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就在解放战争进行到由守转攻的关键时刻，一次不应有的疏漏，给一向缜密的中共情报系统带来一场空前的大劫难。

这场劫难导致中共上百名情工人员被捕，包括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谢士炎少将、丁行少将等人被杀害，甚至连“龙潭后三杰”都差点遭到毒手。这就是被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称为“搞垮中共情工半壁天下”的王石坚案。

当年9月的一天深夜，周恩来收到一封来自北平的秘电，称：“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发报者是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电报中的“孙”，指的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兼总统府参军长、国民党陆军上将孙连仲。

国民党陆军上将孙连仲

余心清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呼吁抗战，支持中共，被称为“红色牧师”。从1946年起，他就在努力争取孙连仲的合作。

从电文能看出，余心清的努力似乎取得重大进展，否则也不会请周恩来派人去与孙连仲洽谈。

但是这份看似喜报的电文，却没有让周恩来感到丝毫欣喜。相反，他眉头紧蹙，内心泛起阵阵不安。

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察觉到，作为党外人士的余心清，是怎么能够直接给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发报的？他是怎么知道中共中央电台频率和呼号的呢？

显然，单凭余心清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他能给周恩来发报，是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

北平的这部电台于1946年建立，属于中共北平情报小组，隶属于西安中心情报系统。陈融生公开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实为中共北平情报小组成员。

在保定绥靖公署潜伏期间，陈融生成功吸纳了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少将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先后送出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可是当时接触或策反孙连仲这样的统战工作，一是把握不大，二是充满变数。余心清虽然是党外人士，但我党有与他进行单线联系的通道，根本不应把不在其职责范围内的北平情报系统牵扯进来。

因此，陈融生违反纪律，自行建立横向联系，犯了情报工作大忌，极有可能给苦心经营的北平情报系统带来隐患。

周恩来作为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看到这封密电的同时，就意识到了它可能带来的危险。

1946年，周恩来与张群

他立刻叫来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问他：孙连仲那里有我们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情报小组怎么可以过问统战的事？

周恩来让他马上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责成北平电台台长李政宣做深刻检查，同时要求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格外谨慎，切勿轻举妄动。

为防止暴露，陈融生随后被调离北平。

可是几天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而问题就出在让他发火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那么北平秘密电台是如何被敌人发现的呢？

当时前方战事正酣，中央对敌战区的情报——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都有迫切需要。因此，北平电台不仅无法做到长时间静默，而且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候发报时长甚至达到七八个小时。

这样频繁活动的电台自然很容易被敌人侦听到，只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而已。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电台台长李政宣还容许电台介入统战活动，岂不是自找麻烦？

要命的是，余心清空有一腔热血，却不懂得隐蔽战线的纪律。而正是他的爱国热情，加速了北平电台的暴露。

作为孙连仲的智囊，余心清想极力促成他的起义。我们现在都知道，孙连仲是抗日名将，却也是反共急先锋，这样的人哪里是那么好策反的？

余心清

况且当时他态度不明朗，兵力也不多。而蒋介石在华北主力部队有数十万之众，孙连仲如贸然行事，必将被歼。

但余心清不懂这些。他看到发给周恩来的电文没有得到回应，就迫不及待地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宣布孙连仲将以“第三方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消息一出，举座哗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此事。美联社则称，北平大有重演西安事变之势。

消息很快传到南京。蒋介石本来准备从南京经北平飞赴沈阳督战，得知此消息后，推迟了北平之行，责令郑介民立刻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要查清与孙接头的中共情报人员。

至此，国民党打响了针对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第一枪。

保密局北平站由电检科科长赵容德牵头，很快开始了对中共北平秘密电台的侦测。

赵容德使用的是美国提供的技术和设备。他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放到吉普车上，像影视剧演的那样，环北平城进行侦查。几天后，赵容德锁定了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附近方圆500米范围内有一部电台，每天早晨6点开始发报。

这个范围内有住户百余家，挨家挨户地搜查是不可能的。为免惊动中共情报人员，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找来飞贼段云鹏，让他每天早上5点登高观察。可疑区域内凡是6点开灯的，要作为重点怀疑对象，并前往探查屋内情形。

段云鹏是当时活跃在北平一带的飞贼，据说是“燕子李三”的徒弟，会蹿房越脊。一次被抓后被谷正文看到了，将其收至麾下，专干投毒暗杀的勾当。他曾在军调期间刺杀叶剑英，还刺杀过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后来他逃到台湾，几次潜入大陆搞刺杀和破坏，后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

飞贼段云鹏

几天后，段云鹏发现，一个院内有一男子，每天早上6点10分开灯，洗漱完毕后，冲一杯牛奶，再从床底拉出一个木箱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

虽然此人背对着他，段云鹏看不到他在做什么，但常识告诉他，那人在发报。就这样，北平密台暴露了。

1947年9月24日清晨，当男子刚发完报正收拾设备时，一伙特务破门而入，把电台、电文和发报人员一举拿获。

被破坏的，正是中共北平地下电台。此处有中共情工人员4人，分别是李政宣夫妻和孟良玉夫妻。台长是李政宣，他和孟良玉同是报务员，他们的妻子则是译电员。

令特务们惊喜的是，现场还搜出一堆没有销毁的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党地下情报人员亲笔书写。按规定，报务员在收到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应变换口吻重新抄写一遍再发报，并销毁原稿。北平电台显然没有严格遵守这条规定。

保密局知道，中共在北平不可能只有这一部电台。经过严刑拷打，李政宣等人变节，供出北平的其他两个情报小组。

那两个小组的组长分别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

三个小组平时互不联系，但他们彼此间却有交集。随着这些人的先后叛变，这个交集像一颗炸弹，几乎摧毁中共整个北方情报系统。

从9月25日起，董剑平、董肇筠、余心清等人先后被捕。接着，董剑平又供出保定绥靖公署的5位重要情报人员，分别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北平五烈士

这5人的被捕及遇害，成为北平情报系统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惊得特务得目瞪口呆。他们不敢擅专，当即密电南京，请示如何区处。

郑介民大为惊讶，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随后自己也亲自飞到北平坐镇指挥。

至此，一场针对中共情工系统的大网悄悄张开了。

李政宣等人的变节，直接导致北平地下情报人员20多人被抓。受北平牵连，沈阳、承德的电台也相继暴露。中共在北方地区的情报系统已岌岌可危。

9月29日，随着北方情报系统高级领导人王石坚的被捕，这个庞大的情报系统业已成为国民党保密局的俎上之肉，只待他们去收割了。

可能有人会心生疑问，为何从9月24日到9月29日，5天的时间，中共没有做出反应，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呢？

其实，中共中央并非没有采取措施，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巨大危险。或者说，对李政宣等人的叛变，中央一直不知道。

中共中央是直到9月28日才知道北平出事的。不过消息来源并非来自情报系统，而是美国合众社的一篇报道。

余心清被捕后，合作社在报纸上刊登了此消息，被任弼时偶然间看到。他随即电告杨尚昆、李克农，并召集罗青长、童小鹏等人开会，研究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以提高保密层级，等等。

可是中共情报系统只知道余心清被捕，并不知道北平三个地下情报小组也被破获，以为一切正常。这点从王石坚5天内都未采取应对措施就能知道——

北平原来每天都要向中央发报，连续中断5天肯定会引起怀疑。因此，保密局为欺骗王石坚和中共中央，这几天肯定弄一些无关痛痒的机密，让李政宣他们假装和平常一样给上级发报。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也曾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曾于1933年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在狱内坚贞不屈，表现可圈可点。4年后，周恩来营救王石坚出狱，先送他到抗大学习，1941年又派他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领导和联系“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王石坚？不知这张照片是不是他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受王石坚的直接领导。很多机密电报胡宗南还没看过，都已被戴中溶看过并汇报给王石坚，加上熊向晖的情报，使得延安对胡宗南的举动了如指掌。

王石坚在情报系统工作达6年之久，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的庞大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可谓功勋卓著。

可是，王石坚毕竟是在国民党保密局挂上号的，作为高层级的情工人员，他一直工作在西安这样敏感的国统区，领导着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不能不说是中央用人的失策，也给中共情工系统留下一个巨大的隐患。而随着王石坚的叛变，这个隐患终于暴露出来。

保密局抓捕王石坚极其隐蔽，直到今天都没有相关文字记载。中共中央很快获知北平电台被破坏，却无论如何想不到王石坚和他的情报网会那么快被连根拔起。

从西安事变起就一直跟随周恩来做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说，从得知余心清被捕和北平电台被破坏后，周恩来就立即通知相关部门采取紧急补救措施，并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可是，美国合众社10月3日的一篇报道，让周恩来意识到事情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报道称，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琏与丈夫袁永熙被捕。

陈布雷号称蒋介石的“文胆”，陈琏是他的女儿，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她与袁永熙同属于中共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北平学运负责人。

陈布雷,好长的脸

让周恩来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是，学运本与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没有联系，但他们却因北平电台暴露而被捕，说明国民党这次抓捕行动涉及范围极大。

得知陈琏夫妇被捕，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似牵涉范围极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知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涉及其他两处……

此时，中央尚不知王石坚被捕，而王石坚叛变所带来的损失却在不断扩大。所幸的是，保密局后来发现陈琏夫妇是“误抓”，并不知他们是共产党员。

原来，李政宣被捕后，供出了王石坚系统的情报人员田仲英，还说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田仲英与陈琏同在北平贝满女中任教。当时陈琏与袁永熙刚新婚不久，田仲英前去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身份是北平金城银行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

陈琏、袁永熙夫妇

特务们抓捕田仲英时，在她住处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将陈琏、袁永熙秘密抓捕。由于二人与李政宣没有交集，也不承认共产党员身份，保密局最终“查无实据”，报经蒋介石同意后，由陈布雷保释回家“严加管教”。

陈琏夫妇身份特殊，能够全身而退也是万幸，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10月6日，周恩来在已获知王石坚被捕的情况下，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人，希望他们想办法营救王石坚。此时，他还不知王已叛变。

王石坚叛变的消息很久都未泄露出去，直到整个北方情报系统被严重破坏，中央才知道王石坚已经变节。

王石坚被捕后，写给一份洋洋万言的自白书（原件现存于国家档案馆），将他从事中共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以及他领导下的东北、华北、西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情工人员、地下电台、地址等全部供出，导致44名中共地下情工人员被捕，123人受牵连被捕。

王石坚随后被国民党保密局任命为专门收容中共重要叛徒的特情组少将组长。王石坚后来逃到台湾，在台湾病死。

被王石坚牵连被捕入狱的100多人，很多人最后结局都已无据可查。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像陈琏夫妇那样幸运的，几乎不会再有了。这其中有人变节，有人被判刑，更多人则威武不屈，英勇就义。其中“北平五烈士”的牺牲，是让中共中央最为痛惜的一大损失。

“北平五烈士”就是前文所说的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他们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阵营当中，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后人永远敬仰！

五人中，尤以谢士炎烈士的经历最为传奇。他身为国民党少将，却主动在深夜找到陈融生，用枪逼问陈融生的身份，之后把自己心向共产党的想法告诉他，并把国民党要进攻张家口的重要情报交给陈融生。

谢士炎当时已做好准备，如果自己判断失误，就与陈融生同归于尽。后来谢士炎在叶剑英的主持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申请书现在保存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

王石坚的叛变，还牵连到“龙潭后三杰”，但这三人为何没事呢？

从左至右：陈忠经、熊向晖、申健

原来，三人在事发前已被胡宗南送到美国深造。就连最晚出国的熊向晖，在王石坚叛变时，也已到美国一个月。

熊向晖后来说，保密局搞了这件事，蒋介石不可能马上知道。而郑介民、毛人凤与胡宗南都有很深的关系。他们互为关连。王石坚供不供出我们三人其实不重要，即使供出了，胡宗南也不会让保密局抓人，毕竟三人与胡宗南关系非同小可，他必然要把事情压下去，不敢声张。

不过为保险起见，李克农还是给在美国的三人发去通知。直到国民党逃到台湾，新中国成立，他们才辗转回到国内。

王石坚一案让中共情报系统受到巨大损失，李克农为此痛苦万分，大病一场。但他仍努力工作，尽力把损失降到最小。他后来写了检查请求中央处分。中央接受了他的检查，却未给予处分。周恩来说，武装斗争也会有败仗，何况秘密战线呢？不必议处。

李克农

国民党方面则不同，他们认为此一役大获全胜，将此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开心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王石坚案确实让中共情报系统受到重大损失，但若说是毁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则有点言过其实。

当时与王石坚系统并列的，还有吴克坚情报系统、潘汉年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这些系统在王石坚系统被破坏后，仍然正常运转。尤其是吴克坚情报系统，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迅速、准确”。而蒋介石身边的女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系统的情报人员，在1949年4月与丈夫华明之全身而退，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沈安娜、华明之夫妇

王石坚情报系统受损，并未影响我党情报工作的辉煌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但是为此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地下情工人员，他们的名字将被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