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性的本质一直都是人们想要一探究竟的问题。

在古希腊特尔斐神庙，就镌刻着一句神谕：人啊，你要认识自己。而我国早在先秦时就开始了人性善恶大讨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两者的争辩直到如今，也仍在继续。

文学又被称为人学，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地对人性进行了探讨——比如《诗经》中一些描写男女间纯粹情感的诗句，就向我们展示古代社会中自然人性之美。

《红楼梦》则通过描写腐朽的封建礼教，来说明人性之中的贪婪与恶念。而至于《聊斋志异》，作为受世人所推崇的志怪小说合集，在对人性的解读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一、其人性特征——注重群体性特征

人性作为人的一种本性，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所体现，并不是仅存在某些特定人群之中。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蒲松龄在不断完善《聊斋志异》的过程中，格外重视群体性。

——上至官吏权贵，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级的人物在《聊斋志异》中都能看见身影。

而在描写这些人物时，蒲松龄往往会将几个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从而凸显出不同群体间人性的不同与特殊性。

比如故事《席方平》，就反映了平民与官吏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同人性。《席方平》讲述的是席方平为了给自己的父亲伸冤，到地府鸣不平的故事。

故事中，席方平不惧城隍、郡司、冥王等官吏，更是敢大骂狱吏。即使是在残酷的压制、迫害面前，也依然凛然宣告：“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坚定地维护自己父亲的权利。

在故事的末尾，蒲松龄还以“忠孝志定，万劫不移，异哉席生，何其伟也！”来称赞其难能可贵的不惧权贵的品质。

而从席方平不屈不挠，与贪官污吏不公对待间奋力抗争的对比中，我们也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

除了群体性之外，群体中个体间存在的差异，也被蒲松龄考虑到了。

就如官吏群体中，既有《冤狱》中胡乱判案、《三生》中贬黜贤士提拔庸才的昏官，也有《梦狼》中做官如做虎、《折狱》中料事如神的真正为人民百姓着想的好官。

正是通过这样既注重对群体也注重对个体的描写，才使得《聊斋志异》中的人性与现实世界无限贴近。

二、将志怪“异化”成人阐述人性

《聊斋志异》中，大多数的故事都和鬼神精怪挂钩，鬼神精怪虽然听上去与人性的关系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在小说中，这些花妖狐鬼的鬼怪形象，实则是异化的人。

——这些异化的人的形象，打破了时空、生死、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从而实现了对人性中的真善美的解读。

这些花妖狐鬼虽在故事中，仍或多或少地还带着自己本身地特性，但在艺术形象方面，它们更多地还是表现出人所具有的情性。

——如《婴宁》中，那个天真烂漫爱花爱笑的狐女婴宁。

尽管在故事中，婴宁在墙下做恶作剧时也会展现出作为狐女的狡黠。

但当我们看到蒲松龄写到她的憨笑与不谙世事的天真纯洁时，我们很难将婴宁看作是一只狐狸，反而会认为婴宁是一个和我们相去不远的真实的人物形象。

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下，婴宁这样的性格是不为社会所容的。

封建礼教向来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将女子束缚在礼教的高阁之中。就算她们心中也想像婴宁一样的自由舒缓情绪，但也无法在封建社会表达出来。

可见，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给婴宁这种人设提供生存的土壤，因此异化的艺术手法就成为了婴宁能够存在的条件。

“异化手法”在为婴宁创造了一个环绕并促使她行动的一个环境的同时，也展示出人性中所包含的真善美。

——而《青凤》中的狐女青凤，则和婴宁截然相反。

青凤虽然本身是狐狸，但在叔叔胡叟的家法、规训下，却也和平常深闺女子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即使青凤对耿去病抱有爱慕之情时，也因为在胡叟的训斥下感到羞愧难当，最终与耿去病分开。

直到一次意外，耿去病将差点命葬犬口的青凤救下，青凤摆脱了叔父的精神羁绊，两人互通心意后便在一起了。

后来胡叟又被耿去病所救，胡叟对先前的过失感到十分抱歉，耿去病则不计前嫌，还在青凤的请求下让胡叟一家人住到自己家中来。

这一爱情故事，虽然也包含许多“异化元素”，但却和现实息息相关。

故事中的青凤摆脱规训勇敢追求爱情，耿去病不在意人狐有别，不计前嫌救下胡叟还为他们提供住所，这些都将美好人性的光辉不断放大。

三、人“异化”成志怪凸显人性

除了将鬼神精怪等异化成人，《聊斋志异》中也有将人异化成动物的例子。

——《促织》，就是讲述的一则故事。

当时皇室热衷于“斗蟋蟀”，每年还要向民间征收蟋蟀。有些狡猾的差役们就会找借口向老百姓摊派蟋蟀收取费用，往往每摊牌一只蟋蟀就会有几户人家破产。

恰逢征收蟋蟀的时候，但担任里正（官职小吏）的成名不仅没有蟋蟀，还没钱抵偿，于是他便想自己去抓，好不容易抓到一只，却被儿子放走了，儿子后来还跌落井中溺亡......

夫妻二人悲痛欲绝，打算将孩子埋葬时发现儿子还有一丝微弱的呼吸，等儿子醒来后，却发现他变得痴痴傻傻。

由于成名还没有蟋蟀交差，便不管儿子再去找蟋蟀，最终只抓到一只小蟋蟀，却不曾想这只小蟋蟀十分厉害，没有一只蟋蟀能斗得过它，成名也因此得到许多好处。

后来成名才知道，这只蟋蟀是他儿子变的，这也是为何儿子一直都是痴呆的原因。

这个故事中，那些压榨平民百姓为自己找乐子的权贵，将普通百姓视作自己的玩物，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

这个故事表面上是写一个孩子“异化”成非人，实则是在说那些将他人视作玩物的人早已异化成了非人。

这样的异化手法，也向我们解读了人性之恶。

四、蒲松龄的人性善恶观

纵观整部《聊斋志异》，我们会发现人性的善恶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人性之善的描写占大多数，这与蒲松龄大多时候以儒家理论为依据去衡量人有关。

他将宣扬“仁孝观念”的《考城隍》作为整部合集的第一则，正是为了借此作为全书的立旨之言。

受儒家观念影响，蒲松龄将仁孝、仁义、宽容等视作一种基本的人性，而《聊斋志异》中拥有这些人性的角色，往往都有一个好的结果。

如陈锡九因为仁孝感动天地，于是夫妻团圆，由穷变富；张不量积粟甚富、周济贫民、为富且仁，因此能得到天佑。

相反那些丧尽天良、品行不端的人则不得善终。

此外，蒲松龄将那些自然的美好情感、赤子的天真烂漫也视作是一种难得的人性，而这些人性显然也都是真善美的。

但自然人性中也不免不了会有恶的东西，荀子就认为“人性本恶”，康德也认为人性中潜藏着趋于恶的自然倾向。

蒲松龄也是这样认为的，如在《姬生》中姬生本想将狐狸引上正路，却被狐狸诱惑控制，干出了越墙行盗的丑事。

但蒲松龄又对中庸之道颇有感悟，在《嫦娥》一篇的末尾，他就做出“凡哀者属阴，乐者属阳；阳极阴生，此循环之定数”的评价。

纵观人性，其实它正如“哀乐阴阳顺变一般，在善恶之中徘徊”。在蒲松龄看来，掌握中庸之道，大抵是人性美的一种最高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