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在这里指人的精神风貌和群体性格，即宋人所说的习性。在宋代北方，其民风可大致分为三个特点，分别为“朴直纯厚”、“善勇好斗”、“勤劳节俭”。

一、北方民风——朴直纯厚

《宋史·地理志》有许多内容谈及此方面，例如“人性质厚少文”“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等，都谈及这个习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的纯厚与朴实，这也是中华流传的美德。

陆游有诗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以此来称赞淳朴的民风，好客的宋人。而在北方，最淳朴的地方莫过于太行山区的河东路。

宋神宗称赞其“其民风俗，素号忠厚”并且北方人一般情况下安分守己，便于管理与统治，不太招惹是非。

这种淳朴厚道的个性，源自于中国自古便奠定的特性，而这种特性的起因是大地。中华民族是崇尚土元素的民族，因为海洋带给中华民族的是遥远、危险，只有土地能给中华民族安全感。

从《论语》观之，关于海洋的叙述屈指可数。因为中华民族认为海洋是灾难，是一种极致的灾难。例如中国神话中的水神共工触怒不周山，引发人间海啸。

或者治水，亦是用息壤来对抗蓝色的灾难。在“皇天后土”、“天地乾坤”等成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是仅次于天的存在。土地是中华民族赖以保障的食物来源，给予中华民族厚重感与安全感。

二、北方民风——善勇好斗

《宋史·地理志》有颇多记载，河东路“其俗刚悍”、河北路“大率气勇尚义”等。

但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北方宋人还有着尚义的一面，中国自古崇拜侠义之士，例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刺客荆轲、“刺王僚也，彗星袭月”的专诸、“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的豫让等，都是人民崇拜的“偶像”。对人民来说，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原因不外于是接近普通百姓的喜好罢了。

但这正能体现中国自古以来的特性——重义，而宋朝的尚义之士也不少，例如王忠植等。而这种氛围更多体现在小说里，例如《夷坚志》、《水浒传》、《七侠五义》等。

这种侠义精神，并非起源于宋朝，而是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中国盛行有一种侠义精神，而非西方的利益精神。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大混乱时期，它直接造成奴隶制度的瓦解，“不集中的中央权力”的加强，它是一种新陈代谢的变化，陈旭麓先生的近代史观用在这里也不无欠妥之处。

墨子处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势，试图以一种契合生产的思想来改变历史。在这段时期，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极大转变，但人们的思想是脆弱的，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迫使人们呼唤和平与稳固，墨子就成为平民阶级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兼爱非攻，正义之战，就是最好的说明。他的哲学体系虽不完善，但是为后世的侠客精神奠定了基础，对于逻辑学体系也有相对层面的影响。

三、北方民风——勤劳节俭

勤劳节俭也是北方的美德，河东路“勤农织之事业”。这源于北方地区历来重视农业生产，而南方则不同，南方以经济发达而出名。

这种勤劳并非主动性，而是出于忧患意识。我甚至可以如此断言，古代中国农业之所以复兴与发展，就是因为忧患意识。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生存的根本，且是一种长期收益的具象化行为。这种长期收益像是投资，是一种不确定收益的行为。所以为了提高自己的基本收益，人们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工具，人们要勤劳的工作。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也有忧患意识的作用。人民必须拥有一个足够有影响力的政府，来规范并管理整个地区，并进行适当地经济调配、土地分化、水利管理与意识倾向等行为。

只有这样，才能协调这片土地的各项复杂事宜，保障人民合乎自身的利益。在战国时期，人们之所以呼唤一个领导者平定战乱，亦是出于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