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敌我双方悬殊的实力对比一度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然而我们在全民族的坚持下最终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空前胜利。二战前日本的工业水平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属于二流：当时工业生产能力最强的是美国，德国可以排到第二，第三就是苏联，后面就是英国和法国，日本只能排在这些国家的后面。日本的工业水平决定了日本陆军实际上只是一支半机械化部队。

日本因此被欧美列强讥讽为“贫穷帝国主义”，然而日本再穷再弱也得看和谁比。日本毕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从明治维新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国策以来日本的工业化和军队近代化建设就从未间断过。尽管日本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与欧美列强仍存在差距，但如果要和当时的中国比起来可就是遥遥领先了。中国在洋务运动中也曾建立过一些民族轻工业，然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直进展缓慢且不断遭到外部因素干扰。

甲午战争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国运：日本利用从中国得到的赔款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而作为战败方的中国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进一步沉沦。1900年中国又遭遇了八个帝国主义列强的联手入侵。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之后中国并没迈向富强，反而陷入到外有列强窥视、内有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长达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近现代化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代领导人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和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底子几乎就是一片空白。相比之下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二战期间曾自主生产过飞机、汽车、航母等各种军事装备。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一共生产了6万辆汽车。这个数字和欧美列强是没法比的，但比起当时尚不能自主生产汽车的中国还是优势明显的。

抗战爆发前日本年工业总产值约为6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约为13.6亿美元；当时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当时中国年产钢铁4万吨；当时日本年产煤5070万吨，当时中年产煤国2800万吨；当时日本年产石油169万吨，当时中国年产石油1.31万吨；当时日本年产铜8.7万吨，当时中国年产铜700吨。当时的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当时的中国对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均无自产能力。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兵员一共约两万五千人，共有总吨位57608吨的66艘舰艇（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五类）。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兵员约为十二万七千人，共有总吨位超过115万吨的舰艇285艘：航母4艘(近7万吨）、水上机母舰2艘(约3万吨)、战列舰9艘(约27万吨)、重型巡洋舰12艘(近10万吨)、轻型巡洋舰21艘(近11万吨)、驱逐舰102艘(超过12万吨)、潜艇59艘(超过7万吨)。此外还有练习舰、修理舰、运输舰、测量舰等配套舰艇。

七七事变前中国空军仅有600余架飞机；同一时期日本海、陆军航空兵共有2700架飞机。日军的飞机数量相当于中国军队的4.5倍，而且日本方面具备完全的飞机自产能力。中国方面不仅无整机自产能力，而且一些主要零部件也无法自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空军由于缺乏零件导致实际能投入战斗的飞机仅有223架、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由此可见当时中日双方在海军和空军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那么双方陆军的战斗力之比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中国在人口总量上毫无疑问占据着绝对优势，然而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也说不清抗战前夕中国人口的确切数字：有说“四万万同胞”的，也有说“五万万国民”的。事实上民国时期根本就没进行过我们今天这样的人口统计调查工作。所谓“四万万同胞”、“五万万国民”的说法都是估计，而不是通过人口统计调查得出的数据。既然当时的国民政府连自己的国民总人数都搞不清楚，那么自然不会有高效率的战争动员能力。自拿破仑以来人类的战争形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此兵员的组织管理与动员训练重要性日趋提高。世界各国的国防布局的大趋势是：平时精简现役军人数量、增加预备役兵员，从而节约资源用于更新武备，而一旦真正开战之后则通过迅速有效的动员投入总体战争。抗战前的中国正好与此相反：国民政府170万现役常备军编成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以及少量特种兵部队，与此同时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兵员仅有150余万。这样的比例以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经济基础而论是不合理的。

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人口为9000万人，可精确统计并进行高效动员。当时日本不到38万人的常备军兵力编成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以及守备队等。战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凡17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役，所以理论上战时可动员一千万人参战。受过军事训练的可迅速形成战斗力者包括：后备役兵近74万、预备役兵约88万、第一补充兵158万、第二补充兵90万（合计超过448万）。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动员体系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既可以利用朝鲜、东北到华北的铁路网，又牢牢掌握着中日之间的海权优势，所以兵力动员后投送效率也非常高。战前国民政府曾判断：日军输送其陆军经朝鲜至满洲每星期约二至三师团（含直属部队及其补给）；经海道向我国海岸线任何一点输送兵力每十天约二至三师团（含一切附属品及补给）。战争爆发后日军兵力输送推进的速度与此判断大体吻合。在上海战场日军的动员与输送能力甚至超出了中国政府在战前的预计。

当时中日双方在兵员的训练上同样存在重大差距：抗战前中国士兵大部分是文盲，即使是基层军官中也不乏不识字的。截至1936年底中国经过军事训练的高中及以上学历的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候补军官仅880人。抗战期间曾担任国军排长的黄仁宇发现一些基层军官甚至连花名册都点不了。这些军官平日多不研究战术，打仗全凭血气之勇：进攻时以密集队形蜂拥蚁附，失利时又毫无纪律地作鸟兽散。由此可见当时中日双方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兵员训练等方面都相差悬殊。

正是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使当时国民政府中的一些人对抗战抱有悲观情绪。抗战期间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大肆鼓吹所谓“抗战亡国”的论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针对于此提出了《论持久战》的观念。《论持久战》对中、日两国的实力进行了如下分析：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日本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组织力上都强于中国，然而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

这势必激起日本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对立以及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相对有限的国家在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均难以支持长期持久的战争；相比之下中国的抗战是进步的、正义的，中国又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国家，所以中国能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只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事实上日本发动战争正是为了掠夺资源、开拓市场以缓解国内危机。然而以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足以支撑多久多大的战争呢？

《论持久战》正是基于此而断言战争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战争潜力不足的日本先是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接着在1937年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将战争规模进一步升级。这时的日本曾狂妄地宣称“三个月内解决中国（原文为支那，含侮辱意味）问题”，然而很快日本就发现自己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中国的正规部队先后组织起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尽管这些战役最终都以中国军队战败告终，然而这些抵抗有效阻滞了日军的行动。

卢沟桥事变后占据着东北和华北北部的日军试图从北往南席卷中国。日军这一进攻方向并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主要防御方向。中原腹地除了有几条东西向河流和大中型城市之外大都是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形。这些地区大多处于地方军阀控制下，打起仗来并不完全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蒋百里、国民党将领陈诚以及德国顾问冯·塞克特、法肯豪森等人都建议必须设法改变日军的主攻方向。这些人认为华北地区一马平川的地形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推进。

有关东军和驻朝鲜方面军作为后盾的华北日军随时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长驱直入。一旦日军在华北得失就会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这样一来华中地区的中国军队将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为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有必要把日军吸引到南方，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由从北向南转变为从东向西。最终蒋介石接受了这些人的建议：以京（南京）沪（上海）作为主要的前哨基地，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以四川作为后方基地。中国地形西高东低：西部地区有着广阔的战略纵深。

自东向西打在地理上就处于相对不利的局面。诱使日军自京沪地区向西进攻意味着中国军队可以沿长江节节抵抗，从而通过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把侵华日军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为了引诱日本把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改变为由东向西就在上海主动对日军发起反击：中国军队调集了包括当时最精锐的中央军德械部队在内的70万人在淞沪地区组织了一场大会战。8月20日蒋介石下令实行全国总动员后三十万国军对上海日军形成了包围态势。

9月10日以后日军在上海增加兵力达十万人以上、重炮三百多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三百余架、大小舰只七十余艘准备从海陆空全方位发动攻势。9月21日蒋介石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亲自指挥淞沪会战。这时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达到四十余万且几乎全为国民党中央精锐部队。淞沪会战期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副团长的谢晋元带领由八百壮士组成的孤军与日军在四行仓库鏖战四昼夜。四行仓库保卫战只是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将士浴血奋战的缩影之一。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将士们在日军重炮、飞机、坦克的攻击下以血肉之躯顽强坚守阵地。许多阵地被日军的炮火摧毁殆尽，战士们就把牺牲战友的尸体垒成工事继续抵抗。中国将士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方面不断向淞沪战场增兵。日军在付出死伤五万余人的代价后于11月20日占领了上海。淞沪会战尽管以失败告终，但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场会战为上海和长江下游工厂与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起到重大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方面由此实现了诱使日军将进攻方向由自北向南转变为自东向西这一战略目标。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人力充足，所以完全能以空间换时间。每次抵抗都减缓了日军的攻势，抗战逐渐转入相持状态，而这恰恰是日本这个资源匮乏的弹丸岛国所不能承受的。1938年8月初武汉会战爆发：中日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激战。同仇敌忾的中国官兵在武汉会战中毙、伤敌军四万余人。中国空军在三轮空战中以少胜多击落日军飞机七十八架、炸沉日艇二十三艘。

尽管武汉最终还是被日军所占领，然而武汉会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从而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武汉会战由此成为了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武汉沦陷后从长江中下游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工业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在日寇步步紧逼之际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抢运战时物资和不甘做亡国奴的难民到四川，从而得以成功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国民政府依托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在西南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

当时从宜昌撤入四川大后方的单位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这些撤退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为前线的将士们源源不断生产着武器、药品、服装等各种军需物资，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一个又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始终处于人民战争的打击之下。日军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国民党正规军和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两方面的共同打击。1937年9月25日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抗日武装作战达12.5万余次。在此期间敌后抗日武装歼灭日军52.7万人、歼灭伪军118.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民群众在敌后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从而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抗日武装通过充分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使侵华日军始终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及华北地区的民兵105个团先后与日军进行了1824次大小战斗：在此期间歼灭日伪军4.4万余人，攻克据点2900多处，破坏1900多千米铁路、公路，缴获5000多件武器。百团大战对侵华日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是一次重大的鼓舞。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实际上形成了持久对峙的状态。这时的日本实际上已无力吞并中国，然而中国要收复失地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在双方双方旷日持久的对峙状态下第三方势力的干预对中日战争的走向造成了重大影响。

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使美、苏、英等国都感觉到了威胁。1937年11月正在与日寇苦斗血战的中国军民迎来了第一支援助中国抗战的外国志愿队——苏联援华航空队，此后直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为止这支队伍在中国的天空与日军战斗了4年，配合中国军民将制空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941年夏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以后苏联援华航空队随即回国参战。同年8月1日美军退役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以私人名义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就这样日本在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之时又贸然将美国拉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美国的战争潜力在得到充分释放后是日本完全无法抗衡的：1944年美国的军火产量是日本的6.7倍。这一年美国生产了96318架飞机，而日本只生产了28180架。日本在南进东南亚、太平洋的过程中还对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也一并打包拿下。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几乎把能得罪的国家给全都得罪光了。

1944年6月20日马里亚纳海战结束后日本本土直接面临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的空袭，同时美军获得了在中太平洋上继续进军的前进基地，至此日本大本营划定的“绝对国防圈”已面临崩溃的局面。1944年6月16日美军B-29轰炸机从中国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九州，战火直接烧到了日本本土，这样的战略轰炸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在美军持续的战略轰炸过程中日本主要城市除京都、奈良等外均被摧毁。美军的战略轰炸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并造成850万日本城市居民逃往农村。

一时间工人缺勤率节节攀升。日本的战时经济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炼油工业生产下降了83%；飞机引擎生产下降了75%；飞机机体生产下降了60%；电子装备生产下降了70%；600多家主要的军事工厂不是炸毁就是破坏严重。这一时期的日本发生了很多光怪陆离之事：东京市内的汽车放弃了内燃机，改成烧柴火的蒸汽机来驱动；与此同时日本的理发店规定不能够烫卷发超过三个卷；养宠物在战时的日本也被视为是奢侈浪费的行为。

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的伐木工出于战事需要砍伐了全日本近15%的林地，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彻底砍光的。森林的破坏使水土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同时由于化工厂必须优先满足军用化工产品，于是农业化肥的产量直线下降，在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的农业产量越来越低，有的地区已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军国主义者仍不忘宣扬所谓”一亿玉碎“的口号，整个日本列岛到处都弥漫着所谓“竭诚奉公”、“殊死必胜”的氛围。

当时日本执行了严格的金属回收制度：日本民众家家户户将自家的金属制品悉数上交，直到最后一家一户只能保留一口锅，其余金属器皿都必须全数捐献出来。各个城市纷纷拆除金属路灯支架、铁轨、金属交通指示牌以及建筑上的各种标志牌，就连靖国神社的铜制大门也被拆除。神社献出了铜制神龛；佛寺献出大钟……日本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要用这些材料炼造钢铁，制成飞机、大炮，可事实上这些四处搜刮来的杂七杂八的材料能炼出什么呢？

最终日本人看着自己炼出来的那玩意，再看看天空中美军战机身上的高精纯度铝材，于是在瞬间感到了绝望。和这场全民献金运动一同执行的还有松根油计划：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就因为美国的石油禁运政策而面临石油储备枯竭的局面。这时也不知是哪位砖家宣称：松树根里能提炼出替代石油的油料。于是日本当局立刻发动全国男女老少挖松树根。当时甚至喊出了“200个松树根可以使飞机在空中飞行一小时”的口号。一时间全日本建立起34000个蒸馏器，以期从仅剩的森林资源中提取70000桶松根油。

这样做除了使日本的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之外并没带来任何效果，实际上日本战机和战舰的发动机真正烧松根油的少得可怜，因为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也没真正完善所谓松根油的提炼方法。不过千万不要低估了日本人的疯狂——在战争的最后关头一切油脂都被用来替代石油作为战争机器的驱动力。事实上大和号战列舰最后一次出击所携带的2000吨的油料中有一半并非石油，而是日本居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食用豆油。战争进行到这种程度不难看出日本帝国已然走向了穷途末路。

到了1945年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已是强弩之末：日本国内经济已完全处于满负荷运转，人力资源已近枯竭，几乎所有具备作战能力的成年男性都被征召，国内留下的尽是一班老弱妇孺。包括首都东京在内的日本本土已遭遇美军飞机越来越频繁的轰炸。这年3月26日硫磺岛战役的失败不仅使日本直接损失了23786名士兵，也使美军得以将该岛建设成供战斗机和轰炸机起飞降落的机场，从而大幅提升了对日本政治和经济工业中心进行战略轰炸之效果。

4天后中国远征军收复了全部滇西缅北失地并成功与美英盟军会师。仅仅只是又过了一天之后美军发起了冲绳战役，截至6月21日冲绳战役导致日军伤亡11万人、被俘9000人，损失飞机7830架、舰艇20艘。冲绳战役的失败使日本本土直接暴露在美军的攻击之下。这时作为日本战时盟友的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轴心国均已投降，在日本国内东条英机内阁被迫辞职下野，铃木贯太郎继任新一届政府。8月6日美军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这时日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之上。

日本方面指望着通过苏联的调停使日本得以较为体面地结束战争状态，然而却被苏联方面告知：即日起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8月8日苏联红军及蒙古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开始展开对日本关东军的“八月风暴”军事行动。一天之后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广岛核爆的瞬间造成了七万人死亡、七万人受伤；长崎核爆则造成四万人当场死亡。这仅仅只是爆炸瞬间造成的伤亡，并不包括因为遭受后续核辐射造成的伤亡。

这时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美军已开始准备在日本本土登陆，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已从思想上、物质上做好了战略反攻的准备。可以说此时日本在各战区全线告急四面楚歌，除了投降之外日本已再无任何出路。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中国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1945年10月25日又在台湾举行了受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