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燃起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尤其是辽宁各地，抗日武装风起云涌。不到一年的时间，辽宁抗日义勇军就发展到近30万人，他们发誓词、通电，创作军歌，以此表达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们冒着敌人炮火勇敢前进的大无畏精神不仅令人肃然起敬，而且也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

行军中的抗日义勇军队伍

《义勇军进行曲》的素材来源

1931年9月27日，高鹏振在其家乡辽宁黑山县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第一支民众武装——镇北军（后改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打响了辽宁民众抗日第一枪。1937年6月23日，高鹏振被害于彰武县平山，年仅39岁。高鹏振在斗争中，创作了《义勇军誓词歌》，歌词写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的头颅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向前冲！杀！杀！杀！”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义士孙铭武赶回辽宁清原老家变卖祖产，购置枪支弹药，与孙铭宸、张显铭、李栋材等人于1931年10月19日在大苏河城隍庙宣布成立血盟救国军，举旗抗日。起义前夕，他们创作了《血盟救国军军歌》，歌词写道：“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唐聚五联络旧部在“国联”调查团到沈阳之际，于1932年4月21日率14县军警民众组建辽宁民众自卫军。同年8月15日，在通化召开各路军司令、各县县长会议，成立辽宁省政府，自卫军扩至37路，7个方面军，近15万人。辽宁民众自卫军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活动区域最大的抗日义勇军武装。1932年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会后总司令唐聚五发布《告武装同志书》，写道：“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振作起杀敌卫国的精神，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我们被压迫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响应起来，风起云涌起来，万众一心。我们东北民众已义愤填膺，故喊杀愈烈，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进！进！”与此同时，唐聚五等人还创作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光荣！光荣！我军战胜。民众为后盾，主义做先锋。以少击众，秋风扫落叶，抗日军民是英雄。为我民族求生存，尝胆卧薪，才能奠定锦绣的辽东。”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各地出现的抗日义勇军军歌、誓词、通电内容，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内容极为相似。当时在各路抗日武装队伍中，因曲调不同，内容相近的歌曲也多有传唱，这些歌曲对抗日义勇军将士起到了鼓舞作用。

抗日义勇军在前线作战

《义勇军进行曲》的产生过程

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经历了曲折的产生过程。

1933年2月18日至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王化一、杜重远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等人率百余人携带械弹、服装和慰问品来到热河抗战前线（今建平县朱碌科镇和敖汉旗四家子镇一带）检阅和慰问部队。在这里，作曲家聂耳亲眼目睹了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杀敌场景，被其精神所感动、激励和鼓舞。当时将士们进行操练，义勇军一些军歌、誓词中的“血肉筑成长城”等口号被填入古曲《满江红》，成为后来的《义勇军誓词歌》；1934年，唐聚五到武汉向张学良汇报工作。其间，他曾接受时任《抗战日报》主编田汉的采访，介绍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浴血杀敌的情况，这些抗日壮举对田汉产生极大的震撼。后来，田汉应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创作一个电影剧本。1935年，他完成了一个故事梗概和电影主题曲的歌词。

聂耳一直积极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工作，并由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到1935年，聂耳和田汉在相处中，由于志同道合，加之在工作方面的愉快合作，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这段时间里，聂耳创作的30余首歌曲，有14首是与田汉合作的。正是缘于他们之间的情谊，并都怀有民族危机感，聂耳能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和开拓歌词的主题与内涵，尤其是得知《风云儿女》主题曲的歌词是由田汉创作的，便主动要求为电影谱曲。当他读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词时，雄壮、激昂的旋律从胸中喷薄而出，一气呵成写完了整首曲子。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东北义勇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在“进行曲”三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即《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一诞生就成为中华民族战斗的号角，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的深远影响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之后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和歌曲唱片的发行，《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

1935年7月，《义勇军进行曲》传到东北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全军学唱，并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军歌。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救国。10月4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与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第二军第二团政治委员曹亚范等率部在濛江县那尔轰附近老龙岗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杨靖宇为了振奋军威，经中共南满特委、军党委讨论决定：将关里传过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军歌。杨靖宇非常喜欢这支歌，特意命令第一军政治部将歌曲翻印，发给各团政治部组织教唱。部队在整编过程中，军部警卫团组建了一个号兵班，宋铁岩将政治部宣传队收留的一部分辽宁民众自卫军军乐队的遣散人员集中起来，组建了一支小军乐队，并由号兵班配合，练习演奏代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当杨靖宇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那令人振奋的旋律时激情难抑，特从密营小屋赶到山坡，观赏配器不全的小军乐队。他鼓励说：“别看没有像样的铜管乐器，小号就不错嘛，也能鼓劲儿啊！下次和第二军会师时，一定让你们上场演奏，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抗联也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抗联有了军乐，军乐也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嘛。”

1936年12月，抗日将领王德泰（1933年9月，任中共东满特委军事部长，1934年3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1935年3月改任师长，同年5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36年3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军长，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1936年12月7日，在吉林省濛江县小汤河村与敌人作战时牺牲）、曹国安（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团政委，1934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1936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1936年12月21日，在吉林省临江县七道沟一带与敌人作战中牺牲）先后壮烈牺牲，杨靖宇亲自为两位抗日英烈主持追悼会。为重振军威，在追悼会上，他指挥将士们唱起了激越奋进的代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并号召全军：“一个英烈倒下去，千百个英雄站立起来，丹心不灭，红旗不倒！为着民族抗敌御侮的共同事业，我们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奋战不息！”

《义勇军进行曲》唱响抗日救亡战歌

为抗日救亡，上海组织了民众歌咏会，第一次练唱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90多人在半小时之内就学会了这支歌。第二次又增加到130多人。对参加歌咏会的成员，组织者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学会了歌咏教别人。”在《民众歌咏ABC》小册子中这样写道：“凡是会唱歌的人，都应该把这雄壮的歌声传播到他们周围的群众中间去，这是歌唱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负的责任。”此时歌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1000多人，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决定举行一次歌咏大会，将学到的抗日救亡歌曲唱给民众，激发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

1935年，中共中央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翌年5月，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们多次在上海组织爱国游行示威活动，每次活动，歌咏会的成员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边走边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同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几万人的送葬队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救亡歌曲。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11月23日，非法逮捕了7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七君子事件”。身陷囹圄后，他们事先约定，如出现不测，则一致从容就义，出去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他们首先由一人领唱《义勇军进行曲》，而后其他人复唱；唱至第二遍时，他们的声音越唱越大，情绪越唱越激昂。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东北大学和其他高校参加请愿示威游行的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激扬的旋律伴着此起彼伏的口号，汇成时代的呐喊，经久不息回荡在长安街上空。为改造东北军，适应抗日形势，1936年6月，张学良在陕西省长安县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学员首选的抗日救亡歌曲，特别是西安事变时，这首歌也响彻古城。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举办抗日“宣传周”，成为中国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演唱集会。

1939年，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当年写成的《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人民之战》一书里，这样形容《义勇军进行曲》的流行程度：“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下，产生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爱泼斯坦确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当他的父母要离开战火纷飞的中国时，他毅然选择留下来，投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著名的罗易桑露天音乐场举行音乐晚会。晚会即将结束时，他突然伸出手来，示意大家安静。随后他向在场的数千名观众宣布：“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国歌曲，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首歌叫《起来》。”紧接着，他先后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曲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观众一再要求他再唱一遍。后来，他专门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敌、英勇顽强、抵抗侵略的一支战歌。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在庆祝胜利凯旋的歌曲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全票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同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以“新华社答读者问”的方式，回答了全国政协为什么采用这首歌为代国歌的疑问。在阐述中，《人民日报》用了个简洁的说法：“《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并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15年《义勇军进行曲》入选由中宣部举办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中华儿女在外侮面前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来源：《党史纵横》2022年10期

文/王钧 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