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典籍免费读

每周四的下午，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6楼的一间教室里，都会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只见教室里摆满了大漆桌，上面堆放着用于篆刻的石头、等待修缮的古籍和字画，以及棕刷、排笔、宣纸、毛笔、浆水等工具材料。左手执刻刀，右手执敲板，几张红色桌子旁，十几个学生埋头围坐在一起，各自守着手中的青石块，反复敲打着石头上的文字。

这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开设的课程“古籍修复基础实践”。课堂多是动手的活，学生则都是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

新民晚报记者 陶磊/摄（下同）

博学笃志

国宝级“工匠”坐镇

顾、乐、伍、殷……这学期，这群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在这门必修课“古籍修复基础实践”上，主要学习“百家姓”石刻。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和行书五体，将487个常见百家姓姓氏刻于青石块上。目前，用于刻百家姓石头的单面他们已全部刻完。

“赵老师来啦。”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走进同学们中间，他摸着刻痕，一眼看出了问题所在，拿起刻刀，边给学生们演示如何走边、扣底，边细细讲解篆刻方法与技巧。

他是主讲教师，上海图书馆退休的副研究馆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专家赵嘉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从业六十余载，他成了当今国内全面掌握古籍修复、碑刻传拓、碑帖书画装裱等技艺的大师。

豫园“海上名园”刻石、陆家嘴“世纪大道”刻石、龙华烈士陵园革命英雄纪念碑、复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石碑等都是赵嘉福的作品。今年是他在复旦教学的第九个年头。

一转身，赵嘉福开始指导学生如何修复破损字画。在大漆桌上喷点水，取一块比破损处稍大的宣纸贴在桌面，再将作品平铺，破损处与宣纸重合。接着，用排笔搅匀浆水，慢慢将字画排贴在桌上，并用小拇指挑出破损的缺口，慢慢抚平。“搅动浆水这个动作不要忘记，浆的厚薄会影响排笔的动作。”边操作演示，赵嘉福边嘱咐着。

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像赵嘉福这样的国宝级“工匠”“大师”还有多位。包括——

童芷珍，原上海图书馆资深古籍修复师，曾应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邀请，讲授古文献修复课程。代表修复作品有宋刻本《左传》、清康有为手稿《大同书》。

黄正仪，长期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与传授传统技艺。修复代表作有《白榆集》（明万历）、《皇明大事记》（明崇祯）、《淡轩先生诗集》（明末）等。

大师们目的只有一个，让古籍修复师后继有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门培养古籍修复师的地方。

抢救文物

修复师后继乏人

2016年开播的高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国人第一次深入了解了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人们了解到故宫内的“文物医院”，也了解到刚出土的文物原本已然残破不堪、古代名家的字画已经千疮百孔。正是经过文物修复师的精心修复，才重现光鲜亮丽。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艺术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极其丰富。它们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比如，金属文物锈蚀、瓷器破碎、古籍破损等，所有这些历史文物都要进行抢救和修复保护才能长期保存下去。

有调查显示，中国文物系统3000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半数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物工作已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而中国仍停留在抢救性保护阶段，也就是说“快不行了才去救”。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文物修复师的缺乏。

古籍修复师是文物修复师中的一部分。由于材质的特殊性，古籍书画在传世的过程中极易因为保藏不当，遭遇受潮发霉、虫蛀鼠咬；纸张的自然老化也会使书画产生破洞、碎裂、褪色等问题，如果不及时修复，书画的寿命很快就终结了。我们今天能在博物馆看到几十、几百年前的书画，都是靠古籍修复师一代一代接力修复保存下来的。

目前，国内高校每年培养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高校毕业生为6000至8000人，而最终进入博物馆及文物考古一线的仅2000余人。中国现有专业博物馆4500多座，一座博物馆每年招收的专业大学生竟然不到半个。而且，这半个学生，还不一定是专业人才。

“武林秘籍”

练完外功修内功

古籍保护工作离不开古籍保护人才培养。2014年，复旦大学发出呼吁：中华古籍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物质载体之一，也是中华民族造纸与印刷两大技术发明的历史见证。古籍保护涉及文献学、高分子材料学、物理学、生物学、非遗、艺术美学等多学科领域，传统的保护手段多依赖于前人的经验总结，缺乏对科学保护机理等的探究，因此，复旦愿意与兄弟院校一起，共建“古籍保护专业”，并建成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同一年，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支持下，复旦大学成立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研究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保护高端人才。

记者在该研究院现场看到，目前，它已经下属设立多个专业机构，包括：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复旦大学传习所、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古籍保护技术基础科学实验室等，一个较完整的古籍保护人才体系和研究体系已经在复旦初具规模。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介绍，研究院自2015年起招收国内首届古籍保护方面专业硕士，后增加地方文献保护、纸质文物保护两个专业硕士方向。自2017年起，招收高分子材料与古籍保护、文献与古籍保护、传统写印材料与古籍保护方向的博士生。

“我们培养的学生学历都在硕士以上，而且都是能亲自动手的古籍保护工匠型特殊人才。”杨光辉说。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复旦培养的古籍修复师，如同一位“武林高手”，既练“外功”“轻功”，又要修炼“内功”。

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如下：中国美术史、古籍保护概论、中国藏书史、古籍保护前沿研究、古籍修复、古籍编目等专业课；古籍修复实践、古籍版本鉴定、中国书画临摹与修复、传统石刻传拓碑帖修复实践等选修课。古籍保护专业博士的课程包括：古籍保护科技实验、高分子材料结构性能与古籍保护等。

上述课程要求学生具备专业知识，同时又具备认真细致的动手技能，视为“外功”“轻功”，杨光辉认为，优秀的古籍修复师还应具备较深的文化底蕴，视为“内功”，内外双修，成为一流的古籍修复师。这正是复旦的培养目标。

“复活”工艺

中国纸修中国书

高科技，也是当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一个重点课题。

采访中，杨光辉说起多年前带研究生在日本奈良访问时的经历。一名第六代手工造纸传人对他说，这家作坊传承百年，提供奈良等地日本古籍的修复用纸以及日本天皇宫廷用纸，还说，如果需要，他可以为中国提供帮助。

一席话，道出了中国古籍修复的痛点。中国古籍繁多，大量急需修补，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优质的古籍修复用纸。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古籍修复用纸，都来自日本。

“我们的纸张，寿命太短了”，如何解决长寿命纸张研制的关键科学问题，是摆在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面前的难题。

复旦大学利用学科优势，全校总动员。已故的生物学教授钟扬和他的团队寻找到了长寿纸的纤维植物——荛花。

终于，有一天，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原校长杨玉良带来一个好消息：中国传统的开化纸工艺在复旦大学支持下，得以在浙江开化“复活”，这是中国千万古籍的福音，今后，中华古籍可以用中国自己造的纸张来修复。

在中国传统手工纸中，开化纸因其细腻洁白、薄中见韧、寿命长久的特质而享有尊贵地位与国际佳誉。开化纸史称“藤纸”，其工艺源于唐宋，至明清时期趋于纯熟。当时宫廷内的诸多文书与刻书皆用开化纸，例如清代康乾时期的《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库全书》等著名典籍多由开化纸制作而成。然而这样一种宫廷用纸的制作工艺却由于历史原因而失传。

眼下，世界范围内最受认可的传统手工纸是日本和纸，世界主流机构基本都用这种纸张进行古籍保护修复工作。开化纸的失传使得中国缺失顶尖品质的手工纸。而对于古籍保护来说，不能使用源自中国的优质手工纸来修复象征中华文脉的古籍，更是一种遗憾。虽然开化县民间艺人已经尝试恢复开化纸工艺，但是人员设备、科学技术的缺乏使得研究受到很大的制约。

2015年起，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研究团队相继与开化县“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中心”、广州市《广州大典》中心合作，携手启动开化纸传统工艺恢复项目研究。从那一天起，“开化纸——杨玉良院士工作站”正式启用。

杨玉良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这样一种品质优良、能保存千年的开化纸若能重现，就能实现用中国自己的纸张来修复中国古籍，为古籍修复提供重要的材料保障，提升中国古籍修复的民族自信心与国际影响力。

快下午4时了，16楼教室内的“叮当”声渐渐停息。赵嘉福结束了当天的教学，有些疲劳。他说，其实并不要求学生走刀、转折和自己一模一样，“只要能做好就行，有创新意识更好。大学是教基础知识，到具体工作岗位，这些是敲门砖。”

古籍保护与生物、化学、计算机等学科联系越来越紧密。未来，教室里还会有更专业的设备，能测试同学们敲打的压力和轻重缓急等，对提高他们的技术将有很大帮助。听到这个消息，赵嘉福很高兴。

“我是一块砖，哪里古籍需要修复，我就去哪里。”这话，赵嘉福常说。“老师教授的不仅是技法，还有做人的道理。我选择这个专业还是因为个人喜好，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和艺术，刻章和装裱也是自己的爱好。我工作过一段时间，又特地转专业过来学习这个内容。毕业之后比较合适的是去图书馆或者博物馆从事古籍相关的修复的一些工作。”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级硕士研究生蒋明鲁告诉记者。

截至2022年7月，复旦已培养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69名、博士1名，就业去向为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博物馆、四川杜甫草堂博物馆、桐乡市图书馆、北京东城区档案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档案馆、中央党校等。恍然间，人们似乎可以看见，灯光下，一个个面对古籍的年轻人。尽管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太少太少。人们期待着，在寂静的古籍收藏间，年轻人的身影多起来，中国的古籍修复师不会后继乏人。

新民晚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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