孩读圣经。1662年，约翰·斯卡吉尔牧师捐赠54英镑在德比郡建立了一所学校。

1694年，迪格比勋爵西蒙为了“美意、虔诚和慈善用途”遗赠的500英镑中，每年留4英镑给沃里克、科尔斯希尔的穷姑娘们学习阅读、编织、缝纫，还提供一笔款项教男孩读写、算账，使他们以后能从事体面的工作。

此类行为举不胜数，这不只为了向贫困子女灌输宗教思想，培养生活技能，还在于将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因为从中受益的致富者会在日后捐助新学校的创办。学校数量增加，受众面扩大给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入学机会。

在17世纪早期，90%的学生来自贵族和士绅家庭，30年代后，出身平民家庭的学生日益增多，几乎与贵族相持平。女学生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以往女孩只能在修道院中接受零星的神学教育，且只是小部分上流女孩的特权。16世纪以来女子寄宿学校纷纷成立，17世纪初每个城镇都至少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

1500年到1700年之间，几乎所有阶级的女孩都能获得正规教育，女性总体识字水平显著提高。但大部分公学在生源构成和数量上仍存在限制，针对贵族专设的公共教育机构仍占大多数。其次，教育的世俗性、实用性提高。

在中世纪，教育始终与宗教有关，修道院、小教堂及附设的学堂不仅是未婚儿女的栖身之所，也是贵族子弟受教育的场所，贵族孩子基本都有长期在全日制修院住宿学习的经历。教派分裂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迫切想将初等教育作为灌输自身教义的工具，若不以宗教的名义施压，不识字的农村父母从来不会觉得有必要把孩子们送到学校里去。

神学学校的建立最初虽出于宗教目的，但也提高了英格兰人的文化水平，带动了世俗教育的兴起。17世纪的学校不再主要培训神职人员，而是用来培养专业人才，正是政府对知识人才的渴求迫使学校更加重视实用性文化知识教育，与神学相比，数学、几何、天文、地理、逻辑、修辞、语言、写作、文学、哲学、法律、医学等知识要更符合社会需求：几何知识和数学运算有助于人们测算地产数额及其收益。

指南针的使用，观测地形、天象有益于航海事业；掌握古典文学、逻辑和修辞有望成为能言善辩的讲师或作家。并且在国家官僚机构的完善和现代外交形成的过程中，最高公职落入了那些接受过系统培训、头脑清晰、了解国际形势、懂得起草文件、精通法律、历史、文学，熟悉外语，有逻辑、有口才的人手中。

受教育人士的成功经历使贵族和乡绅抛弃落伍的军事知识，转而接受书本知识。法律、语言、历史等学科渐渐成为培养通才和政治精英的关键，贵族、乡绅、商人都选择将子女送入学校中进行专业学习，以期成为受过专业教育的行政人员或职业精英。

第三，家庭教育日益衰落，对上层贵族、绅士来说，17世纪发生了教育地点和教育性质的双重转变。以前受教场所主要是自己家庭和寄养家庭，有条件的家庭能包揽宗教和世俗教育，虔信的家庭自身就是良好的宗教教育场所。伊拉斯谟将托马斯·莫尔的家庭比作基督教学校，莫尔的女儿、侄女、儿媳和养女正是在家里接受了教育；约翰·布鲁恩和妻子在家教导他们的孩子，一家人经常做晨祷、晚祷、唱诗、读经。

露西·阿普斯利在自传中陈述：“我7岁的时候家里有8名家庭教师，分别教授我语言、音乐、舞蹈、写作、针线活等。”如今，寄养衰落致使家庭规模减小，私人教师数量日减，在贵族家庭中学习的人也寥寥无几。

贵族的家庭教育逐步向公共领域转移，纯粹职业化的教师代替了父母或教父教母，教育内容和教学等级不断被分类和细化，教育更加专业化，内容日趋统一：17世纪后，贵族子女要先在文法学校学习基础的识字读写，再到各大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内容从习武、宗教、人文熏陶转变为人格教育和专业知识的授予。

家庭规模缩减的影响

最后，教育的普及并不意味着各阶层受教育机会均等，受教育机会仍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同饮食、住房、服装一样，教育也是分层次的，教育水平受经济限制，民众享有教育文化资源的机会按地位高低递减。首先受庞大的教育开支影响，基础教育费用包括学杂费、伙食费等，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支出越大。

小农场主或工人负担不起哪怕是学校教育必需的小额金钱。其次，对于农民家庭，教育不仅要花费金钱，还意味父母会在子女青年期失去他们的劳动力，而雇佣也是一笔费用，因此许多农民家的孩子不可能长期在学校接受教育。其三，孩子受教育的程度与其家庭在现实生活中投入教育及取得回报的比例相关。

教育进步在参与市场经济的群体中最为显著：比起农夫、雇工，约曼农、商人子女的受教育机会要多得多，这是因为对于农民而言，读写能力及识字水平并非其从业和生活的必备技能，在这样的社会中，家庭基本只要求孩子受教育程度与其社会等级地位和其未来身份相符合而已。

因此，人们很少追求跨阶层更高层次的教育。但是对于贵族、绅士来说，接受教育是保持上流社会地位乃至跻身更高层次的必要条件，对于律师、商人和医生等精英人士，识字读写能力是获得专业资格的前提。

总的来说，即使在17世纪上半叶教育发展顶峰时期，教育的对象仍主要是贵族和绅士阶层。但整体来看，17世纪以来，英格兰教育轨迹呈现出从家庭向社会、从多元向统一、从排他向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