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到1929年3月，这是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的高光时刻。

在这3年里，本来偏居一隅的新桂系凭借着着北伐战争，一跃而起，其势力从广西发展到广东、两湖、河南、河北、山东、热河，兵力也由过去的一个军2万余人发展到16个军又6个师，共有兵力约20万，新桂系发展至全盛时期。

可在1929年6月，新桂系却从高峰一下子跌倒了低谷，耗费了3年时间打下的地盘在3个月内全部败光，竟连自己的老巢广西也落入了俞作柏、李明瑞之手，新桂系的三位大佬只得避居香港，苟延残喘。

在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发生在新桂系身上的这次巨变，很多人都看出了端倪，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新桂系发展过快，没有底蕴，基础不牢固；如新桂系的当家人李宗仁早已经被白崇禧架空云云。

可明眼人却知道，上述的见解不见得不对，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新桂系的这次总溃败呢？其实，说来也简单，只有八个字：同患难易，共富贵难。

北伐之所以能发动和新桂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这么说，没有新桂系的大力推动，北伐虽然也能发动，但绝没有这么快；而新桂系若没有北伐，也决不会发展这么大。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1926年4月，唐生智和北洋军阀吴佩孚开战。由于唐生智事先和李宗仁有过约定，因此，在1926年的4月底，新桂系大将钟祖培率一个旅从桂林出发增援唐生智。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

可由于在广州的蒋氏迟迟不组建北伐军司令部，这就让已经在前线的桂军有被北洋军集中兵力吃掉的危险。因此，心急如焚的李宗仁亲赴广州游说，可却没有取得成果。

眼见前线战事吃紧，李宗仁只得率第7军主力北上，把白崇禧留在了广州。

那蒋氏为何不组建北伐军司令部呢？

明着的理由是没有合适的参谋长，只要白崇禧愿意当这个参谋长，北伐军司令部即刻组建。

其实，这些都是蒋氏玩得套路。

在当时，蒋氏仅掌握着主要由黄埔生组成的1军，其他6个军和他都是一些盟友的关系，而非部下。这种松散的组织到了前线，很有可能会出现为了自家利益不服从指挥的事情。

相对于其他几个军当家人的老谋深算，只有新桂系的三个当家人都在30多岁，尚属可以哄骗之列。

蒋氏的想法是，只要把白崇禧推到了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保守估计，第7军是肯定会服从他的命令的。而粤军的第4军和湘军的第8军又都和李宗仁交好，看在新桂系的面子上也不会过于给自己难堪。

因此，蒋氏才以这种半要挟的手段逼白崇禧就范，去当这个总参谋长。

虽然李宗仁在赴前线之前已经把利害关系给白崇禧讲明了，但白崇禧还是答应了蒋氏。

1926年7月，北伐开始。

桂系以第7军作为主力部队连续打了几场硬仗，夺下了湖南，湖北、江西几省，声名鹊起。

当时，第4军由于战功被奉为“铁军”，而桂系第7军更是被奉为“钢七军”，意味着战功还要在第4军之上。

1927年8月，新桂系又通过逼迫蒋氏下野，达成南京与武汉合流的目的，又在龙潭战役中击败来犯的孙传芳部队，奠定了新桂系独掌大权的地位。

原有的矛盾虽然不在了，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随着地盘的增多，利益的扩大，谁都想争一下所谓的“正统”地位，唐生智和新桂系产生了矛盾。

1927年9月，新桂系与唐生智爆发了“李唐之战”，唐生智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收编。

此时，新桂系势力已经从广西扩展到两湖，可新桂系却不满足，又通过与李任潮的联合进入了广东。

可新桂系这个举动引起了张发奎和黄琪翔等人的不满。他们认为新桂系的胃口也太大了，得了两湖还不满足，又要觊觎广东。因此，在1927年的11月，张发奎和第4军军长黄琪翔、第5军军长李福林、新编第2师师长薛岳趁李任潮不在广州的时机联手把新桂系的黄绍竑驱离了广东。两广战争爆发。

1928年1月上旬，粤军战败，桂军胜利，两广战争结束，新桂系的势力进入广东。

可让新桂系始料未及的是，虽然在与唐生智和张发奎的较量中屡屡得手，获得了两湖、广东的地盘，却让已经下野的蒋氏找到了机会东山再起了。

对于新桂系来说，蒋氏此次复职是灾难性的。因为在当时，新桂系在收编了唐生智的湘军后，下辖的部队已经发展到16个军加6个师，兵力达到了20余万，其实力已经接近蒋氏的嫡系部队。

更重要的是，黄埔系中的2号人物何应钦也站在新桂系这边。

何应钦这个人看起来老实忠厚，但野心一点也不小，为了达到他独自掌握黄埔军的目的，对李宗仁和白崇禧可谓是有求必应。当时，如果不是他不肯在关键时刻为蒋氏说话，蒋氏也不至于下野。

而且，蒋氏为了安排那些暂时没有去处的黄埔毕业生，成立了12个补充团。可在白崇禧的要求下，何应钦把这12个补充团给解散了。

要知道，这批黄埔生可是蒋氏安生立命的本钱，只要蒋氏能够复职，这些人马上就可以拉起一支队伍。可这12个团被解散了，那些失业了的黄埔生们就将星散流离，再想把他们召集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了。

可新桂系也有两个弱点：

其一、没有获得财团的支持，部队虽然扩大了，但没钱养兵、无钱施政。

其二、地域保守主义

如果新桂系能够抛开偏见，放手任用非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把黄埔系的军官都纳入到新桂系中，自然就会获得这些人的拥戴。哪怕蒋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也没用。

黄埔军校是国家的军校，而非某个人的私产。只要新桂系能够放开胸怀，真心吸纳这批人，定会获得拥戴。

可在这个问题上，新桂系的眼界和胸怀确实不宽广，放了个大昏招。

蒋氏复出之后，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四大派别联合北伐，史称“二次北伐”。新桂系势力随着“二次北伐”扩展至河南和河北，向北已经进入了热河地区。

此时，新桂系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全盛时期。

可随着新桂系势力的不断扩张，内部的矛盾开始出现了。

在新桂系中，李宗仁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被称为李大；黄绍竑原来就是白崇禧的上级，因此，被称为黄二；白崇禧自然就是白三了。

新桂系虽然相比其他派系内部很团结，但不意味着没有派系，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以黄绍竑和白崇禧为代表的保定派系。如黄绍竑、白崇禧、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第3和第4期的同学。

而李宗仁的班底大多数都是毕业于广西和云南讲武堂的。如李宗仁，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李明瑞，毕业于广东韶州滇军讲武堂；杨腾辉，毕业于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

在当时，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已经充斥大江南北的各支部队中，都担任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在各支军阀部队中把持着军权。

新桂系收编唐生智的湘军之后，也把唐生智部队中的保定军官生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内，如李品仙等人。这就更加助长了新桂系中黄绍竑、白崇禧一派的势力。

在这其中仅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也是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俞作柏。

新桂系是由李宗仁一脉和黄绍竑一脉合编起来的。从根子上说，白崇禧是黄绍竑的人，而俞作柏是李宗仁的人。

而李明瑞呢，是俞作柏的表弟，当初进入桂系，还是这个表哥牵的线。

按理说，俞作柏和白崇禧的关系不应该闹僵，同是毕业于保定军校的人，又同在一支部队里吃饭，也不会有太大矛盾。

可是，俞作柏这个人心思比较活泛，他见这些大小军阀们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后天又能化干戈为玉帛，大后天又能翻脸相向，心中从来就没有主义，只有利益的做派，就也起了一些不该有的心思。

既然大家的起步都差不多，为何你们能混的这么开，而我就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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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俞作柏就开始有意识地保守实力，开始谋划着要另树一帜。可白崇禧是何等样人？俞作柏的这点小心思又岂能瞒得过“白狐狸”的眼睛？

于是，白崇禧就不断在李宗仁面前说俞作柏的不是。久而久之，李宗仁也对俞作柏有了看法。

白崇禧聪明，俞作柏也不糊涂，他见李宗仁对他起了疑心，就干脆交出了兵权，到黄绍竑那里谋了个厅长的职位，所遗的旅长职务由表弟李明瑞担任。

兵权交到李明瑞手里，俞作柏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之前他的部队每逢战事，都是李明瑞顶在前面打，自己的功劳有一大半是自己这位表弟挣来的。

而李宗仁呢，见俞作柏很懂事地交出了兵权，也就没有过于追究。而且，李宗仁对俞作柏不满，可对李明瑞却很好。按照李宗仁的判断，即使俞作柏将来和新桂系翻脸，李明瑞还不至于对团体这么无情无义，这支部队要想拉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李宗仁的心胸是有了，可白崇禧却不是这样的人。

北伐开始后，新桂系的部队一分为二，李宗仁顶在前线打，白崇禧坐镇司令部，黄绍竑看家，三个人分工明确，干的都有声有色。

在过去，这三位大佬都在广西的时候，每逢遇到重大事情，都是大家讨论，然后由李宗仁拍板。可北伐后，三位大佬一分为三，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缺少了大家一起商量这个流程，基本是老二和老三决定了什么，只要告诉老大一声就可办理。或者连告诉也不告诉一声，只在事后说一声就行。

可问题就出在这里。

“李唐之战”后，新桂系收编了大量的湘军部队，于是，一轮新的排座座，分果果开始了。

按照资历和职务，已经担任师长的李明瑞完全可以被任命为军长。李明瑞认为，即使论资排辈，也应该轮到他了。

可现实却令李明瑞寒了心。资历和战功都不如自己的陶钧都被越级提拔为军长了，可自己仍然是个师长。

夏威和胡宗铎当了军长，李明瑞不眼红，这两位的资历都在自己之上，可陶钧却差得远，在北伐之时，陶钧只不过是个副团长，就因为当着白崇禧的警卫团长就能被越级提拔？这太不公平了。

李明瑞觉得冤，还有一位比李明瑞更觉得冤的人杨腾辉。

北伐先行出战的新桂系部队是钟祖培旅，杨腾辉担任第十四团团长，立下了不少战功。新桂系部队扩编后，钟祖培旅扩编为第3师，杨腾辉担任副师长。

对于这项任命，杨腾辉虽然不满，但也能接受。毕竟，桂系的1~3师都是嫡系，由那些元老担任师长也是应当应分的。

可不久，钟祖培却主动离职了。原因当然不是嫌官大，而是他没能当上军长愤而离职。

这下子，第3师师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就在杨腾辉满以为自己这位副师长可以扶正的时候，白崇禧突然派来了一位毕业于保定军校1期的尹承纲当师长。

这下子，不仅杨腾辉明白了，连李明瑞也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未能得到提升并非功劳不大，而是都不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像李明瑞、钟祖培、杨腾辉皆是如此。

那么，白崇禧这么搞，难道李宗仁就没有看法？

要说一点没有，那也不见得。可李宗仁是个忠厚人，为了团体的团结，他虽然也很郁闷，但也只能认了。

见李大是这种态度，那些老7军的将领们，也就是李宗仁与黄绍竑、白崇禧合兵之前的老班底们都认识到了，李宗仁已经被白崇禧架空了。

而此的白崇禧正春风得意，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在涌动的暗流，他正率领着由原唐生智湘军各部组成的部队向热河挺进呢。

可不料，蒋氏在暗中已经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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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中出手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唐生智，另一位是俞作柏。

这下子，白崇禧出洋相了。在唐生智150万大洋的“金元”攻势下，白崇禧的那些保定同窗们喊着“打垮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倒戈了，白崇禧从塘沽仓皇坐船逃走。

把新桂系这条一字长蛇阵的“头”给打掉了，接下来就要对付“腹”了。

当时驻扎在武汉的桂系夏威第7军、胡宗铎19军和陶钧的18军都是桂系的基本力量。可由于白崇禧在排座座、分果果之时过于倾向于他的那些保定军校的同学，让他们执掌大权，让整个新桂系的部队失去了平衡。

按理说，白崇禧这么优待、倚重这些保定同窗，他们也应该为新桂系效忠才是。可现实却是，不仅在华北的湘军在唐生智的策反下先反了，在湖北的胡宗铎和陶钧也并没有因为做了新桂系的官就给新桂系好脸色。

19军和18军倒是军饷充足，装备齐全，可第7军竟然连基本的备装都保证不了。再加上俞作柏在背后一个劲地撺掇，李明瑞和杨腾辉也反了。

这下子，驻扎在武汉的14万大军一哄而散，反的反，散的散，顷刻之间就瓦解殆尽。

在广西看家的黄绍竑也呆不住了，只得仓皇逃离广西，跑到香港去和李宗仁、白崇禧汇合了。

所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新桂系自1926年5月到1929年3月这三年间，由广西一隅之地打下了几乎半边江山，其能力不可谓不强。可却在三个月内，由强盛一时迅速土崩瓦解，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当一支没有思想，没有主义指引的部队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必然会遇到这种情况。

虽然在表面上看，是白崇禧在此期间过于重用保定出身的将领，私心太重，已经有了架空李宗仁的趋势，引起桂系老人的不满，以至于在蒋氏的分化瓦解下迅速土崩瓦解。

但从实质上看，这就是典型的“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在没有利益牵扯的情况下，新桂系还能奋发图存，甚至在被困于广西大山，以每天几分钱的菜金都能咬牙坚持。这是典型的“共患难”。

可在打下了天下之后，以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头目立即变了一番脸色，大利任用私人，在军内树立自己的威信，却把那些共患难的老班底弃如敝屣，这就是典型的“共富贵难”。

可一支以利益维系起来的部队能忠诚吗？答案是否定的。

他们今天能看在利益的面子上投靠你，明天就仍能以利益的原因背叛你，这是一条自古以来经过无数血泪检验而得来的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桂系败得不冤！

至于不满自身地位而为蒋氏奔走的唐生智和俞作柏，结局同样凄惨。

唐生智在搞垮了新桂系之后，立即反蒋。可那些原本答应与他一同反蒋的阎锡山、何键、刘文辉、夏斗寅等人均按兵不动。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唐生智遭到惨败，只得再次宣布下野。

俞作柏的情况和唐生智差不多，他在占了广西之后也树旗反蒋。可黄绍竑逃离广西之前，已经把广西的钱财席卷一空，俞作柏根本就没钱来养兵、施政。

俞作柏未反蒋的时候，全靠蒋氏的接济度日。反蒋后，蒋氏还会给他钱？

俞作柏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厚着脸皮找到了张发奎，表示要两广联合。

可张发奎派来的谈判代表薛岳也是不是吃素的，他早就通过渠道把俞作柏腰包里空空如也的事情了解的一清二楚，也把俞作柏想要进行两广联合的目的调查的明明白白，结盟可以，要钱没有。原本带来救济俞作柏的80万银元是一个子儿都没动，怎么带来的，又怎么带回去了。

陷入绝境的俞作柏也只能灰溜溜地被赶下台。

1929年秋，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此后，长期盘踞广西，与蒋氏抗衡。

1926年到1929年这三年间，对于新桂系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遇，可惜没能保持住。等到新桂系再次翻身，那就是近20年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