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越到解放1949

1949年1月初，解放军已率领军队将北平包围，毛主席在给前线司令员林彪发的电报中，提出与傅作义和平谈判的六点方针，并表示：“希望傅方能够派出一个有地位、能全权负责的代表，与张东荪一起秘密出城谈判。”

当天李炳泉向傅作义传达了这份电报，傅作义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打破僵局的机会。电报中提到的张东荪，他曾经听说过，是民盟的人，但从未与其接触过，不清楚此人的底细，他打算见过本人后，再做定夺。

1月5日下午，傅作义派秘书王克俊，将张东荪接到了中南海居仁堂，没等他坐稳，傅作义问道：“张教授，宜生（傅作义字）想与共产党言和，您意下如何？”

张东荪回答：“傅总司令应当断则断，言和是一条光明大道，如果北平有损，您将成为千古罪人啊！”

张东荪的一番言论让傅作义受益良多，他决定痛下决心，赌上一把。

傅作义说：“张教授所言极是，我还想劳烦您出城一趟，做我的代表。如果和谈成功，我傅宜生没齿难忘！”

“您乃蒋介石座下的一名大官，而我是民盟的成员，正所谓井水不犯河水，我可以担任您和共产党和谈的见证人，将您的意见传达给共产党，但您需要派一名正式代表与我同行。”

“好吧，就这样决定了，我会再派一人与你去和谈。不过张先生，这件事十分机密，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否则，不但事情办不成，您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月7日，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与张东荪穿越火线，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与聂荣臻等解放军代表签订了《和谈纪要》，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历史性事件。

几个月后，张东荪作为民盟代表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会上毛主席以575票同意，1票反对的结果当选国家主席，那张刺眼的反对票便是出自张东荪之手。

傅作义和中共为什么同意让张东荪参加和谈？

建国后，他又为何要投毛主席的反对票？

其中是否有些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呢？

一、与国共的恩怨纠葛

图|张东荪（sūn）

张东荪原名张万田，浙江钱塘江人。

1904年，他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到东京帝国大学钻研哲学。在日本他认识了张君劢（mài）等人，开始参加清末立宪运动。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尽管科举制度早在1905年就被宣布废除，但清政府本着“重视人才”，提升“海归”学子在国民心目中的认可度，制定了一系列录用优秀留学生入朝为官的规定。

张东荪等人在太和殿接受了宣统小皇帝的召见，进行殿试，并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功名，这批人可谓是清末民初最后一代“进士”了。

在日本接受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张东荪，实际上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嗤之以鼻，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别无去处。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东荪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随即潜至南京，加入南京临时国民政府，任内务部秘书一职。

民国初期，政治反复无常，一会儿袁世凯称帝，一会儿张勋复辟。张东荪意识到单纯搞政治上的斗争，改变不了现状，只有在政治理论上启发民智，让人民自觉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权，才能稳定局势。

于是，张东荪与梁启超等研究系成员结识，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17年，梁启超邀请他担任《时事新报》主编，随后他自行创立了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等刊物，宣传社会主义。

其间，张东荪与正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大步迈进的陈独秀来往密切，他曾被邀请参加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可惜因为政见不合而退出，开始转向基尔特社会主义（介于社会主义与工会主义之间的调和理论），发起了关于何者为社会主义主流的论战。

1927年，张东荪创办《哲学评论》，同年被国民党查禁，他本人也被视为“学阀”，遭到国民党通缉。心灰意冷的他，感慨道：“报纸行业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

图|张东荪

1930年，张东荪接受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出任哲学系教授。第二年，张东荪与几个友人在北平发起成立“再生社”，即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同时创办《再生》周刊。

1934年，受到国民党提出的“党外无党”的刺激，他与张君劢等人以再生社为基础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以此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大多数大学随国民政府南迁，张东荪执意留在已经沦陷了的北平，利用自己燕京大学教授的合法身份与中共合作抗日，并因此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大牢长达半年。

1944年，张东荪参加民盟，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二年春天，他在北平筹建民盟华北总支部，担任主委。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张东荪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主持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与中共一同向国民党提出和平建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承认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会后，张东荪发表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正式提出了他所谓的“中间路线”理论。当然毛主席是不太支持这个理论的。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多次拒绝了蒋介石的收买和拉拢。

张东荪政治思想的转变，与他看到蒋介石以民盟“勾结共匪”、“妄图颠覆政府”等名义，将它宣布为非法组织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1947年11月6日，民盟被迫解散，总部迁往香港，国内各支部转入地下活动。

这一残酷的现状，让张东荪意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将实现民主的希望寄托到了中共身上，并开始积极声援中共的解放战争。

民盟各地支部转入地下后，张东荪任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他根据民盟中央的指示，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做了很多工作。在北平，他利用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与中共地下党展开长期的联系工作。

第二年3月，叶剑英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送给民盟，希望他们以它为武器，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在国统区进行统战活动。

同时，为了帮助张东荪领导的民盟华北总支部开展工作，徐冰离开华北前，给张东荪1000万法币，当作活动经费。

此后，张东荪曾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共地下党联系，设法与中共高层联络，甚至还与毛主席讨论时局，交换意见。

1948年，中共开始筹备新政协会议。毛主席专程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寄去一封指示信，请他转告张东荪等人：“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和平津文化界的民主战士是同一条战线的。他们所进行的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欢迎的！”

毛主席特别强调：“上述各点请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邀请什么样的人参加政协。”

可见毛主席对张东荪的建议还是非常重视和信任的。

几天后，刘仁立刻联系地下党与张东荪取得联系，并将毛主席的信件传达给了他，请他前往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建议他赶快离开北平，到已经解放的东北地区去。

张东荪认为自己在燕京大学的课程没有结束，如果突然离开，势必会引人怀疑，他希望能够等学校放暑假再去。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加强了对北平地区的戒严，张东荪与共产党的联系，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双方失去联系。

暑假开始后，张东荪受到了国民党的重点关照，他未能离开北平前往哈尔滨。此后不久，北平地下党崔月犁重新与他取得联系，这样他就有机会继续留在北平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张东荪的立场已经倾向于共产党，但在公众媒体面前，他必须在国共之间保持中间立场。正是这样的立场，为他在国共双方充当调解人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二、斡旋于和谈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公开违背1945年商定的民主原则，悍然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中共领导人无奈率领人民解放军加以反击，国共双方短兵相接，内战全面爆发。

为守住北方重镇，1947年11月，蒋介石派出颇有声望和能力的傅作义，作为华北“剿匪”总司令。1948年，“剿匪”总部迁往北平，取代了原来的北平行营，这昭示着蒋介石在积极备战。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行为，是公然与全国人民向往的和平相背离，也是中共、广大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所谴责的。当时身处北平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出面向傅作义提出和平解放北平，力保文化古迹的请求。国民党原北平市长何思源也在为和平奔走呼号。

张东荪在政协会议后，一度倡导中间路线，他坚决主张国共两党放下武器，通过谈判解决矛盾。当前面临的北平危机，是他最为担心的事情，他诚心希望两党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并以民盟华北负责人的身份积极开展活动。

图|傅作义

傅作义作为一名军人，领兵打仗是他的特长，但他也有尊重文人雅士的传统。他曾要求知名人士到中南海怀仁堂做客，一起谈论时局。

一方面，通过与这些人的交谈，在某种意义上，让他看清了大局；另一方面，蒋介石与他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很深，他虽然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因为他不属于蒋家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在对他委以重任的同时还派人暗中监视他。

鉴于以上原因，策动傅作义和平起义成为了各界有识之士不约而同的目标。

可是，傅作义毕竟是国民党内部人士，直接接近他自然没有那么容易，这时各种关系的建立显得格外重要。接近傅作义的高级幕僚，从而间接影响他的决策不失为一计良策。

1948年夏秋之交，“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根据东北战局的现状，判断中共必胜，指示北平支部开展的活动，要积极配合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设法对傅作义做工作，争取其武装起义。

后来，为了更好指导解放工作，“小民革”成员加入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发展组织的过程中吸收了续式甫，并通过他找到了傅作义的老友侯少白。侯少白就是将张东荪引荐给傅作义的关键性人物。

当年12月下旬，民联通过侯少白向傅作义建议武装起义，反戈倒蒋；又通过张东荪与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联系，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络。

平津战役爆发前，中共北平地下党在华北城工部（部长为刘仁）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放北平。

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与傅作义是同乡，他利用这层关系，通过傅作义的高级顾问刘厚同，劝傅作义与中共展开和谈。

后来，杜任之又从刘厚同那了解到傅作义有意进行和谈，但考虑到双方缺少一个调解意见、见证和平协议执行的中间人，他觉得需要找一个民主党派参加谈判比较合适。

为了更好执行任务，许多地下党员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凭借这样的联系，杜任之找到了张东荪，询问他：“先生是否愿意代表民盟，担任和谈的见证人？”

张东荪听完喜出望外：“这正是我预想了很久的结果，为促成和谈即使献出生命，我也愿意。”

中共北平地下党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张东荪数年来一直在国内致力于和平、反对内战，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民主党派领袖。同时，他又是民盟的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在谈判中可以作为第三者和见证人，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中共中央决定，由崔月犁代表中共北平地下党与张东荪正式约谈。

图|崔月犁

崔月犁与张东荪的谈话十分顺畅，张东荪当即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使命。在刘厚同的协助下，张东荪和崔月犁与傅作义见了面。

三、傅作义幻想破灭，决定和谈

当中共初步考虑派张东荪参加和谈时，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叫傅作义去南京开会，双方约定的和谈暂时没有进行。等傅作义从南京回到北平，辽沈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开始打响。

12月初，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地的分割包围。北平人民呼吁和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

傅作义派《平明日报》主编崔载之与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出城与中共接洽。由于他仍心存幻想，提出的条件不为共产党所接受，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

战场上的胜败，左右傅作义的心绪。12月22日，新保安战役解放军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王牌军，23日又占领了张家口，切断了他南逃与西逃的退路，彻底打破了他割据一方的幻想。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对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提请他派出一个代表性、能负责的代表与张东荪共同出席和谈。

傅作义迫于无奈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决定1月6日派代表周北峰与张东荪，出席在平津前线解放军驻地举行的会谈。

张东荪之所以能被傅作义和共产党选为代表，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在国共之间，他属于民主党派，政治立场又偏向于共产党，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很高。

例如他在文章《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提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它的主张尚有诚心。……我们不必怀疑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话算数的……相反，国民党却始终言行不一，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它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第二，张东荪在历史上与中共交情很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为共产党人所欣赏，也深受毛主席的尊敬和信任。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节通知”，号召民主党派前往解放区召开政协会议，张东荪积极响应。

第三，傅作义本身并不愿意北平遭受战火，北平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由文教界人士出城和谈比较合适。张东荪是国共以外最大政治势力民盟的成员，无论和谈是否成功，对舆论都会有很大影响。

所以，双方都认为让张东荪参加和谈成功的概率比较大。

四、草签《和谈纪要》的见证人

图|傅作义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派车接上周北峰和张东荪，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村。

1月8日，聂荣臻作为解放军代表与他们进行会谈。

聂荣臻问张东荪：“出城前，傅作义有向您交代什么吗？”

张东荪稍加思索后，回答道：“傅先生提出了这样几点：‘一，平、津、塘、绥希望能一起解决；二，他希望保留自己办报的权利；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要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可以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整编等方式解决。’”

聂荣臻反问道：“张先生，傅作义能否下令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出城？”

“傅先生军队里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是他自己人，能控制，有保证。如果有反抗者，他可以解决。依我来看，主要问题是军队问题，具体内容，我这个外行不懂。”

“傅作义的心中是否还有别的打算？你愿意永远站在人民解放军一边吗？”

“据我观察，他是绝对打不下去了，理由是主力被歼、美援无望，城内粮食也支持不了不久了。他满脑子陈旧思想，要他在共产党下面做事，是不太可能。他现在想找个台阶，‘光荣交待’。”

9日，双方会谈正式开始，周北峰首先提出了傅作义的六个条件。

聂荣臻说：“傅先生除了放下武器，保全北平、天津，为人民多做些好事外，没有其他出路，希望他当机立断。”

张东荪会上没有说几句话，但他听完军队改编的提议后，高兴地说：“将平津的部队调出城外，改编为解放军，这个办法好，傅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10日，双方代表签订《和谈纪要》，张东荪以自己是民盟成员这个理由，谢绝了签字，履行了他见证人的身份。

五、第一届政协会议上投毛主席反对票

张东荪一直奉行的是“中间路线”，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早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他身上有着很深的根基，使他养成了一种清高、自命不凡的气质。这也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

1949年1月下旬，张东荪前往西柏坡面见毛主席。席间，他向主席提出了“中间路线”和不赞成“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观点。

毛主席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他这是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亲美”、“恐苏”症，需要“治疗”。

这次谈话，让张东荪情绪低沉，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绝对不能与美国对抗，不能成为美苏争霸的牺牲品。

正是这一“顽固立场”，成为了他在政协会议投票时“反常”的原因之一，也为他后来“叛国”埋下了伏笔。

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集合党内外576名代表，在北平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天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主席以575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次不记名投票，只有一人没有投给毛主席。

结果公布后，代表都以为毛主席谦虚，所以给自己投了反对票。毛主席表示他给自己投的就是赞成票。

对此结果，毛主席大度地说：“算了，少一票就少一票嘛！不管是谁，都有不选我的权利，要尊重事实。”

会后，还是有人查到是张东荪投的反对票。

1952年，张东荪因“私通”美国间谍王志奇，泄露抗美援朝机密，被民盟开除，退出政坛。

1968年，80多岁的张东荪被人以“叛国罪”关进监狱。

1973年，张东荪死于狱中，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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