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的兴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拉动的百姓消费。但是，由于法律的稳定性及滞后性。目前我国的《民法典》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相关明确的关于网络直播的法律条文，从而导致因网络直播而引发的法律纠纷不断。

如未成年人在观看自己喜欢的网络主播直播时，通过直播平台给主播刷礼物的行为应该如何界定，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网络直播打赏概述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是指不满十八岁的人在观看直播时，在直播平台上通过给直播者送带有金钱性质的礼物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观看直播在私下瞒着父母刷礼物而引起的纠纷越来越多，司法裁判者对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时给主播刷礼物的行为判断存在着不统一的情形。在司法理论中，对于直播打赏所形成的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合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案例分析：未成年人晓东出生于2009年10月，因父母常年在外工作，故晓东一直与其奶奶生活在一起。在2020年初疫情期间，因学校采取了线上的教学方式，晓东一直用奶奶的手机上网课。

在上课的间隙， 晓东瞒着奶奶用其信息注册了某音的账号信息。后来，晓东在观看某游戏主播直播时，在奶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平台上充值，分10次给该主播刷礼物，金额高达5万元。

后来，晓东给主播刷礼物的行为被其父母知晓，其父母遂以晓东的名义，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该案件是当地法院首次审理因网络直播打赏而引发纠纷的案件，法院认为晓东与该平台成立了一个双务合同，作为合同一方的晓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打赏5万元的行为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段应实施的行为，平台和主播应将欠款予以返还。

二、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的效力分析

我国《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划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两个阶段。

其中，《民法典》第十九条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了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八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从事某些活动是需要得到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或者是其法定代理人代其参与相关的法律活动。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法律行为。

在前述案例中，案发时间为2020年初，晓东年满十岁，属于民法典规定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么，他瞒着父母打赏主播五万元的行为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段和智力范围应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晓东的认知和辨认是非的能力欠缺，未经过晓东父母的追认，所以晓东打赏主播5万元的行为是可撤销的行为。

对于晓东及其父母而言是该案件中最大的损失者，笔者认为，晓东父母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依据根据民法中“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要求返回钱款。

再看法院的判决“主播和平台”返还打赏的5万元，如果从合同的相对性角度出发，晓东作为合同的一方，相对方为在平台直播的主播，为什么法院会判决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5万元呢？

此时我们应注意，在直播打赏的过程中，涉及的主体不仅仅是打赏者与被打赏的主播，还有更为重要的主体即直播平台。

虽然晓东打赏的钱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打赏给主播，但是平台作为“中间人”，也会在晓东打赏给主播的5万元钱里面扣除一部分费用，平台收取尚未这部分费用在晓东父母主张撤销权后，属于不当得利，因此平台应将其收取的钱物返还。

司法理论上对于未成年人打赏主播成立的合同类型存在着“赠与合同”与“服务合同”之争。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行为更符合服务合同的特征。在晓东的这个案件中，晓东打赏主播5万元并不是无偿的，赠与合同的本质特质在于它具有“无偿性”。

案例中，该游戏主播提供了某种游戏上的介绍，或者是游戏上的表演，这种介绍和表演更类似于一种“服务”，基于该种服务，晓东支付相应的对价，所以晓东支付5万元并不具有“赠与”的主观意识。

三、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案件的难点

笔者在对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对于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案件法院虽然会判决平台和主播返还财物，但此种判决的前提是：实施打赏行为的人确实是未成年人。

这就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所以，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要求直播的平台或者主播返还打赏的钱财时，就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通过手机或电脑操作实施打赏的行为的人是未成年人。

而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一些直播的平台或者网站都会要求实名制的注册，并且会对注册者的年龄做出限制。

如一些平台明确注册者需满足“十八周岁”以上，同时会采集注册者的身份证信息，有些平台还会采集人像信息。

如果注册者为未成年人的父母，但实施打赏行为的人却为未成年人，且打赏行为是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形下实施，在这种情形下，父母就肩负“证明孩子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形下给主播刷礼物”的责任。

这种证明责任无疑加大了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举证的难度。平台在收集储存信息等方面本就具有大数据上的优势。如果此种情形下依然奉行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会加大未成年人一方败诉的风险，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因此，我国法律应充分考虑这一现实情况，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可以采取一种特殊的责任分配方式，不能将举证责任完全归于未成年人一方。

可以考虑这类案件中双方都具有举证责任，在未成年人一方提供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的时候，此时直播的平台还有主播具有举证责任的义务，如果他们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四、结语

当前，我们国家的网络直播行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于未成年人的直播打赏行为，我们是无法通过手段禁止的。

作为未成年人的到父母来讲，应尽到监护义务，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作为直播平台，应完善打赏主播的机制，笔者认为平台可设立在打赏时识别人脸信息的机制，防止未成年人私自打赏主播；

而作为立法者，要综合司法实践案例，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从而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