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现在的中国哪里

唐朝有很多极具争议的名人，众人熟悉的有武则天，唐玄宗时期的奸相李林甫等等，有人说武则天是一代明君，她的统治给唐朝带来了喘息的机会，也有人说她是导致唐朝灭国的重要原因，武则天本人也留下无字碑，让自己的对错，给后人评说。李林甫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旧唐书》中，一开始评价“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后来也说他“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和这些名人同样褒贬不一的还有今天的主角，两次叛主的大将张光晟。

张光晟（？——784年），陕西盩厔（今陕西周至）人，唐代中期北方军人，施恩不图报的义士，边境护国的良将，屠杀使团的刽子手，命运捉弄的叛臣。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守将、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在玄宗皇帝的严令下，痛哭流涕出关迎战，结果掉入叛军的埋伏，全军覆没。“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近二十万将士，或膏锋锷、或填沟壑，活下来的也多半做了叛军的俘虏——包括主帅哥舒翰本人，而侥幸逃出生天的只有八千余人。

兵荒马乱中，担任先锋的步兵统领王思礼的战马中流矢而毙，似乎也是在劫难逃。可就在此时，他获得了拯救。一个年轻的骑兵张光晟经过此处，将战马让给了这个倒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将军。然后他就一言不发地走入了溃逃的乱军，走入了未知的命运。“大将王思礼所乘马中流矢而毙，光晟时在骑卒之中，因下，以马授思礼。思礼问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礼阴记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唐书本传对张光晟的早年经历一笔带过，下面就是潼关让马解救王思礼的事。

看上去他似乎是河陇系基层官兵出身。但晚唐笔记《集异记》中另有一种说法：“贼臣张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壮年为潼关卒，屡被主将鞭笞。”这么看他是潼关本地的兵，不是河陇系出身。

辛云京

但不管出身如何，在潼关之战后他就被河陇系收编，在辛云京手下。

张光晟救王思礼之后并没有恃恩求赏，直到后来为救辛云京才向王思礼表明身份。应该说从这个故事看张光晟的为人是相当可敬的。

三年之后——这场祸乱却还没有平息的迹象，玄宗皇帝被儿子赶下了台，祸首安禄山被儿子要走了命，而昔日的潼关败将王思礼已经官至司空兼河东节度使，成为举足轻重的朝廷大员。

此时，张光晟正好听说代州刺史辛云京因为管理不当，王思礼打算罢免他的官职。这时，张光晟开口了：“光晟素有德于王司空，比不言诸，耻以旧恩受赏。今使君忧迫，光晟请奉命一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

当张光晟出现在面前，王思礼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救命恩人。顿时，满面肃杀化作了春风拂面，位高权重的司空握住张光晟的手泪流不止：“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

由此，张光晟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王思礼的报答是非常丰厚的，他不但爽快地赦免了辛云京的种种过失，更与张光晟结为兄弟，赠给他田宅缣帛，并“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

王思礼

一年以后，王思礼就病逝了。能在生前回报这一大恩，对双方都是值得快慰之事。后来辛云京继任为河东节度使，他也知恩图报，立刻表奏张光晟为代州刺史。

护国良将

张光晟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波澜不惊的时光——当他再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已经是十几年之后了。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的入侵终于使他获得了显露才能的机会。

《旧唐书·代宗本纪》载：“春戊辰，回纥寇太原，鲍防与之战，我师不利。硃泚徙封遂宁郡王。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张光晟击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

同书《回纥列传》记载略详：“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河东节度留后、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鲍防与回纥战于阳曲，我师败绩，死者千余人。代州都督张光晟与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回纥引退。先是，辛云京守太原，回纥惧云京，不敢窥并、代，知鲍防无武略，乃敢凌逼，赖光晟邀战胜之，北人乃安。”

回纥从何地入寇河东未见记载，但进军线路还是比较清楚的：由南向北，在阳曲（太原以北）击败唐军主力，在河东横行月余，“获羊马数万”，然后带着抢掠的大批物资从忻、朔回军。而张光晟主动出击拦截于羊武谷（今崞阳西三十里），打破了回纥的如意算盘。

回纥形势图

这两份记载都过于简略，多大规模、战果怎样，都没有明确说明，只有“北人乃安”一句，可证其价值。这一战的意义不仅于此：后来回纥登里可汗又欲东侵，其相顿莫贺达干劝谏：“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虽讳言羊武谷之战之得失，但“粮乏，士卒多徒行者”，足以说明先前“获羊马数万”的“大捷”都成泡影。而此战的最大价值，恐怕还是给回纥人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劝谏无效后，顿莫贺达干利用民众的畏惧和不满，杀登里自立，可说亦是羊武谷之战的间接后果。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头，这次胜利给应对不暇的唐王朝挽回了一点面子。张光晟也因此走上了他人生的顶峰。升任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皇帝对他特别委以重任：“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张光晟也的确不负众望，“至镇，威令甚行”。可是两年以后，张光晟陷入了一个他自己制造的大漩涡。

边境屠夫

安史之乱不但终结了唐王朝的盛世，也剥掉了“天可汗”的威风。为了平叛，唐王朝不得不借助回纥的力量，双方的关系随之逆转。早在宝应元年（762年）就发生了“拜舞事件”：时为天下兵马元帅的皇太子、雍王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至陕州会见登里可汗时，因为礼仪问题发生冲突，“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琚、少华一夕而死。”这次事件被唐朝称为“陕州之辱”。

平叛中回纥已是暴行累累，“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安史之乱过后，唐朝国力衰弱，内患尚难于应付，更无力经营四夷，回纥则气焰高涨，不但多次入侵袭扰，就连寄居在长安的回纥人也是肆无忌惮，在此时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每一年都可以找到回纥人的胡作非为：代宗大历六年（771年）“正月，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以三百骑犯金光门、朱雀门。是日，皇城诸门尽闭，上使中使刘清潭宣慰，乃止。”大历七年（772年）“七月，回纥出鸿胪寺，入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含光门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说脱身避走，有司不能禁。”大历十年（775年）“九月，戊申，回纥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囚而去。”

而唐王朝对此只能一味委屈容忍。甚至发生了回纥入寇太原，纵兵大掠的侵略战争后，“亦不问回纥入寇之故，待之如初”。后来，大历十四年（779年）“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而皇帝的对策，也只是下诏要求“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而已。

《旧唐书》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旧唐书》中回纥“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的形象了，这个单方面评价当然未必完全公正，但无疑反映了中原人对回纥的普遍的厌恶和恐惧心理。

这种主客异位不但给唐王朝带来了无穷烦恼，也在不知不觉地侵蚀着回纥民族原本刚健质朴的精神：“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被惯坏了回纥贵族越来越离不开大唐的奢侈品，也就对压榨这个虚弱的帝国越来越兴趣浓厚了。

“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毘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籓臣，垂发不翦，以待册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顿莫贺达干的叔父突董此时正在长安。因“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后，颇思振作，命令突董带着他手下的那些真假回纥归国，实际上等于驱逐出境。突董倒也不敢抗命，带着他那些喽罗和多年来巧取豪夺的大批辎重启程，可是骄横跋扈仍然不改。到了振武，“突董者，武义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突董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杀回纥，取其辎重，而畏其众强，未敢发。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光晟喜其党类自离，许之。上以陕州之辱，心恨回纥。光晟知上旨，”此时，回纥与“九姓胡”之间的矛盾又开始显现，“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张光晟认为找到了“所御之计”，也就是利用其矛盾一网打尽。于是秘密上奏：“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赍盗粮者也。请杀之。”

尽管“三奏，上不许”，但显然也没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张光晟知道当朝天子与回纥早有积怨，认为这是“默许”的表示，于是开始行动。这次大屠杀是如何实施的，记载也不一致，《旧唐书·张光晟传》说是摆了“鸿门宴”：“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赉军士。”而《资治通鉴》记载是故意激怒突董：“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突董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二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

范希朝

从性质上说，这样不折不扣的屠杀，从时机与策略选择论，也并不明智——回纥高层已经倾向于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回纥使臣的恶劣行为本可以用外交手段处理，同时九姓胡与回纥已成水火，正可分化瓦解，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并杀戮，结果只能是把他们推向对立面。但是从效果上，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诸胡，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气焰有所收敛。甚至到了几十年之后，范希朝接任振武节度使，严厉打击诸胡“刮城门”的掠夺行为，“戎虏甚惮之”，居然还以为是“张光晟更姓名而来”。

张光晟的屠杀自然激起了回纥的强烈反应，“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为了维护好不容易才改善的两国关系，德宗一方面遣使为“误杀”道歉并作出赔偿，一方面调任张光晟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于是又降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应该说，皇帝对张光晟的处理还是很回护的，但是在张光晟看来，自己谋国尽忠，却落得个失权贬职，心中很是忿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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