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基于纵向传播的视角，分析了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三大阶层间的传播，分别介绍了早期基督教在底层民众、知识分子阶层、帝国统治者当中的传播状况，以及不同阶层对早期基督教传播所起到的作用。

底层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演变

早期基督教在打破犹太教传统的民族界限之后，走上了一条不分等级、不分贫富、不分性别向所有民族、所有阶层开放的道路。

以至于公元一世纪的安提阿主教依格纳提乌斯就已经开始使用“大公”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了，可以看出早在一世纪，早期基督教就致力于成为向所有人开放的宗教。

然而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之初，主要是在下层民众当中较为流行。

早期基督教初次进入希腊罗马世界，底层民众最初多保持好奇的心态。

早期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所依托的城市规模是非常小的，远非我们后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城市规模。

例如，奥朗特河畔的安提俄克是公元一世纪的大都市之一，但一个人用一个下午就可以轻松地绕着城走一圈。

隐私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极为奢侈的事情，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多发生在街道、人行道、广场和门廊等公共场合。

邻里社区发生的事情不会逃过邻居的眼睛，任何信息在这样密集的人群当中都会得以迅速传播。

新闻或谣言传播得很快，一个卖铜盘、护身符、占星术或启示的小贩，一旦与人有了初步接触，就可以指望自己的技术在人群当中流传开来。

早期基督教就是靠着人们的好奇心，通过占卜、神迹等方式吸引到群众的。

希腊罗马世界的底层民众常常称早期基督教的传教士为“奇迹工作者”，他们被认为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召唤神灵，驱除人身上的恶魔，医治人们的疾病。

尽管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医学模式了。但是热水浴加冷水冲浇的地方，还有为病人放血的常见做法，只会增加死亡人数。”

尽管如此，这样的医疗条件并非人人都可以享受到的。普通人根本无力承担这般医术和疗养的费用，只能转而求助于宗教。

疾病的宗教观念似乎在普通大众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早期基督教传教事业获得巨大成功最好的宣传手段。

殉道者查士丁吹嘘说：“在世界各地和我们自己的城市里，有多少人已被恶魔附身，但是我们的基督徒们已经为不少人驱逐了恶魔。”

伊勒内说：“那些真正被驱逐了恶魔的人，经常会成为信徒。”

对于那些对此深信不疑的人来说，他们迅速以上帝代替了以前旧的神灵，以上帝的禁忌代替了以前旧神的禁忌。

而对于那些奇迹的质疑者来说，他们在质疑其真实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为转信这一新信仰做准备的过程。

基督教社团的壮大

进入二世纪，早期基督教社团的壮大和发展，逐渐引发了底层民众的敌意。

在普林尼担任总督的本都地区，当地人民对待基督徒是有敌意的。

早期的基督教社团时常会受到人们的指控。而且指控都是由当地商人、屠夫和其他从事屠宰和出售祭祀肉的人提出的。

这些来自底层民众的控诉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理由。一是由于早期基督教仪式的神秘性。

在罗马帝国的民众看来，这一奇怪的组织常常在夜里秘密聚会，众多男女共处一室。

二是早期基督教宣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只有信仰基督耶稣，加入早期基督教才能受到上帝的恩泽，因此遭到了底层民众的痛斥。

三是早期基督教一神论的排他性。

他们不仅拒绝承认罗马传统的多神和君主，还拒绝为君主和国家的福祉献祭，拒绝任何敬拜仪式，因此被指控是“无神论者”。

四是认为早期基督教威胁到了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

基督徒不热心公务，不服兵役，不承担国家责任，威胁到了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稳定和秩序。

在大部分底层民众心中，早期基督徒“不去看他们的演出，不参加他们的游街活动，不出席他们的公共宴会，惧怕他们神圣的游戏，基督教徒威胁到了他们文化的某些特征——多神论、偶像崇拜、戏剧和公众表演，以及违反他们道德标准的行为。

因此，底层民众认为二三世纪帝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危机，都是由于早期基督教违背了罗马帝国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这便是底层民众敌意之缘由。

三世纪的帝国危机，早期基督教开始逐渐赢得了底层民众的信任和情感，这为早期基督教带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

如果没有早期基督教在帝国危机中的卓越表现，那么早期基督教甚至可能很难成为历史的边脚注。

罗马人的原始宗教中，众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很平淡，然而早期基督教却在神和上帝之间建立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宗教情感。

这种宗教情感是早期基督教得以维系和繁衍的关键武器和秘密力量，使得早期基督教在这场宗教征服的角逐当中获得了胜利。

这一时期，帝国政局混乱、经济衰退、文化道德崩溃，整个社会系统近乎于瘫痪，民不聊生。

如此危急存亡之际，早期基督教依靠精神的寄托、实际的援助，从而赢得了底层民众的信任和归附。

并且，早期基督教似乎深谙底层民众的内心需求。

“上天从加利利渔人中挑选使徒，那么把第一批基督徒在尘世的地位降得越低，越有理由敬佩他们的品格和功德。”

最早的使徒们在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的品质，是最容易打动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民的内心的。

而社会下层民众之所以转信这个新兴的陌生宗教，并且甚至愿意为了别人眼中虚无荒诞的信仰无私奉献，与其归因于该宗教教义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民众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与安全感。

它为民众做的社会事业，远远多于帝国其他盛行一时的宗教，甚至填补了罗马当局在社会职能上的疏忽和缺漏，因此才得以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