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三大政策
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典型且有争议的人物。
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
可惜他没有青史留名,反而因贪生怕死、力主求和、代表中方签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而被后人指责唾弃,成为国人眼中的“懦夫”、“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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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没有如此不堪。他曾与人交谈时说过“倘若想中国没后患,必须先灭日本”这样十分具有前瞻性的话。
只不过碍于当时国家的综合实力及清政府的政策,他的告诫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
“亲日”到“防日”
一开始,李鸿章对待日本的态度非常亲切,甚至还有一丝同病相怜而来的“怜惜”。
19世纪中期,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此后备受列强的压迫和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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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的状况未比中方好多少。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炮舰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强行打开日本国门,日本被迫沦为美国的“战略物资补给站”。
经历了同样痛苦且耻辱的事情,又相邻和平了多年,还拥有同一种肤色,不可避免有不少中国人对日本充满了同情,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他主张主动与日本亲近,认为如果能够利用一些小恩小惠收买日本,对清廷来说绝对是最简便最妥帖的办法,做好了完全可以一劳永逸。
相反,如果不重视日本或者不小心将他们给得罪了,必定会导致日本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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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李鸿章的想法算是情有可原,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日本的野心,日本国力也没有威胁到中国的地步。
不能未卜先知的李鸿章希望能通过跟日本搞好关系,达到联手共同抵抗列强侵略的目的。
按照当时国人的惯有思维,能拉拢日本为己所用,自然比多树立一个仇敌要好太多,所以李鸿章的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
在此观念的影响下,清政府开始频繁与日本往来,经常派大臣与日本商谈通商事宜,日本也经常派遣使臣前往中国。
这段时期,日本与中国拥有共同的命运和目的,关系亲密,是双方难得的一段“蜜月期”。
俗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再亲密的关系也不过是因势利导、因利而聚。一旦发生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结局分崩离析在所难免。
1871年12月,一艘琉球船只缴贡后归国,途中遇到大风,被海浪推到了台湾岛附近。琉球人借机上岸,遭到了本土居民的抵制,双方都不肯退让,摩擦迅速升级为暴力冲突。在争执的过程中,有54名琉球船员被台湾土著民杀害。
虽然清政府及时干预,将其余琉球人都保护了下来并妥善送回本国,可此事仍旧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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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琉球国一直是清朝的藩属国,不然也不会在缴纳岁贡的归途中遇到风浪。从本质上来说,这次暴力事件与日本没有什么关系。
可日本坚称“琉球是日本属邦”,将琉球与中国台湾省的矛盾转化为清政府和日本的矛盾,悍然向宝岛发动了攻击。
日本调派3000名士兵组成“台湾生番探险队”,从琅峤登陆宝岛,与当地居民发生激战。
见抵抗不过,他们只能投靠日本。
战争爆发以前,清政府完全没将此事放在心上,日本军队出现在宝岛,才象征性的派几个人前去查看情况,仍旧没有派兵支援的打算。
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同年7月在龟山一带建起了掌管台湾事务的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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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大臣沈葆桢抵达台湾以后立即向日本方面提出了抗议,可是日本方面却理都不理,沈葆桢周转数日毫无进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台湾岛悉数落入日本人手中。
清政府见和谈无望,只好慌忙备战。
好在清政府还未出兵,日本军自己就因为水土不服死伤大半。日本人也清楚此时强硬拿下台湾实在是操之过急,不得不接受清政府的谈判。
经过一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外交谈判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即《北京专约》,约定清政府赔偿日本50万银两。
明明是被侵占方,却还要做出认错的姿态,进行完全不合理的经济赔偿,可见日本的难缠和清政府的无能。
清政府借此认识到日本人的野心,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大臣们针对日本这个“麻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方针。
此时,李鸿章对待日本的思想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积极主动“联日”变成警惕性的“防日”。而想要防御日本,乃至于其他侵略而来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建设一支强劲有力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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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以前,随着太平天国逐渐消亡,实力强悍的湘军成为朝廷的猜测对象,拥兵自重的曾国藩更是让掌权者寝食难安。
为了让朝廷安心,曾国藩大力裁军,他的弟弟曾国荃也被迫解甲归田。作为曾国藩手下的得力“幕僚”,李鸿章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其手下的淮军同样面临被裁军的风险。
日本的进犯,成功拉了身处悬崖的李鸿章及淮军一把,他充分利用危机,向朝廷一一列举了“海防”的重要性。
1875年,在李鸿章的积极运作下,清政府同意了关于加强海防建设的提议,批准建立南洋、北洋两支水师,由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管理。
李鸿章对于危机的认识,让中国拥有了第一支近代海军队伍,为中国近代海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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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虽然他注意到了日本这个潜在的威胁,却并未将“弹丸小国”放在眼里,按照他的话来说:“即使兴兵,又何畏此小国……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
可见,尽管清廷饱受列强欺压入侵之苦,但李鸿章仍存有“天朝上国”的虚荣骄傲心态,觉得日本是“区区小国”,就算是开战也不足为惧。
朝廷中大部分人的想法同李鸿章类似,以致于清政府没能及时解决祸患,最终酿成了一场巨大祸患。
日本明治维新
1876年,日本驻中国公使森有礼受邀来到李鸿章的府邸。
得知森有礼一行人到了,李鸿章放下了手上正在处理的公文,回到前厅亲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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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
虽然近年来中日双方在外交方面多有摩擦,毕竟还没有真正撕破脸,所以该有的礼遇还是要有的。
李鸿章仔细拿捏这分寸,与对方相谈甚欢,知道了日本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运动。
属于保守派的他嘲讽道:“……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谈话最终不欢而散,他抱着一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侥幸心理,等着看日本将自己改革成一个“四不像”,在世界各国面前颜面尽失。
事实证明,日本“明治维新”非常成功,真正被“打脸”的不是日本,而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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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期,日本政府遭遇了内部暴乱与外部侵略的双重打击,江户幕府威权丧失,西南各藩下级武士开始推行维新运动。
之前,明治政府曾派出使节团前往欧美考察学习,学到了西方的制度、科学技术,帮助日本建成了第一批以军工、矿山等为重点的国营企业。
日本虽然地少人稀,但国民十分具有学习精神。不管什么国家、地区,只要有什么东西优于他们,他们都会虚心求教,将这套内容带回本国发展自己。
不过经济发展太过迅速并非什么好事,很快日本就出现了财政赤字,入不敷出,民营企业不得不转售给政商们。
资本主义横行,导致百姓民不聊生,底层爆发动乱,催生了产业改革,明治维新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开始了。
象征着封建统治的德川幕府被推翻,天皇掌握生杀大权,改革之火烧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正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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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军队、产业、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火发展越来越快,征兵制度进行的如火如荼;先进的技术被广泛引进,运用在各个领域上,资本主义发展更加如鱼得水;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发展教育。
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熏陶,自身发展达到了亚洲顶尖水平,日本的“歪心思”渐渐藏不住了。
日本资源匮乏,国土有限,偏偏还处在地震带上,三不五时的晃一晃,这让日本人十分苦恼。恰逢见到西方国家在中国作威作福,有大把的资源和土地可以享受,他们便又眼热“学习”上了。
日本对待清政府的态度变了,清政府还积极联日抗列强时,日本就将矛头对准了台湾、琉球;待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一丝不对,但未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日本已经备好军队准备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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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日”到“敬日”成为主流
1879年10月,日本单方面宣布琉球为其藩属国,并更名为“冲绳县”。
消息传来,李鸿章一时间竟然不知道作何反应。
此前他积极倡导“联日”,将日本视作同甘共苦的“知己”、携手并进的“战友”,给日本提供了无数的便利和优待,却未曾想到真心换来了背叛,特殊关照反而让对方有机可乘。
自知受到背叛的李鸿章激愤的表示:
“倭人贪利弃信,诈伪无耻,有西人所不屑为者。”
他有了“制日”的心思,但没能立马想出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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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侵台阴谋未能得逞,又将目光放到朝鲜半岛上,制造了著名的“云扬号事件”。
朝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无需赘述,日本的最终目的不言而喻。
鉴于此,清廷很多官员主张立即对朝鲜半岛的形势进行干预,帮助朝鲜抵挡日本的入侵。
李鸿章同样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不希望因此与日本开战,思来想去,认为此事还是应该交由朝鲜自己处理。
因此,他亲自给朝鲜原任领议政李裕元写信,向其剖析了朝鲜如今面临的险恶处境,并建议其应与欧美强国通商,以此来牵制日本的行动。
可是李裕元不愿同欧美国家来往,认为这是在饮鸩止渴,未来必定后患无穷,拒绝了李鸿章的提议。
面对比自己还要封建保守的人,李鸿章无计可施,只好命令中国驻日使馆与朝鲜赴日修信使多加联络,以图让朝鲜认识到:“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
同时,他在接见朝鲜使臣时也在不留余力的劝导游说。
此时,李鸿章充分意识到了日本的危害性,并积极采取策略,希望能够通过朝鲜来抑制日本的扩张行动和野心,达到“制日”目的,以维护中国的国防安全。
如果说之前日本没有胆量真正对中国怎样,那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意图侵略中国的野心就越来越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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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
意识到危机的国民和部分清政府官员纷纷主张增兵固防,可李鸿章为了保存嫡系的力量不愿开战,极力主张和解。
结果发现日本不是以前的日本了,谈判这条路走不通,他只好同意增兵。
日本立即出兵朝鲜解散亲华政府,驱逐在朝清军人员,切断朝鲜与中国关系,中国与日本不可避免的走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两军在朝鲜境内展开交锋,清政府虽然有朝鲜政府的暗中帮助,却因为没能充分利用优势,加上主帅临阵脱逃,最终在平壤大败。
这就导致没有阻碍的日本侵略军更加肆无忌惮,迅速占领了朝鲜全境。
清政府没有坐以待毙,与日本的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展开了—场激烈的海战。
由于装备不敌日本、李鸿章护兵心切,清政府又失去了黄海的制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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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被侵占,海上也没有话语权,战火很快蔓延到中国境内,李鸿章受朝廷指派亲自参战。
1894年10月24日,首场攻防战在鸭绿江一带爆发,清政府败;25日,日军进攻虎山清军阵地,清军顽强抵抗,无奈势单力孤,被迫撤出阵地;其余阵地清军听闻虎山失守纷纷不战而逃,26日敌人长驱直入,占领九连城和安东县。
清政府四处调兵遣将,仍旧于事无补。11月22日,旅顺口落入日军手中,旅顺大屠杀惨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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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顺大屠杀罪行
战场上清军不敌日军,朝廷上主战派渐渐说不上话,国内主和派主张和谈投降之风大胜,反过来影响战场上的战士与日军对抗就更加吃力,如此恶性循环。
1895年1月23日,日军在荣成登陆,兵分两路向百尺崖开进。期间,双方不断交战,最终威海卫城沦陷,丁汝昌等清军将领拒降后自杀。
剩余将领起草了投降书递交日本军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李鸿章原本不赞同开战,眼见战场上形势越来越恶劣,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多次向日本表现和谈意向,均被羞辱拒绝。
日本势头虽猛,但国力有限,无法承担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耗,最后同意了李鸿章等人的和谈提议,指定由他全权代表清政府谈判。
李鸿章刚刚抵达日本没几天,险些被日本浪人刺杀,堂堂天国重臣竟然就这样被日本人吓到了,不仅没有追究对方的责任,还更加迫切的摇尾乞降,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著名的《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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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痛定思痛后,他暗暗羡慕起了日本能进行改变命运的明治维新运动。一个“蕞尔岛国”能取得这样的变法成就,鄙视心理转变成了敬羡崇拜。
而当时清政府的情况,不支持进行与明治维新一样的变革。封建顽固派太多,加上其他原因,注定改革会失败,“戊戌变法”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李鸿章同日本交手几十年,对日本的态度从“联日”到“防日”又到“制日”,最后通过战争变成略带恐惧的“敬日”。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的心理遭受到了巨大冲击,终于看清了清政府与世界各国的差距。
李鸿章明白无法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现状、弥补清政府的不足,只好告诫后人要警惕日本,即“倘若想中国没后患,必须先灭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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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政府始终未能率先向日本出手,解决这个巨大的“麻烦”。日本问题一拖再拖,最终成为一块腐肉,伤害了我国十几年。
李鸿章是清政府的一个小小缩影,他态度的转变也代表了中国认清日本的一个过程。
好在中国是一个自强的国家,经历了被压迫、被侵略和被迫战争以后,仍旧自强不息、重新屹立。
如今,想要实现李鸿章的告诫并非易事。既然无法灭掉他国,就该强大自身,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让别有用心之人避而远之,才能实现真正的“永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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