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对于国民党内部来说，这个人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作为军统特务头子，他一手编织了精密的情报网，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对革命志士来说，此人残忍狡诈，手上沾满了罪恶的鲜血；对于一般人来说，他神出鬼没，神秘而复杂。

戴笠私底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概只有亲自接触过的人最了解。

对于军统女特务王庆莲来说，她眼中的戴笠并非是毒辣狠心之人，甚至算得上“正派”。

王庆莲出身贫寒，小的时候家里穷的连饭都吃不起。母亲无奈之下，替女儿去军统报了名，想着好歹有口饭吃。

王庆莲很机灵，通过了军统考试，糊里糊涂成了一名女特务。后来她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曾抱怨自己运气不好。

王庆莲考进入军统后，被分配到了军统本部的译电科。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戴笠。

日子久了以后，王庆莲发现戴笠是一个很讲究仪表的人，身上的中山装总是看起来板正整齐，而且对下属的仪表要求也很高。在军统局，男职工一律穿中山装，女职工一律穿浅蓝色旗袍。如果有人违背了这条规定，就会立刻受到批评。

除此之外，戴笠在工作上要求也很严格。

抗战期间，他每周一上午都会来军统本部讲话，在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所有员工也必须站着听讲。

结束以后，戴笠会在食堂里和众人一起吃饭。

这是这些细节，让王庆莲觉得传说中阴狠毒辣的特务头子，其实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抗战进行到最艰难的日子里，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另一种是建议与日本和谈。主战派和主和派打得不可开交。
而戴笠，刚好是主战派之一。

在一次高级会议上，他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人还是得寸进尺。我们一直忍辱负重，才有了今天的祸患。如果这次再退缩，等同于自取灭亡，到时百姓对政府会作何感想？”

主和派的人立刻反问道：“我们的武器、经济都那么差，拿什么去打？”

戴笠坚定地说：“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

这番话带给人很大的震动，也让很多人的立场开始动摇了。

在此之后，戴笠便下令平津特务站开展情报侦查以及破坏工作，一边为国军搜集日本人的情报，一边组织了一支名为“忠义救国军”的队伍，进行军事作战。

“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立于淞沪抗战时期。当初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时，戴笠请杜月笙帮忙动员了很多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帮派成员。

虽然这次筹军很仓促，但是参加作战的人员依旧表现出了顽强抵抗的精神，奋勇抵挡日军疯狂的入侵。因此戴笠在组建抗日救国队时，就想到了从前的人马，重新筹划成立了“忠义救国军”

此后，“忠义救国军”便活动在苏浙皖边一带，和日军交战。

1939年7月20日，数百日军在无锡璜塘发动进攻。“忠义救国军”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一直激战到当天夜里，后来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撤退。

此次战斗，“忠义救国军”以损失80余名战士的代价，击毙上百名日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除了“忠义救国军”，戴笠领导下的军统为抗战做的另一大贡献应该就是锄奸行动。

军统主要采取暗杀日伪军的方式，再加上情报战、间谍战，在某称意义上抵挡了日军的侵略。

1940年，河南站军统特工偷袭日本间谍机关，杀死了日军令部参谋长山本大佐和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同年12月，军统又除掉了陆军大佐皆川雅雄。

这两起成功刺杀，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武汉会战前后，戴笠指挥军统破坏了大量日伪目标，包括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等等。

正是他在抗日时期的种种表现，让王庆莲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敬佩之情，觉得此人并非十恶不赦。

然而戴笠所做的这些事情，与其说是爱国爱民，不如说是出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忠诚。

抗战期间，戴笠因为提前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获得了美国人的信任，之后美国方便和国民党共同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合作收集日军情报。

可在抗战胜利后，这个合作所成为了军统关押犯人的场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罗世文、车耀先、江姐、杨虎城等爱国人士，均在此遭受了严刑拷打，然后被残忍杀害。戴笠也因此获得了“杀人魔王”的称号。

1946年，戴笠死后，坊间流传是蒋介石忌惮他的势力所以害死了他。

但是王庆莲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戴笠遇难后，她曾经亲眼看到蒋介石发表讲话时喉咙都哽咽了，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纵观戴笠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集合体。

这个人身上既有一定的爱国情怀，又缺乏正确的救国救民的思想；他既能积极抗日，又能残害进步人士。归根到底，他还是蒋介石独裁专政的一个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