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怀疑一个人是传销

↑蒲韩新青年学员合影 图据受访者

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

编辑 ▏郭庄 余冬梅

自从在B站发布视频以后，在位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处山西省永济市下寺村，默默无闻做了7年乡村建设的“蒲韩新青年”突然“火了”。

从开始运营B站账号起两个月时间，“蒲韩新青年”的B站账号累计有2万粉丝，总播放量超过70万次，最受欢迎的一条视频发布于8月9日，标题是“青年，你为自己定好方向了吗？”这条视频制作简单，时长仅两分钟，由多名工作人员、学员交叉出镜，念着简单的台词，却收获了逾20万的播放量。

视频的评论区里，有人调侃他们看起来“总感觉有点传销的感觉”；有人为他们加油，鼓励道“广大青年就应该把自己的美好青春年华投入到祖国伟大乡村建设事业中去”；也有人提出了问题：“人们有时开始嘲笑大学毕业后回村的年轻人了，认为其‘没出息’，可是如果所有年轻人都‘有出息’，那村里怎么办？”

参与乡村建设10余年，从蒲韩新青年公社成立就一直在这里工作至今的梁少雄告诉红星新闻，在B站快速涨粉的这两个月，虽然有大量的年轻人通过留言、弹幕和私信向他们表达自己对乡村建设的热情，但真正收到的简历和仔细询问的不过50多人，近期他们通过B站只招聘了两名新媒体运营实习生。

根据梁少雄观察，最近两三年来，网络中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向往农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也有不少年轻人确实回到了乡村，在田间地头发光发热。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进入农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你要先找到自己生计的切入点，先让自己安稳下来。”

↑蒲韩新青年主页截图

①城乡“中转站”

融入乡村的必修课：做饭和上厕所

蒲韩新青年公社的发起人梁少雄，如今迎来了从事乡村建设的第11个年头。

2010年，还在山西农业大学读大四的他同女友前往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报名参加了由原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联合发起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学习结束后，梁少雄入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开始将乡村建设作为一份全职的事业。

2015年1月，梁少雄参加第五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偶遇来自蒲韩乡村的韩磊，对方询问他能不能一起参与推动城市消费者和乡村生态生产的互动，想办法吸引一些就近高校的青年学生一起创业。双方一拍即合，梁少雄辞职离开北京，开始围绕蒲韩乡村这块区域展开工作，下寺村就此成为了这批年轻人的“根据地”。

在成立蒲韩新青年公社的前几年，下寺村扮演着一个“中转站”的角色——主营业务是为“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的学员提供实训，同时也开展着大学生乡村游学项目，并与一些高校的农学团队合作进行生态种植、养殖技术实验。

蒲韩新青年公社提供的数据显示，自从2015年起，共有71名青年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来到下寺村，来这里参加短期培训和学习的大学生约300余人，来访交流的专家学者100余人，来访交流的国际友人则有20多位。

为期半年到一年不等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可以看作青年们进入乡村的“过渡期”，他们要在下寺村接触真实的乡村生活，习惯乡村场域的社群相处模式，并掌握一些农业相关技能，为今后真正扎根于乡村打下基础。

在蒲韩新青年公社，这个接触并融入乡村生活的过程有具象化的所指——做饭和上厕所。在下寺村生活了3个多月以后，最新一期学员陈天宇说自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至少可以熟练完成14个人的大锅饭，也能够坦然面对需要手动清理的生态旱厕。

↑蒲韩新青年办公室内部 图据受访者

 ②逃避还是幻想？

留在乡村意味着“得做一些取舍”

陈天宇出生在湖北一个小镇，外公外婆等长辈至今还在老家种田，他则随着父母生长在城市里。陈天宇考上北京某双一流大学，并留在北京的知名科技类企业工作。但真的走进繁忙的大城市，陈天宇才惊觉大城市也不是他理想的生活环境，回乡村去的念头，就此开始萌发。

下决心参加“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之前，陈天宇正面临着危机感。回望那段近3年的“大厂”生活，他提到最多的两个词，是“意义”和“疲惫”。疲惫来自精神层面，陈天宇大学时就读的是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但毕业后从事的岗位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安防系统销售。

陈天宇坦言，从工作量的角度看，他的压力负担并不算大，更多的不适来源于精神上的内耗和意义感的缺失，“总觉得干得很没劲。”与此同时，人情淡漠的城市环境，也让他感觉不到和他人的关联，“我聊天都是在网络上，工作也都是在线上完成，有时候觉得有点不真实。”

期盼“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被梁少雄划分成三类，一类把农村当作“逃避”的出口；另一类对农村抱着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还有一类，则把建设农村当作一种“责任”。

在蒲韩新青年公社的招募过程中，无论学员还是工作人员，第一类都是首先排除的，“逃避也是一种选择，但你要到真实的环境来看，到底有没有逃避的空间，有可能回到乡村你发现连饭都吃不上。”许多年轻人并不具备在乡村独立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

这几年，下寺村兴起了种花椒的风潮，几乎每家每户都栽种了花椒树，帮农户采摘花椒体验劳作成为蒲韩新青年公社学员们初到乡村的工作之一。花椒很难摘，枝干上有许多尖刺，长得也很不规则，扎到肉里免不得痛上一会儿。梁少雄说，单采摘花椒这一项，几个学员们一起合作，完成的工作量远不如农户们自己单干，“农户一下能摘40斤，大家两三个人，也不一定能摘下20斤。”

他认为，乡村的劳作和与农户、伙伴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满足他对“踏实”和“温情”的向往，从而自城市带来的紧张感中松弛下来。下寺村的学习结束后，陈天宇打算去农庄当学工，“去学习一下种植的技术，包括一些农机，还有一些不熟悉的作物。”

做出一直留在乡村的决定意味着什么，陈天宇说自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如果是为了钱，农村真挣不了多少钱，就得做一些取舍。”

↑蒲韩新青年成员合影 图据受访者

③被怀疑“在搞传销”

进入乡村，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据梁少雄观察，近两三年来成员招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从小生长于城市的年轻人在增加。

2020年以前的5年，报名参与的多为各高校支农类社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乡村，有掌握农业技能建设家乡的期待和愿景。近年来，更多城市青年表现出了对乡村的好奇和热情。

梁少雄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加大了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有更多城市青年萌发了投身乡村的意愿。虽然相较于10年前，如今的大多数年轻人包括来自农村的，大都缺乏甚至没有务农经验。

在采访的过程里，梁少雄反复提起，进入乡村不代表奉献和悲情，只是年轻人的一种人生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选择确实面临着比留在城市更大的压力和困难。

收入，是这种困难最直接的表征之一。2015年到2020年，蒲韩新青年公社主要依靠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等公益项目的经费支持，虽然团队成员只有寥寥数人，但分到每个人手上，这点钱十分有限。

2015年来到下寺村进行学习，随后加入蒲韩新青年公社的胡雅超还记得，在学员期的时候他没有工资收入，转正以后月薪也只有1800元左右，相比起过去在大城市里每个月至少5000-6000元的收入，落差悬殊。

来到下寺村之前，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胡雅超在北京某政府部门做没编制的合同工，老家村子里的朋友同学会在他朋友圈中的照片下感慨，“跟我们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直到投身乡村，朋友圈里的照片从繁华的北京变成村庄以后，来自爱人、亲戚、朋友和父母无数的质疑向他涌来，“以前过得还挺好的，你为什么非要跑到村子里面去，大家觉得你要么在搞传销，要么有毛病，脑子有问题。”

陈天宇老家的空心化十分严重，随处可见大片的空地和闲置破漏的空屋，在来到下寺村，开始学习农业种植的知识以后，他想过结束学习以后回自己老家去。

试着探过家里人口风以后，陈天宇才发现老家的外公外婆并不理解他投身农村的决定，“如果以现在这样的状态回到农村，他们心会放不下，他们会担心外孙以后怎么办？”

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的胡雅超，对于这些质疑和不理解持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自从妻子也来到村子里和他一起生活，胡雅超最大的压力源不复存在，再遇到有人问他到底在农村做什么，胡雅超已经习惯了用调侃和自嘲先将一军——“我在搞传销”。 

↑胡雅超在发酵床养猪场工作 图据受访者

④谋生之道

经营性项目取得进展，成员数量增加

回到乡村前，胡雅超正苦于自己留在北京的生活难以持续。考了驾照以后，他才知道要在北京买车需要缴纳5年的社保才能参加摇号，至于在北京买房，对他来说更是“不敢想的事”。

2015年，村里想找个年轻人报名青年人才培养项目，胡雅超的父亲知道儿子不想留在北京，就把他叫回了山西老家。

在2020年以前，胡雅超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低收入的客观困境让他想回到城市进入“正轨”，又留恋在乡村里闲适自由的生活状态。妻子的到来是一个转折点，让他下决心留下的深层次原因，是胡雅超看到了在下寺村持续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早在2016年前后，蒲韩新青年公社就在针对经营性项目做出探索，引入了发酵床养猪、生态种植等技术，也做过一些小范围的实验。除此之外，农副产品的加工、包装、物流和销售渠道，梁少雄和胡雅超也有过相应的了解和交流。

2020年，游学等诸多公益项目陷入停摆，资金危机被推到台前，整个团队不得不把活动重心收缩回村子里，开始积极探索经营性项目，寻找维持运转的方法。梁少雄和胡雅超很快着手组织农户用有机方式栽种大黄杏、甜柿子、桃子等经济作物，开发了杏脯、花椒酱、香椿酱、压饼等产品进行销售。

探索这条路的过程并不容易，胡雅超还记得，他们和农户进行有机合作生产之初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单说服农户这第一步就很困难。

以柿子为例，一亩地按常规栽种法，最少会产3000斤，但生态栽种法可能只有1500斤或者是2000斤，产量下降，就代表他们要开给农户更高的价格，“比如普通柿子要5块钱一斤的话，你最少要给别人7块钱，他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为了建立信任，胡雅超和农户签下合同，保证农户的单价、产量、总产收入，并许诺承担因为生态栽种法可能造成的绝产风险。那时候，胡雅超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我们抗风险能力太低了，这个生意一亏，大家工资都发不出来。”

最终，胡雅超和蒲韩新青年公社团队兑现了给农户的承诺，让参与他们合作项目的农户比其他人多赚了接近30%，这一点在村子里形成的示范效应，是无法以收益来简单计算的。熬过艰难的初期以后，愿意和他们合作的农户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只有1户，到现在的7户。

目前来看，他们这场求变的结果还不错。经营性项目取得进展后，蒲韩新青年公社成员数量大幅增加，从个位数迈向十几个人，与此同时，大家的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月薪从不到2000元涨到接近4000元，年底还能视经营情况进行分红。

↑蒲韩新青年合作农户 图据受访者                                           

⑤留子村里“没脸面”

村里年轻人等着“去外面”的机会

下寺村村支书记秦军民也成了蒲韩新青年的合作农户之一，今年他打算把一块地拿出来种生态甜柿，对于蒲韩新青年的经营性项目，秦军民的评价很积极。在秦军民口中，这群年轻人除了给下寺村带来创收的路径，对于村庄的社群文化氛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下寺村常住人口约100户左右，据秦军民介绍，村里的年轻人外流非常明显，“现在村里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常见。”蒲韩新青年公社的团队成员，以及每年来这里学习的大学生们，是村里大多数时候仅剩的年轻力量，从组织节日里的文艺活动，到日常帮村民做农活、教老人们用手机，“很多事情，他们都能帮上忙。”

最近3年，下寺村的空心化出现了暂时性的“回暖”，许多在外务工、上学的年轻人由于流动受限，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等原因，短暂回到村里生活。年轻人的回归，为下寺村带来一些活力，他们中有人想留下，更多人依然在等待着“去外面”的机会。

今年，村里多出了一个快递点，是一对回村的年轻夫妻开的。疫情之前，这对夫妻一直在外面工作，打过工，也创业开过饭店。

快递点的收益并不多，丈夫回来以后跟着父亲在周边做建筑的活，店面主要交给妻子打点，和梁少雄闲聊的时候，这对小夫妻构想过留在村庄里的未来，攒些钱然后承包土地搞农业，“不再出去了”。

至于其他在外务工又因为疫情返乡的年轻人，则很少和蒲韩新青年公社的成员们有接触，梁少雄回忆了下与自己搭过话的几个年轻人，都没有明确表达过留在农村的意愿——他们只是不断在附近找活干，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转。

最近，陈天宇在和同期的学员一起走访村民，了解村庄的文化和故事，计划为下寺村谱写一首村歌。走访的过程里，陈天宇和村里几位考到外地上学的大学生有了接触，这些大学生没有一个表示愿意留在农村里，他们的长辈也都不希望他们留在身边，“最起码得到永济市去找事干。”

“他们就觉得留在农村是一件‘没脸面’的事。”

↑下寺村唯一的主干道 图据受访者     

 ⑥迎来送往

到来和离开“在于个人的选择”

距离下寺村17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曾经在蒲韩新青年公社学习过的王雪山，正在计划回到城市。2019年，结束第15期青年人才培养项目的培训后，王雪山前往福建一家企业工作，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是第4期青年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 

王雪山负责的项目有民俗和乡村游学，在疫情冲击之下，民宿营收下滑，游学也难以开展，他和同事们不断寻找新的业务，最后将目光放回到农村的基础产业上，开始在当地开展稻鸭共作等生态农业项目。

王雪山说自己当初选择乡村，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做什么，也知道这个选择有它的意义，能够满足他当下的生存需求。而当他选择离开的时候，究其根本，无非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相对另类，“你不能要求你身边的家人亲戚，都能够理解、支持你，尤其是自己的父母，有时候难免会妥协，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谈到什么时候正式和乡村生活告别，王雪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只是模糊地说，“随时都有可能。”

对于这种告别，胡雅超已经习惯了。在蒲韩新青年公社，成员的离开也时有发生，在今年因为业务扩大而招揽的新成员到来前，胡雅超负责的经营性项目，最困难时只剩下他和另一个伙伴。“很多已经做过乡建的人，因为家庭原因，或者因为谈恋爱走掉，不是他不想做，是因为现实生活不允许他目前去做这样一个事。”

乡村生活的好处和坏处都显而易见，关键只在于个人的选择。王雪山看到的是收入的天花板，以及无法忽视的社会压力；胡雅超则更关注生活的质量，以及乡村振兴下未来可能的前景。

胡雅超算过一笔账，村子里一两百平方米的小院，一年的租金在500-800元左右不等，加上水电以及加装空调等等费用，按20年租期算，平摊下来每年居住的成本在3000-40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5000。”

↑年租金仅800元的小院 图据受访者   

胡雅超觉得自己在下寺村的生活品质还不错，妻子搬来村里以后，他们两口子单独租下了一个宽阔的小院，吃的蔬果要么自家栽种，要么和邻居交换，就算去集市上买也比在城市里便宜很多。

集市上的果蔬确实便宜，记者到下寺村探访这天，新来的几位正式成员刚从集市上满载而归，这趟集市之旅最大的惊喜是一筐新鲜的青枣，5块钱8斤。

便宜当然也有其代价，这筐青枣的坏果率很高，几个人吃了七八颗枣，有三颗果核长了白毛，还有两颗生了虫，枣被咬开以后，活泛地在果肉内钻进钻出。买枣的那位公社成员不以为意，一颗又一颗接连下肚，还调侃着，“就当高质量蛋白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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