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人辈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陈寅恪先生至今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是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也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国学院四导师之一”。

同时代的国学大师吴宓称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历史学家傅斯年有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有趣的是，这位在学术领域造登峰造极的大师，对待个人情感时却是十足的直男态度。

关于娶妻之事，陈寅恪早年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

在醉心学术的陈寅恪看来，娶妻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人生大事。

也正因为这种婚姻观，1926年，当36岁的陈寅恪从海外留学归来，任教于清华时，年近不惑的他仍未婚娶，甚至没有任何爱情经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情感上的“晚熟”，急煞父母。家人开始还好言催促，陈寅恪却无动于衷。父亲陈立三终于忍不住向儿子发出最后通牒，“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

看着父亲着急上火的样子，陈寅恪方觉事态严重，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说来也巧，就在陈寅恪为未知的姻缘正感茫然之际，一幅字画的巧合却为他牵出了天赐的良缘。

那是1928年，同事在与陈寅恪的在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及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有一幅悬挂的字画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为何人，特意向学识广博的陈寅恪请教。

谁知陈寅恪听后非常吃惊，沉吟片刻他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后人，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原来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别号，唐景崧是曾任台湾巡抚，也是清末有名的爱国将领，曾率军到越南抗击法军。陈寅恪早年读过他的《请缨日记》，对此公仰慕已久。

为此，陈寅恪拜托同事务必帮忙牵线，让他见见这幅字画现在的主人。就这样，陈寅恪后来第一次拜访了唐筼。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彼时正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多年以后，陈寅恪还清晰记得那个春日，唐筼端茶出来招待他们，言笑晏晏，落落大方，她的姿容虽然算不上极美，言谈举止却让人如沐春风。

作为名门之后的小姐，唐筼自幼饱读诗书，是个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的才女，陈寅恪对她很有好感。

自从那次见面之后，他便常常约着唐筼出来见面，两人谈天说地，交流学问，很快就陷入了“一日不见，思之如狂”的热恋。

这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两人在当时都已属于大龄男女，且都因潜心为学而耽误了婚期，此番相知相识真乃天意。

相识不到一年，他们就在上海缔结了偕老之约，这段水到渠成的“闪婚”也被学界传为一段佳话。

婚后从1929年到1937年这段岁月，是陈寅恪一生中收获最多，也是最幸福稳定的一段时光。

在事业上，因为环境安定，图书资料也容易获取，他发表了约50多篇学术论文和序跋，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生活方面，妻子唐筼先后为她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女儿。

值得一提的是，唐筼在生产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因为身患心脏病，又属高龄初产，引发的感染几乎让她丧命，生产过后，她的身体也大为折损，难以再兼顾工作与家务。

为了保养身体，也为了让陈寅恪能专心治学，不为琐事分心，唐筼这个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才女，甘愿辞去工作默默退守在了陈寅恪的身后。这一退，便是一辈子。

彼时的陈寅恪虽然是清华的名教授，薪水不低，但是平日里用来购置书本和资料的支出仍然不菲。加上大哥早逝，陈寅恪还要负担起供养整个大家庭的责任，所以当家的唐筼不得不对家庭用度精打细算。

以前唐筼从未下过厨房。嫁给陈寅恪之后，她特意学做了很多陈寅恪爱吃的湖南菜。为了在节省开支的同时改善生活，唐筼还在清华苑的宿舍里琢磨种了许多菜。

一到夏天，这里就结满了金瓜、葫芦瓜、苦瓜等。新鲜水嫩的苦瓜让唐筼用豆豉就着一炒，满院子飘香。这种恬静安宁的生活让陈寅恪很是满足。

不过唐筼心里一直有个遗憾。那时她已经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很渴望给陈寅恪生个儿子，延续陈家的香火。于是她不顾医生的反对，冒着心脏病和高龄生产的危险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仍是女儿，可是陈家人并不像她想得那么在意。公公还乐呵呵地给孩子起了个好名字——美延，寓意“得众动天，美意延年。”

这让唐筼渴望儿子的焦灼才慢慢平复下来。相比同时代的女子，她自觉幸运，遇到了开明的丈夫和公公。怀抱着初生的女儿，唐筼的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谁也没想到，这份幸福很快也在接下来的战火中戛然而止。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入北平。陈寅恪的父亲陈立三作为晚清名仕，忧愤难平。眼看北平就要沦陷，他既不愿做亡国奴，也不愿成为家人的拖累，竟以绝食的方式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祸不单行，在为父亲治丧的时候，陈寅恪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检查，发现竟是视网膜脱落，急需入院手术，不然就有失明的危险。

可是手术就意味着，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要留在北平休养。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决定南迁，与北大、南开三校到长沙合并成联合大学。三校师生冒着被轰炸的危险，积极赶赴长沙，陈寅恪也不愿留在沦陷区。

父亲他老人家宁死不屈，他自己又岂能在日伪政权的控制下苟且偷生？于是陈寅恪决定不做手术，即刻离开北平。唐筼虽然很担心丈夫的眼睛，但她更懂陈寅恪的气节。

夫妇俩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的大女儿9岁，二女儿7岁，小女儿陈美延尚在襁褓之中。几经艰辛的颠沛辗转，一家人在17天后才抵达长沙。

此后由于时局动荡，他们又去了云南、香港等地。经济的窘迫让一家人居无定所，在四年时间内搬了6次的家。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筼和陈寅恪在香港贫病交加，再次陷入绝地，孩子们一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其间日本人还威逼利诱陈寅恪出任伪职。

一身傲骨的陈寅恪不肯向日本人俯首，只能携全家仓促逃离香港，最后来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临时学校任教，终于又有了一段难得的安静时光。

就在他们长舒一口气，开始平定生活的时候，陈寅恪发现，他仅存的左眼视力也下降得厉害，越发昏花起来。

唐筼认为可能是常年颠沛，丈夫研究任务又重，缺少营养导致的过度劳累。于是她把自己最好的一件旗袍当了，买回了一只母羊。每天早晨，她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喂羊，然后把羊清洗干净，再给丈夫挤上满满一碗羊奶补养身体。

可惜上天没有怜恤她的苦心。1944年12月12日，就在陈寅恪完成《唐代三稿》最后一篇《元白诗笺事证稿》后，他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不清了。自此他双目失明。

虽然陈寅恪立即在成都做了眼科手术，但是没有成功。半年后，牛津大学向他发出聘任，并邀约他前往伦敦治疗眼疾。

然而，陈寅恪满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在伦敦的两次手术虽然让他的视力有所改善，然而复明却是终究无望。

没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更何况，陈寅恪还是一个著书立文的学者，失去眼睛，无异于失去了半条生命。

就在他要倒下的时候，还是唐筼撑起了他。

为了让丈夫振作起来，唐筼鼓励他以耳代目，以口代笔，勇敢振作起来。陈寅恪为此每天听报纸，练习口述诗作。唐筼就担当了他的书记官，给他读书读报，随时记录他要写的书信和诗作，还协助他找研究的资料。

在此后的三十年里，她是他的眼。

当陈寅恪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大学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却答道：“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这就是陈寅恪的国士风骨。而唐筼作为他的夫人，同样是世间少有的女中英杰。

1949年，陈寅恪曾受邀赴岭南大学任教，这一时期，陈寅恪的助手因为身体不适不辞而别。为了不影响正常授课，唐筼就担当起了并不轻松的助教工作，生活、事业两手抓。

孩子们有时候不解，母亲为什么能如此投入地忘我付出，几乎将父亲视作生活的全部目的。唐筼就向女儿们解释：“你们爹爹的学问造诣非比一般，应让他写出保存下来。”

唐筼是陈寅恪在事业上最好的伯乐与助手，而陈寅恪也视唐筼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他都请妻子题写封面。向来不轻易赞许别人的陈寅恪，也倾尽笔墨为爱妻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

他曾多次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

是啊，即便在风雨如晦的动荡时代里，唐筼仍是陈寅恪不二的心灵依靠。

晚年，在特殊时代的惊涛骇浪中，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而唐筼再次伸出干瘦的臂膀，守护丈夫，守护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那段时间陈寅恪的各种“声明”“抗议书”全部出自她的手笔。因此陈寅恪受到批判的精神痛苦、心灵愤懑，唐筼比谁都能感同身受，也比谁都锥心刺骨。

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不希望他垮下去，她只能竭力搀扶着、鼓励着，在日渐灰冷的人生旅途中，努力宽慰丈夫，抹开他难展的愁眉，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可喘息的空间。

有了唐筼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支持，身残体弱的陈寅恪凭借超人的毅力，在风烛残年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著述。

1962年，古稀之年的陈寅恪摔断右腿股骨，自此长卧于病榻。彼时的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而唐筼也是以羸弱之躯照顾陈寅恪，她自己的心脏病其实也日趋严重。

凄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知不久于人世，在极度的绝望悲苦中，他哀叹妻子的不易，命运的不公，并为唐筼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曲挽歌：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看了只是苦笑着安慰着虚弱的丈夫：“你放心，无论如何，我定会活得比你长，走在你的后头。”

已经为陈寅恪默默抵挡了半生风雨的唐筼，到了最后时刻，仍不忍心让失明的丈夫在孤寂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事实最终也如她所愿。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时候，唐筼出奇般平静，甚至没有留下一滴泪。陈寅恪过世后，唐筼曾对人说：“料理完寅恪的事后，我也该走了。”

而她也没有让丈夫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便追夫而去了。唐筼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持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他和她，终于同生亦同死，同欢乐也同愁。

至此，我蓦然想起陈寅恪在青年时代的爱情观。他曾说：“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唯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按照这样的说法，陈寅恪与夫人唐筼之间只能算是四等爱情。但是他们却足足用了一生去书写了这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第四等爱情，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