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同为我党第1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一直相互扶持，共同战斗。“朱毛”这一广泛流传于祖国大地上的特殊名词，也永久地载入史册，成为了党内团结的象征。

1929年毛主席回归部队时，朱德元帅那一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也成为了一时佳话。

然而，就是这么一对亲密的友人，在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夕，却因为分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毛主席和朱德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毛主席和朱德之间产生了争论呢？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

红四军的诞生与八月失败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着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湖南起义农军抵达了宁冈砻市，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部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毛会师

那么，为什么朱毛红军作为我党领导第一支有系列番号的红军，番号却是“第四军”呢？

朱德元帅后来接受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时，曾经对此做过解答：“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和我把两部军队合组成‘第四军’，所以用这名字，为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我任第四军军长，毛泽东当政治委员（党代表）。

红四军成立后，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迅速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也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1928年6月，国民党赣军的精锐部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宁冈发起了猛烈进攻，这也是红四军创建以来经历的第一场大战。朱德率领陈毅、王尔琢等人在龙源口将敌人击溃，占领永新。

朱德

赣军又试探了几次后自知不敌，遂和湘军取得联系，和湘军分别从两个方向进犯井冈山。就在毛泽东打算将主力部队集中在永新周边的乡村，同时发动群众和敌人作战时，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来到了井冈山，要求毛泽东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向湖南的资兴、耒阳一带进击。

毛泽东对于杜修经的这个盲目指挥十分气愤，当即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报告，申明红军当前不宜去湖南。

然而毛泽东没想到的是，1928年7月，杜修经竟然借着红29团官兵想回湖南家乡的意愿，引导着部队向湖南冒进。

朱德、陈毅担心出意外，只得带着部队跟着他们前进。杜修经的这一行为直接导致红29团几乎全军溃散，国民党军借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虚而入，占领了井冈山一些县城和平原地带，这就是著名的“八月失败”。

杜修经

好在，留守井冈山的第31团一部和第32团在黄洋界挡住了敌人的进犯，迫使敌军撤退，为红军主力回师创造了条件。

绝处逢生的朱毛红军，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连战连胜，顽强地在敌人的四面“会剿”中生存了下来。这让以为“消灭”了朱毛红军主力的国民党当局大吃一惊。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后，红军的声势更胜以往。

1929年1月1日，曾经两次参与组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的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被蒋介石任命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6个旅18个团的部队，又一次对井冈山发起“会剿”。

何键

就如何打破敌人进犯的问题，毛泽东和朱德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两人一个主张巩固井冈山，一个主张出击赣南。最终红四军采纳了陈毅“围魏救赵”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等人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第28团、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围魏救赵。

分歧之始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正式离开了井冈山，一路向着大余县城进发。

当时敌人并没有在大余县城部署部队，红军没费一兵一卒就轻松占领了该县。然而，这次出敌不意的胜利也给红军带来了“不意”。赣军得知红军部队占领了大余县后，立即出动了一支部队反击。不幸的是，大余县之前没有党组织，我军没有的任何群众基础，敌人行军过程中我军没收到任何百姓的报信，直到敌人打到阵地了才反应过来。

伍若兰烈士

此役我军损失不可谓不大，先后牺牲两个营长和一个团党代表。当部队撤退至粤北南雄县乌径准备宿营时，敌人又追上来了，我军只得接着撤退。在撤退过程中，朱德之妻伍若兰受伤被俘，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腿部中弹，陈毅在突围途中被敌人抓到了大衣，好在他急中生智，将大衣往后一抛罩到了敌人的脑袋，顺利脱身。

红四军的这次下山可以说十分的不利，因自身损失惨重，导致“围魏救赵”的计划彻底破产，井冈山根据地在坚守了数日后沦陷于敌手。部队行军途中没有群众的支持，后面又有穷追不舍的敌军，毛泽东在给中央写报告时，将这段时间称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也就在这“最困苦的时候”，红四军内部却产生了分歧。当时红四军人数太多，目标过大，在给养、宿营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因此有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作战单位，毛泽东、朱德分别带领一支部队行动。

毛泽东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现在分兵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因为分兵问题，他和朱德还在前委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谁也没说服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干部都要求分兵行动，对军心都造成了影响。

毛泽东

1929年2月初，红四军在寻乌县罗福嶂山区召开了一次前委会议。毛泽东为了提高决策效率，提议对部队改制，军事行动由前委拍板，暂时撤销军委。

前委即前敌委员会，是红四军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我党在革命时期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武装起义或者组织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管辖全军各级党组织兼及地方赤卫队。

1928年6月时，红四军根据中央指示，又专门组织成立了接受前委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军委），朱德担任军委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之所以主张暂时取消军委，是因为前委、军委部分职能重叠，不利于统一指挥。因此毛泽东才会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军部特支。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由作为党代表的他本人兼任政治部主任。

经过讨论，会议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如此一来，毛泽东指挥部队更加的得心应手了。在不久后的大柏地战斗中，红军一举歼灭了敌人两个团的部队，打了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红四军至此摆脱了被动的局面，掌握了主动权。

然而，我军虽然不断的取得胜利，但还是有一部分干部因为种种原因，对毛泽东集权的做法感到不满，也就在这一时刻，中央来信了。

毛主席

二月来信

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中央这封信是2月份发出的，因此这封信被称为“二月来信”。

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红军所处的环境，认为全国政治局势不乐观。因此在信中要求红四军保存实力、发动群众，把队伍分散到农村去。同时，中央认为朱德、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中目标过大，要求“朱、毛毅然的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中央这封信的本意是好的，问题是此时红四军的形势和“二月来信”写作的时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封迟来的信件对红四军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红四军中原有的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干部，趁着这个机会再次提出了分兵的要求。与此同时，“二月来信”对红四军的士气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毛泽东、朱德可以说是红四军的灵魂人物。现在要将他们两人调走，一些红四军指战员因此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军中产生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悲观情绪。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4月5日在瑞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对中央的错误指示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中央2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

同时，毛泽东胸怀坦荡地表示：“如果中央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他建议派遣刘伯承和恽代英接替自己和朱德的工作，“二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毛泽东有理有节地回信说服了中央，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收回了成命。

送来“二月来信”的是刘安恭，他是朱德的老乡，参加过南昌起义，还有苏联留学背景。当时的红军对有苏联留学经历的人十分崇敬，再加上刘安恭又是中央派来的，因此朱德、毛泽东、陈毅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临时恢复红四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刘安恭

刘安恭年初刚回国，紧接着就被中央派出来了，他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不熟悉、不了解，只知道机械的照搬苏联红军的做法。他在苏联学来的“一长制”和侧重军事工作方面的观点，和朱德的观点比较接近。

当时的毛泽东和朱德因为“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都想寻求刘安恭的支持，结果刘安恭最终选择了站在朱德一边。

朱德

刘安恭当上临时军委书记后不久，就提出了“前委只能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的规定，并要求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他的这一举动，相当于要在无形之中限制前委的领导权。刘安恭的这一行为，直接在红四军内部引起了一场关于前委职权问题的大讨论。

1929年5月底，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为了消除思想混乱，统一认识，确立红军的领导机制，在湖雷召开了一次前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军委分权等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主张取消临时军委，他认为现在红军的处境要求前委必须集中权力，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而硬插进来的临时军委职能重复，存在分权问题。

然而刘安恭却觉得前委“管得太多”，有“家长制”倾向，觉得红四军必须得有军委。与此同时，朱德也赞成设立军委。朱德、刘安恭一方得到了在场大部分人的附和，就连很多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

毛主席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场会议不但没有化解红四军内部分歧，反而演化成了分歧的总引爆。自感书记难做的他提出了辞职，但前委的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同意这一要求。

6月8日，红军又在上杭县白砂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取消临时军委。在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发言时都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只不过关于党如何领导军队，两人的看法不尽相同。

最终，大会通过投票决定取消临时军委，毛泽东主动辞去了前委书记的职位，由陈毅担任代理前委书记。

不过，会议虽然结束了，这次争论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红军的性质的争论仍然存在。

为了尽快结束党内争论，前委决定近期内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自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

6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给林彪的信》，提出了红四军党内“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毛泽东认为：

“红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及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6月15日，朱德也发表了 《给林彪的信》，朱德认为：

“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

朱德

红四军“七大”纷争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公民小学的兴学祠内正式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党内的争论问题。

据大会的参与者傅柏翠、肖克事后回忆，“‘七大’的气氛十分的紧张热烈，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

身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在大会上“各打五十大板”，对毛泽东还有朱德刘安恭都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都有不对之处，他在大会上主要批评了前者。

陈毅

后来，红四军“七大”通过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首先对1928年4月至8月实行的一些政策予以了肯定，认为前委下再设军委确系机构重叠。不过，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存在的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以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正确主张，“决议”没有采纳。

会议结束后，落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去蛟洋养病去了。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对闽西根据地发起“三省会剿”，危急时刻，陈毅、朱德连夜找到毛泽东的住处，跟他讨论退敌之策。毛泽东十分的镇定，表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用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对敌。

商讨完退敌之策后，陈毅动身去了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朱德则担任临时代理前委书记，主持红四军工作。

1929年8月26日，陈毅顺利抵达上海，将红四军的现状对中央做了报告。中央对朱毛争论问题十分重视，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小组解决这一问题。

9月28日，经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中央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正确、稳妥的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系列问题。

中央认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同时，中央指示：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两同志仍留在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来信（局部）

10月22日，陈毅回到了红四军司令部见到朱德后，将中央的指示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表示红四军“七大”上自己犯了个错误，要跟毛泽东承认错误，把他请回来。

不久后，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七大”上犯了错误，请他立即归队，之后将中央的“九月来信”一同给毛泽东寄了过去。

毛泽东虽然对红四军“七大”上陈毅的做法不甚满意，但那只是意见分歧，并没有产生任何的个人恩怨，因此接信后立即动身，于11月26日和朱德、陈毅会合。

陈毅、朱德当面跟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请二人多多包涵，三人之间的感情更深厚了。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红四军抵达福建上杭县古田村，毛泽东开始为红四军“九大”做具体准备。毛泽东认为：“只有具备政治观念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才可以当选为前委委员。”之后，毛泽东根据过去一段时期自己对红四军建设所思考的问题，以及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写就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

12月28日，“古田会议”胜利召开，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毛泽东和朱德两人，一个以一介书生的身份领导了农民起义，一个则出身于正规军，是一名典型的军人。两人在初期的融合过程中出现分歧是难免的，但他们最终还是化解了矛盾，为部队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