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教官系统

“1938年1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筹备军统临澧特训班，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就是电视剧里的吴敬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叛徒。（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余乐醒是沈醉的姐夫，沈醉在回忆录中玩了个文字游戏，并没有把余乐醒与那七个叛徒并列，但是细琢磨起来，他却也说了余乐醒与其他人一样，都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来，没有归队却加入了蒋家特务系统的叛徒。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蒋家特务系统不止军统、中统，在军统、中统之前就有戴笠负责的复兴社特务处、邓文仪负责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康泽负责的别动总队，后来还有“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国防部”第二厅。吴敬中等人最先加入的，就是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来又并入了军统局。

军统局行动处上校副处长徐远举（后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因行动失败，而被正处长程一鸣痛骂，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反唇相讥，就属于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

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跟徐远举、程一鸣都是朋友，在这尴尬时刻不好劝架，但他却知道徐远举这番话有多杀人诛心：“程是早年由中共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回国后已处革命低潮。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让他们叛变后为他工作，起码按中校或上校任用。程就是这样叛变的。不久，调查课并入了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原在该处工作的程一鸣和张毅夫、王新衡等人都成了特务处的人员。”

徐远举一向以脾气暴躁著称，而且在沈醉的勾兑下，也成了戴笠的嫡系，所以这个上校副处长就敢当众羞辱少将正处长，正处长程一鸣虽然气愤异常，却也不敢再吵，生怕徐远举再说出更难听的话来。

戴笠得知徐远举跟程一鸣骂战，居然没有批评徐远举，还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很好，干外勤比干内勤更适宜，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如果徐远举是少将军衔，那个“代”字就可以拿掉了。徐远举再川康区当了一段时间代区长，就晋升少将，并在戴笠坠机、军统改为保密局后担任西南特区区长，总务处处长沈醉在改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后，反倒成了他的下级。

保密局西南特区名义上管辖川、康（当年有个西康省）、滇（云南）、黔（贵州）四省站，据沈醉回忆，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有名无实，起码贵州云南两省站长都不听区长徐远举和周养浩的指挥：黄埔二期毕业的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还兼贵阳警备司令，他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当教官的时候，徐远举是他的学生，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并称“军统三剑客”，但是他的资格更老：“陈世贤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副区长周养浩兼主任的督察室，名义上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结果是徒有其名，从未行使过一次督察室的权力。”

一般来说，军统特务对特训班教官都是比较亲近和尊敬的，沈醉和姐夫余乐醒都有一大帮学生拥趸，这也让戴笠和毛人凤很是不爽：戴笠抓住余乐醒和沈醉大哥沈呤（时任总务组长）等人“挪用公款做买卖”的把柄，让沈醉亲自调查，尽管沈醉一再替姐夫和大哥说情，余乐醒还是受到了处分：“戴笠因为一向嫉恨余乐醒，早就想找碴儿整治他一下，以打击他在学生中的威信，所以这次硬是抓住不放，让人把他关在监狱里，而对我大哥和其他人都不予以追究。”

余乐醒备受戴笠和毛人凤打压，终于认识到自己当年的背叛行为确实是错了，他幡然醒悟重回正途，成了像余则成一样的潜伏者。沈醉明知道姐夫家的浴室里就藏着地下党的电台，也只能假装听不见那里面传出来滴滴答答的发报声——沈母有言在先：你姐夫对你有恩，你敢出卖他，我就跟你拼命！

程一鸣不在沈醉提到的八个“叛徒教官”行列之内，所以他假叛变真潜伏的故事另外找时间再讲，咱们按顺序来说，下一个就该轮到谢力公了：当年军统在上海开办了两个特训班，余乐醒负责青浦班，谢力公负责松江班。上海一战，松江班损失殆尽，青浦班大部幸存，他们又去湖南开办了临澧特训班，戴笠是主任，余乐醒是主管全面工作的副主任，谢力公是总教官兼教务处长。

谢力公在毛人凤败逃后出任香港站站长，程一鸣出任澳门站站长，程一鸣于1964年12月，完成潜伏任务，携带包括潜伏特务名单在内的许多重要情报和电台、枪支从澳门秘密回归，谢力公则于1961年退役——名为退役，实为开除，1907年出生的谢力公比毛人凤还小九岁，“退役”时只有五十四岁。

那些看起来比较老的“老特务”，其实年纪都不大，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咱们还是叫他吴敬中比较方便，特务的名字真假难辨，也许他原名就叫吴敬中呢）是1903年出生，1948年逃出天津的时候，也只有四十五岁。

吴敬中并没有执行什么“海峡计划”，但是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叛徒，毛人凤肯定不能相信他，再加上吴敬中也属于毛人凤最忌惮的“教官派”，保密局总部肯定不能留他，而香港、澳门两站已经交给了“叛徒”谢力公和程一鸣，吴敬中有“临阵脱逃”之过，所以尽管有中山大学同学郑介民庇护、同班同学小蒋担保，毛人凤还是把他踢出了情报系统——也学这正是吴敬中想要的结果，他早就不想当特务而想去做买卖了。

说完余乐醒、谢力公、吴敬中，咱们该来看看另外六人了。

王崇五1924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加入军统的原因跟余乐醒吴敬中不同，他是在1929年被捕后叛变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叛徒，在完成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学后就转入地方任职，还当过一段时间济南市市长。因为比较精通逃脱技能，所以解放军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时候，他居然逃掉了，而且还跟着老蒋逃到了岛上。上岛后狼多肉少，别说市长，就是科长也当不成，他只能在岛上啃着甘蔗混吃等死了。

陆遂初和弟弟陆独步1939年在上海被特务处逮捕，兄弟俩全都叛变：谢力公劝降了陆遂初，陆遂初供出了弟弟陆独步，陆遂初叛变后先是当了特务处国际股副股长，抗战时期除了在军统各个特训班任教，还在中美合作所当过情报组长，并于1946年送去美国深造。陆遂初“学成归来”，老蒋和毛人凤已经败退小岛，在特务多如牛毛的岛上，陆遂初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也只能跟劝降他的谢力公一起吃菠萝啃甘蔗，等着黑白无常来拜访了。

陆遂初是被俘变节，王班联则是主动叛变——他因为不习惯艰苦生活，这个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百色起义炮兵团长（起义军组成红军第七军，该军邓政委跟王班联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中山大学军事科学生，居然为了高官厚禄，跑到康泽的别动队当了政治指导员。

王班联跟余乐醒一样不受戴笠毛人凤待见，也因为在当西北运输统制处西安分处少将处长期间被抓住把柄关了好几年，释放后又当了一段时间救济总署上海公路汽车管理处专员（处长就是余乐醒，电视剧《潜伏》中吴敬中夫人梅姐说的是真的），然后就跑回老家隐居，并于1950年3月逃往香港，在谢力公庇护下苟延残喘两年，就在香港病死了。

贺元的史料不多，笔者只查到他后来去了刘安琪的“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当二处处长——当年的二处就是情报、特务处，处长均由军统（保密局）少将担任，刘安琪在青岛解放前带领第二十一兵团及第五十军侥幸逃脱，贺元应该也跟他一起逃到了岛上。

最后一个“叛徒教官”徐永年的资料更少，这就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在军统临澧特训班，余乐醒是常务副主任、谢力公是总教官、吴敬中是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沈醉为第一任总务处事务股股长，徐永年为第二任股长，按理说也算级别不低的特务，为什么沈醉、文强、程一鸣、郭旭、成希超等人的回忆录，都找不到他和贺元后来的影子？这两个家伙是神秘消失了，还是像谢力公、陆遂初一样在岛上遥望海天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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