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聊一聊20世纪80年代山西昔阳大寨为何从20世纪70年代的“模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01、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大寨在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是从何而来。

根据发表于《党史文汇》2012年第10期上的名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及其再评价》学术论文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大寨村已经成为了先进典型，所以山西省和昔阳县为了保持住大寨村这个典型，给予了大寨村许多优惠政策以及大量物资：

在财力和物力方面，都给予过多的特殊照顾。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仅仅大寨村招待所，就有70名员工；而昔阳县水利局从1974年开始一直到1979年撤回，一直有一支100人规模的专业队伍常年在大寨村兴修以及维护水利设施。

大寨村六个蓄水池只有一个是大寨村民自己修建的，剩下五个蓄水池全是昔阳县甚至是昔阳县当地驻军出动帮助大寨村修建的，比如罗面垴水池及配套工程，就是由国家投资了11.1万元修建的。

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一个省部级干部的月收入也不过2、300人民币。

不仅如此，大寨村还在20世纪70年代组建了许多完全没有必要的“社队企业”。

20世纪70年代的大寨

不是说大寨村没有必要建立“社队企业”，而是建立了太多根本没有必要的“社队企业”，让大量大寨村民进入了根本没有存在必要的“社队企业”里领工资磨洋工。

比如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昌明先生就指出自己去大寨参观的时候发现大寨有些工厂和矿山“浪费惊人，也没有人去处理。”

曾昌明先生参加革命时间非常早，曾是上海地下交通员，瞿秋白就是在他的保护和护送下顺利进入中央苏区的。

由此，我们或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0世纪70年代大寨村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在有关方面全力扶持的结果；同时，大寨村的“社队企业”存在“浪费惊人却没有人处理”的情况。

正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导致了大寨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落魄”。

目前看，这种“落魄”，大寨村自身原因是主要的。

梯田

实事求是的说，大寨村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即使在拼命使用在20世纪70年代还十分珍贵的化肥，但是小麦产量并不好。

比如农业部原副部长、著名农学家杨显东教授1978年带着一群农学专家去大寨村参观时就发现，大寨村“人造山间小平原”上的小麦，尽管使用了许多化肥，但是产量依然非常有限，在夏收季节，大部分种在“人造山间小平原”的小麦麦苗只有六七寸高。

农学家们在大寨参观了一圈，得出的结论是农作物里只有玉米的长势是真正的喜人，但是大寨村当时的玉米也面临着严重的病虫害。

最后，这一群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农学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大寨村的农业发展并不好。

这也为后来杨显东回到北京“揭盖子”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不可否认，大寨村在没有“出名”之前，村民们确实是在村干部的带领下靠着“自力更生”的精神把大寨村的粮食产量搞了上去，大寨村也确实从最穷的村子变成了相对富裕的村子。

然而，这对于大寨的自然条件来说，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人力的极限”了。

老年杨显东

可是由于“大寨”成了模范和典型，使得在20世纪70年代，大寨村获得了本不属于它的荣耀，又为了凸显上级所提倡的“队社企业”，成立了许多本不应该成立的“队社企业”，让大量的村民脱产进入“队社企业”务工，可事实上没有那么多“工”可以务，只能变成磨洋工，反而把大寨村的村民变成了习惯吃“大锅饭”的“农业工人”。

习惯吃“大锅饭”的惰性才是20世纪80年代大寨村经济举步维艰的真正原因。

包产到户宣传画

03、

和许多人想的不一样，大寨村一直到1985年才全面彻底的实行了包产到户。

尽管1982年年底，在强大的外力影响下大寨村被迫实行了部分“大包干”，尽管1983年实行了部分“大包干”的大寨村实现了粮食总产量上百万斤，尽管就连最保守的村干部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包田到劳）老天都同意”。

但是，大寨村依然一直到1985年才彻底实行包产到户，按人均1.4亩的标准彻底分给村民——这已经比全国很多地方晚了整整5年。

为什么大寨村要拖了5年才彻底实行包产到户，为什么大寨要在1983年部分包产到户已经实现大丰收的情况下还拖了一年多才彻底包产到户？

被誉为大寨“活化石”的宋立英的说法是“当时大寨人都不理解。”

然而，真实情况也许是大寨人不愿意打破“大锅饭”。

根据2016年《农村农业农民》杂志报道，大寨村村民赵华晓是大寨村第一个个体户。

1983年赵华晓不顾家人的反对辞去村办工厂的工作，开了一家小卖铺。当时大寨只有一家供销社，而且供销社上下班的时间和村民在地里干活的时间一样，给村民购物带来很大的不方便。而赵华晓的小卖铺可以24小时为村民服务，村民都愿意到他的小卖铺买东西，两年下来他就赚了3万元。

在当年村民的观念中，个体户是很丢人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村办工厂的临时工。

通过《农村农业农民》杂志这篇名为《大寨：“昔日圣地”的辉煌、落寞与崛起》的报道，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大寨村在20世纪80年代举步维艰的原因。

80年代个体户

首先，大寨村一直到1983年还存在村办工厂，而这些村办工厂几乎都不挣钱；而这些村办工厂在亏损情况下依然还在运转。

这可能就是大寨一直到1985年才彻底实行包产到户的原因。

其次就是大寨村的村民在观念上依然还是20世纪70年代吃大锅饭的那一套，宁愿在村办工厂半死不活的混着，也不愿意去做个体户。

而赵华晓1983年开小卖铺，1985年就能在700多户村民的大寨村赚3万块钱，这说明大寨村的村民实际购买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可能也是大寨村民对于包产到户，对于“挣钱”并不如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的村民那么迫切的原因。

甚至到了1991年，大寨村人均收入600元已经低于当年山西省农民人均624元的年收入时，大寨村民依然对“挣钱”并没有那么上心。

比如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就撰文回忆，1992年3月他去大寨视察后，曾介绍了40名大寨村民去广东务工。

90年代的广东打工者

要知道这可是国务院副总理介绍去的，打工的待遇和收入不敢说顶格，至少也肯定不低，但是即使如此，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有35、6个人因为吃不了苦回到了大寨：

我先是让大寨送了50名劳动力去广东东莞打工，他们送40人，但不到一年，大部分都跑回来了，他们受不了那苦，只剩下四五个有点文化的。

总的来说，已经习惯了有关方面的扶持和支持，已经习惯了“上班”的大寨村，在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上没落可能主要问题还在于大寨自身。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