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从1937年底到1945年9月，他在延安工作、生活近8年。

陈云

这8年间，其中6年的时间，他都在中组部从事干部工作，余下的时间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

也就是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8年，陈云为党的建设和财经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

这是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为此，陈云还曾批评过康生的老婆曹轶欧。

曹轶欧

彼时，康生同陈云同为中央书记处成员，同时兼任着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的背后是来自的康生支持。

但是陈云不管这些，他当时托人带话给曹轶欧，接连抛出三个反问，顿时就让曹轶欧哑口无言。

所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陈云说了什么？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式飞机抵达延安，上面下来几人，只见他们头戴皮帽，身着黑色马裤，脚上是长筒马靴，这一身着装同延安的服装很不一样，把人显得尤其精神。

而这其中一人，便是陈云。

彼时，陈云32岁，与他同机的，还有康生和王明，这二人乘机从苏联回国，飞机途经新疆时，又载上了陈云。

他们三人抵达时，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回忆起这段历史说，那也是她第一次见到陈云，当天在那个简陋的机场，毛主席和其他延安的领导人几乎都来了，大家冒着寒风迎接他们。

于若木

毛主席身形笔直，脸上更是神采奕奕，满脸笑容，一看到陈云三人从飞机上下来，就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拥抱问候。

致欢迎词的时候，毛主席干脆站到了桌子上，直接把帽子抛到了空中，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道：“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场面激动人心，而陈云再见当年战友，内心也是久久不能平静。

其实在此之前，陈云也是参加了长征的，只不过行至雪山脚下时，陈云却突然“失踪”了，他甚至来不及同战友们告别。

在之后的日子里，陈云化装成了“讨账先生”，先后去了成都、上海，从事过白区工作，后来去了莫斯科，回国后他又去往新疆，再到延安时，已是两年之后。

陈云一行人抵达延安后一个多星期，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组成书记处。

同时也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正式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自此拉开了一段辉煌难忘的延安岁月。

接任中组部部长后，陈云当即着眼于当时党的力量势微，全国党员人数仅4万余众，已经明显不适应于当时的形势需要的情况，提出了中央组织部要面向全国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就要跟到什么地方。

陈云在延安

1938年3月，陈云又马不停蹄地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

与此相对应的，陈云又适时制定了针对不同地区的组织工作方针，比如根据地，既要抓党员数量，也要抓党员质量；而国民党统治区，则要打破“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旧传统观念，把工作重点适时放到中上层人士身上……

如此这般，在陈云的努力下，到1938年底，陈云当上中组部部长的第二年，全国党员人数就已经从4万增加到了50多万。

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对延安这个红色圣地心生向往，不远万里来到延安。

面对延安如此这般的红火景象，陈云又提出了“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的主张。

他尤其强调要大量招纳吸收知识分子，陈云曾这样说：

“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1/3是我们的了……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这样的招纳人才的见解，可以说是非常独到，在之后的日子里也得到了充分验证。

至于当时如何“招纳”人才？“招纳”来的人才又当如何对待？针对这一系列问题，陈云又给出了自己总结的用人的一套方法。

也就是“12字方针”：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另外也就是在这期间，“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成为了陈云的口头禅，在整个延安，他关心和爱护干部是出了名的，也因此，陈云深受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而这时期，另外有一个人，他的经历和陈云十分相似，在延安之前，都曾做过特科、工运和白区的工作，也都去过苏联，供职于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到延安后干的也都是干部工作。

这个人便是康生，他和陈云同机返回延安，并一同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可以说，他和陈云共事的时间是很长的，在整个延安恐怕也难以找出像他们这样工作经历如此相近的两个人。

康生

不过两个人的工作风格却截然相反，与此相对应的，收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工作之外，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太深的交情和来往。

康生当时在延安除了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还兼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等职，而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则在中央党校负责干部工作。

按理来说，康生和曹轶欧也应当配合和支持陈云和中组部的干部工作，至少应当尊重中组部的干部政策。

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显然并不买中组部的账。

当时在延安，吸收谁去中央党校学习，学习后又派往何处，这些事情都要通过曹轶欧。

而陈云领导中组部后，“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干部数量一下子扩充了很多，在党员数量得到满足的时候，质量自然也需要得到保证。

为此，中央组织部经常介绍干部去中央党校学习。

这也是中央组织部干部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借此才能培养干部、保证干部质量、再为干部安排工作。

但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曹轶欧的缘故，受到了阻挠，工作进行不下去了。

因为每每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党校介绍干部去学习、培养，总要被曹轶欧退回来一些。

而退回来的理由无有其他，就是说他们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

被退回来的干部也会因为被打上这样一个标签而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但是又不好申辩

中央党校大礼堂

这样一来二去，陈云很快就了解到了当时的这一情况，他一边忙着安抚这些被退回来的干部，想办法对他们进行重新安置，另一边则派人去同曹轶欧进行交涉。

向来爱护干部的陈云，对那些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干部、挑剔干部的人是十分反感的，且会做出实际行动予以抵制。

所以当派出去的人回来说明交涉无果，曹轶欧自恃有康生支持，依然是冷言冷语，不配合工作，每次还是以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为由将中央组织部推荐介绍过去的一些干部退回来时，陈云当时就火了。

他找来工作人员，特意嘱咐：“你们去找一趟曹轶欧，转告她一段话。”

“什么话？”工作人员忙问。

接着，就听见陈云用不卑不亢地语气说道：

当中央组织部派出去传话的同志将这番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曹轶欧时，接连三个反问，问的曹轶欧是哑口无言，直接沉默了，自知理亏的她，在往后的日子里，再不敢随随便便退干部了。

如此这般，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干了几年，就践行了那句“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的口头禅几年。

直到1943年，陈云因过度疲劳，被诊断出患心脏病，医生建议他休养一段时间，而后陈云才离开了中央组织部。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后，陈云又离开延安，开赴东北。

1949年，正在沈阳的陈云，收到了党中央的一封电报。

电报内容很简单：“请陈云来中央一叙”，而发电报的人正是毛主席。

陈云接到电报，当即预感到这“一叙”大概意味着要担负起重大使命，于是很快收拾行囊，离开黑土地，时隔4年再次回到了关内。

果不其然，这一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要调陈云主持中央财政工作。

原来早在1944年延安期间，正在养病中的陈云就曾接到组织调令，要他去主持领导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

陈云接下任务，二话不说，就开始潜心研究边区当时面临的货币贬值问题，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最终在他的主持下，边区一开始面临的严峻的财经形势很快好转。

而陈云在财经工作上展示出来的卓越才干也在冥冥之中为他今后的人生发展打开了另一扇门。

另外后来去到东北后，陈云也曾主持过东北的财经工作，且和在陕甘宁边区时一样，他在东北主持的财经工作成绩依然显著。

正因如此，才有了毛主席请他来中央“一叙”，自此“一叙”，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陈云的人生又揭开了一段新的篇章，新的更重大的历史使命在等待着他。

而这里值得总结的是，在难忘的延安岁月，陈云执掌中组部6年，令全党党员数量“更上一层楼”，从最开始的4万余人发展到了120多万，干部人数也从开始的3万余人发展到了40多万。

时任中央组织部干事袁宝华后来回忆起和陈云部长共事的日子曾说：

“陈云真是个非常公道的人，非常公道，他看一个人总是看这个人的长处。我刚到中央组织部的时候，他第一次和我谈话，他就对我讲：‘你到中央组织部来工作，要树立一个观念，要看干部的长处。你要光看他的短处，那就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所以你必须发现他的长处，这样我们才能使用每个人的长处。”

总而言之，在中央组织部长达6年的时间里，陈云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央组织部树立和培养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由他提出的很多独到的见解、观点还有方针政策，至今仍然极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