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德国经济研究所传出一项数据：2022年德国企业在华新增投资达到115亿欧元，再创新高。

然而就在不久前的三月底，一贯对华友好的德国最大在野党联盟党放出了一份27页的“对华政策草案”。尽管这项草案最终未获批准，但它依旧能反映出德国议会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

一边高调宣扬经济合作成就，一边鼓吹“中国威胁论”，德国人不是在自己打自己脸吗？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德国第一次在对华态度上自相矛盾了。去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带着庞大的企业家团队来北京访问，中德关系破冰的喜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但没过几天，德国外交部就出台了一本厚厚的对华政策纲要，里面写的全是“中国威胁论”。再往前数，德国外交反复无常的事例比比皆是。

中德关系在冷战后的几十年间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为何德国在对华态度上会频频反复？

冷战后的德国对华态度

在德国的政治体制中，总统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在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个人是德国总理。

1990年德国统一后，一共经历过4任德国总理，他们分别是科尔、施罗德、默克尔、朔尔茨。

早在东西德国合并之前，科尔便已执掌西德多年。那段时间，德国民众的最大心愿是甩掉“非正常国家”的帽子，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于是科尔放眼全球，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欧美各国对西德已经形成固有印象，苏联处于对抗阵营且行将就木，那时候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便成了科尔重点接触的目标。

1984年，科尔首次访问中国，给中国带来了5000万西德马克的贷款额度。那时的中国，整个国家仍处于贫困当中，5000万马克可以解社会发展的燃眉之急。

比钱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技术。整个80年代，科尔三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大开方便之门，那个时代中国新进的国外技术中，有一半是来自德国。

1987年，中美关系已经走到蜜月期的尽头，美国政府开始带头在中国边境问题上挑事。按理说美国是西德的盟主，科尔政府与美国保持一致再正常不过。

但科尔选择的是坚持正义。那一年，他不顾反对再次访华，在西方媒体的一片谩骂声中访问中国，使中国不至于在国际社会上孤立无援。

进入90年代，德国完成了统一，中德关系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扩大经济交流的同时，科尔政府出台了《德国亚洲政策纲要》等文件，构建起中德交流的基础框架。

那段时间西方各国普遍对华强硬，唯有德国不仅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1995年科尔最后一次访华时，中国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达到百亿美元的规模，近千家德国企业在华投资。

科尔自称是德国“首席推销员”，他在任时期，中德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那段时间两国也并非没有过摩擦。

科尔的任期是1982年至1998年，这段时间也是中国与西方由紧密合作转向激烈对抗的时间，美国等国不断以人权等问题挑衅中国。

由于政治认知不同，每当西方抛出人权问题时，科尔基本与欧美各国保持一致的论调，中德关系难免经历考验。

1998年，施罗德取代科尔成为德国总理。这位新总理曾预言过美国的衰落，在他看来，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西欧国家仍然紧跟美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早在70年代，施罗德就曾到访中国，那次访问中他还见到过毛泽东，可谓是中国的老熟人了，不过他上任后的首次来访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但这怪不得中国政府。

1999年，施罗德急切地寻求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也对这场外交活动高度重视，但在这期间，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部队空袭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德国是北约的一份子，施罗德一时间进退两难，最终他还是选择赴约。当他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的只有几名安全官员，随后的访问行程也被缩短到了28小时。

尽管如此，施罗德仍对中国表示了理解，这也让中国政府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加深。不到半年时间，施罗德又一次访华，中德关系成功破冰。

执政7年的时间里，施罗德访华6次，成了中国政府的常客。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德国是少数几个敢于声讨美国的欧洲国家之一。2005年任期结束后，施罗德接受普京的邀请担任俄欧天然气运输管道“北溪”项目董事长。

施罗德的政策，使德国先于欧洲各国适应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在他执政期间，中德关系稳步发展。

施罗德卸任之后，执掌德国的便是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默克尔。

2006年，默克尔就曾经到访过中国。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她的整个任期似乎都是对华友好的。

但实际上，上任的最初几年，默克尔曾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铁娘子形象，因此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十分强硬，甚至可以说是西方反华急先锋。

2007年，默克尔不顾中国抗议和国内政客反对，坚持会见了西藏分裂势力元凶十四世达赖。在她看来，这只是一场轻描淡写的会谈，但中国政府随后就切断了中德官方沟通渠道，中德关系降至冰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全人类的盛事，又是她跳出来唱反调，成为第一个拒绝出席开幕式的大国领导人。

中国政府也没有给她好脸色，而是邀请了一贯友好的施罗德。

自那之后，德国人也意识到默克尔的对华态度将是整个德国的灾难。施罗德批评她的外交政策堪称愚蠢，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说这是“德国战后最大的外交失误”。

在全国上下的一致抨击下，默克尔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那时她唯一没有做错的是仍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也为日后中德关系缓和留下了后路。

奥运会后两个月，默克尔就再度访问中国，对华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此后的十多年，成为了中德关系的黄金时代。

与以往的单纯政治经济交流不同，默克尔热衷于探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她曾到西安大唐芙蓉园过生日，到成都农贸市场买豆瓣酱，在大半个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可以看出，不论政治上有何种分歧，她喜欢上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多层次的深入了解，也对中德关系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执政16年间，默克尔共访问中国12次。

2021年，默克尔不再参选德国总理，现任总理朔尔茨成功上位。

朔尔茨当选前后，欧洲经济整体疲软不堪，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掀起了一股与中国脱钩的浪潮。

德国与中国的经济交流最为密切，德国人的焦虑情绪也最为严重，在这股脱钩浪潮中，德国又冲在了第一线，从朔尔茨政府的政策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与中国做切割的态度。

到2022年，朔尔茨意识到中欧脱钩并非欧洲的出路，于是他又开始寻求与中国接触，在11月来到中国进行访问。

但就在他访华后不久，德国外交部又表现出与朔尔茨截然相反的态度，甩出一份59页的对华政策草案，罗织了不少中国政府的“恶行”，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

纵观德国统一后，或者说冷战后的德国对华态度，可以以每任德国总理的任期分为四个阶段。

科尔政府对华总体友好，但在人权等问题上也曾与中国有过冲突；施罗德政府贯彻与中国合作的政策；默克尔政府前期对华强硬，后期迷途知返；朔尔茨政府自相矛盾，其对华态度还有待观察。

不难看出，德国政府的对华态度总体上以合作为主，但也不乏不和谐音符。不仅历届政府的政策各有不同，同一届政府中也多有反复。

是什么原因造成德国难以形成稳定的对华政策呢？

这个问题还要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寻找答案。

经济因素：成为大国的野心和对中国的依赖性

一战、二战对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德国也因挑起两次世界大战遭到严厉制裁，国家一分为二，大片土地被割让，政治、军事均受制于人。

二战后的德国人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自卑心理的，他们的国家已经算不上一个正常的国家。能减少这份自卑的，只有扩大国家影响力，使德国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支柱。

既然政治、军事层面失去了自主权，那就只能发展经济。

二战后西德迅速恢复了元气，加上美国的援助，使西德成为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东德是冷战的前沿阵地，自然少不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扶持。

德国合并前，这两个国家已经各自发展得不错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经济上抱团，甚至合并成一个共同体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共识。凭借地区经济龙头的地位，无论是发展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还是欧洲共同体，德国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冷战结束后，归于统一的德国自然沿袭了西德的经济地位。

在当今的一超多强格局中，德国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欧洲的领导者，凭借这个身份，德国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

但不幸的是，欧洲正处在不进则退的尴尬境地。相对于众多新兴国家，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陷于停滞。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国已经崛起，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和话语权。2008年，中国GDP超过德国，两年后又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22年，中国GDP总量为17.99万亿美元，比欧盟27国加起来的16.65万亿美元都要多出一截。而德国的GDP总量仅为4.07万亿美元，不及中国的零头。

中国的经济崛起，不论是对单一德国还是欧盟整体，都会不可避免地形成猛烈冲击。长此以往，德国对全世界和对欧洲的话语权都将下降。

德国人对国家形态的焦虑，难免转变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2016年，中国企业美的公司收购了德国库卡三成的股份，成为这家公司的掌控者之一。库卡是世界四大机器人公司之一，在德国经济、科技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那时起，“中国威胁论”论调在德国逐步抬头，当时主政的默克尔虽然坚守了互惠互利的方针，但此后的对华经济政策开始有所保留。

不少德国人是赞成与中国脱钩的，但当他们开始研究脱钩方式时却发现，不论是生产源头还是产品去向，德国都离不开中国。

全世界的稀有金属和零配件有一半来自中国，而这正是德国企业最需要的原料。

根据德国政府的统计，54%的德国企业需要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德国93%的稀土、90%的石墨、80%的镁都来自中国，德国整体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高达46%。

低廉的生产成本也使德国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如果将这些企业全部迁回德国，他们的GDP总量将直接下跌10%。

IFO（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注册协会）曾将中德脱钩和英国脱欧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脱钩的代价将是英国脱欧的6倍。

朔尔茨上任后世界上最大的事件不外乎俄乌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欧洲能源供应告急，欧洲各国将没有能源度过寒冬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

虽然最终没有出现靠木柴取暖的情况，但这场危机也对欧洲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西方国家的首领美国则在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向欧洲兜售能源，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欧洲人只能老老实实被宰。

通过这次危机，德国人看清了美国人的真实面目。此时若再与中国一刀两断，那无异于自断后路。

为了保障企业生产，朔尔茨政府豪掷2000亿欧元购买能源。有投入就得有产出，产得出还得卖得出去，而德国企业的市场，正在中国。

以德国经济的支柱汽车产业为例，各大汽车品牌中，42%的奥迪、49%的大众、36%的奔驰、34%的宝马都被中国市场消化。

没了中国市场，德国的车企难以为继，其他行业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

一边担心中国压低自己的地位，另一边又不得不依赖中国，这是德国经济的矛盾之处。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筑，这种矛盾心态自然也反映到政治中。

政治因素：分裂的政府和被牵鼻子走的政党

德国的政体是议会共和制，哪个政党能在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他们就可以组建新政府。

如果没有政党拿下50%以上的绝对多数席位，那么就要由政党间组成联盟，政府就要变成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中的各个部门将被联盟中的各政党分摊。

这便是典型的西方国家鼓吹的民主整体。

但要知道，各政党之所以没有作为同一个政党出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某些领域存在分歧，暂时的合作也不能保证他们日后不会决裂。

从1961年以后，不论是西德还是现在的德国，还没有哪个政党可以拿下议会多数席位。

一旦联合政府出现，议会就会乱作一团，政府也并非铁板一块。各政府部门互相掣肘、小党派跟主要执政党对着干的情况在德国并不鲜见。

对于联合政府的弊病，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该是最有发言权了。

2021年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朔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收获205个席位，前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获得194个席位，分别占据选票中的25.8%和24.1%。也就是说，他们都没能拿下多数席位。

如果民主党与联盟党达成合作，他们的席位相加刚好49.9%，再拉上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小政党便可以上台执政。但这两个政党多年来护卫仇敌，合作的概率为零。

于是民主党拉拢了另外两个得票率为百分之十几的党派：自民党和绿党。这样一来，这个政治联盟的得票率略微超过50%，他们得以联合上台执政。

朔尔茨代表民主党出任总理自不必说，在政府部门的分配中，民主党分到7个部门，自民党分到4个部门，而绿党则分到了6个部门，其中还包括外交部、经济部这样的关键部门。

算下来，绿党才是这次选举中的最大赢家。

但是在对华态度上，民主党与绿党截然相反，于是在2022年底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前脚民主党总理朔尔茨在访华行程中收获满满，后脚绿党把持的财政部就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这怪不得朔尔茨精神分裂，只能说这位堂堂德国总理根本管不了自己的政府。

再来看看这个强硬的绿党，他们成立于1972年的新西兰，如今在西方29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存在。绿党在欧洲还有一个总部——欧洲绿党。

不过在德国，这个党派与社会民主党、联盟党相比还算是小党派。这样的党派想要扩大影响力、取得政权，大多要通过两种方式：煽动民意、收取政治资金。

如此一来的结果就是民众喜欢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资本喜欢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有时候还会被外国势力左右，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政治理想。

绿党本是一个提倡“生态优先”的政党，莫名其妙就成了反华的急先锋，其原因无外乎通过贩卖焦虑的方式拉选票，或收到了反华势力的政治资金。

这种政党在德国不在少数，更可怕的是，最近就连一向对华友好的联盟党，也在默默转变对华态度。

德国总理要向议会负责，议会可以左右政府的政策，甚至可以提出不信任案、弹劾总理，议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而如果算上联盟党，德国议会中对中国不友好的席位或许已经超过一半。

如果德国的政治体制、政治生态没有发生改变，中德关系未来走向终究是未知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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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丁雅栀.德国最大在野党对华要“变脸”？美媒：正改写默克尔“中国战略”[EB/OL].环球时报,202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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