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的世界上，发生着一批重大事件，这些事件被很多人留在记忆深处，其中就有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然而很多历史被尘封在历史的冰河中，当人们将眼光放在冰山上时，殊不知在冰山之下还有更为让人震撼的民族回忆，其中就有1942河南大饥荒。

“中国人总是善于遗忘。”这是《温故一九四二》的作者、电影《一九四二》的编剧刘震云说的。

“你干啥。”

“刚死，身子还热，让孩儿再吃口奶。”

“天爷呀，五天没吃东西了，身子瘦的跟把柴火一样，哪来的奶。”

这是电影《一九四二》中老东家的孙子出生时，儿媳妇饿死了，老东家和自己老婆的对话。

像这样的现象对于1942年的河南来说只是冰山一角，当认识到整个河南的灾情时，才能真正感觉到，什么是赤地千里，什么是惨绝人寰。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中，向来是不怕灾难和困难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可怕的是，这“兵”和“水”却一起来到了当时的河南。

河南属于温带半湿润季风季候，本应是夏秋季节温和多雨，但天不遂人愿，自1941年起，不仅没下雨，反倒骄阳如火，干燥异常。加上河南的农作物多为小麦、玉米不耐旱涝，河南全省基本上是颗粒无收。

《河南省志》这样记载1942年大灾荒：“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那一年的河南，天气是晴朗的，人间是灰色的。

时光倒回1938年，蒋介石飞往郑州亲自指挥战役，国民政府12万人包围日军2万人，用蒋介石的话来说：“这一次就是吃也能把日军吃掉。”可不到一天，兰封失守，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不战而退，侵华日军沿着陇海线向西进军，一辆辆的日本运兵车直逼郑州，郑州危及，蒋介石大惊失色。

此时的蒋介石想起了3年前自己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给自己的抵御日军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建议书中写道：“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

只是此时的蒋介石还在犹豫，不久冯玉祥、白崇禧也建议炸开黄河抵御日军，但是最直接导致蒋介石决定的是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战区司令官程潜的建议，用黄河决堤保全郑州。

1938年6月，花园口被挖开了，巧合的是，第二天又下了一场大暴雨，黄河水量猛增，挖开的大坝被水冲刷的越来越大，水量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决堤那天，电影中12岁的张广和正在村里看一户人娶媳妇，迎亲队伍前面走的是吹喇叭的，一片热闹祥和。就在这时，脚下开始颤动，不一会大水来了，迎亲的花轿瞬间没了踪影。张广和靠着一张木板活了下来，可他一家八口，就只剩下他一个，其他七人连尸首都没找到。

没想到，在这战火连绵的时代，深受战火袭扰的河南人民遭受了遗弃，黄河向中原大地发出了咆哮，这次事件后，河南的140多万民宅、800多万亩耕地全部被淹。根据河南档案馆的记载，这次决堤河南省受灾人数达1200万人，其中893303万人死亡，390万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黄河决堤加上气候温和，对蝗虫来说是繁殖的好时期，就像如今中亚和非洲正在遭遇的那样，当时的河南是旱灾加蝗灾，最后成了灾荒。

而且黄河并没能挡住日军，日军每到一处，破坏当地农田，在村庄烧杀抢夺，使原本就流离失所的河南人民生不如死，苦不堪言。

1942年，对于当时的很多人说，可能这就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年。因为这一年，在有1000万人的人口大省中，有300万人饿死，还有300万人逃到了西北，诸如陕西、甘肃等省份。

但是这个数据并不是政府统计的数字，而是美国《时代周刊》驻华特派记者白修德的估计。政府给了两个数字，一个是28万人，另一个是140万人，可在这三种数字中，人们更相信白修德的数据。

除了一些被统计的人之外，还有很多是在逃往陕西的路上、火车上冻死的，或者是扒火车时被火车轧死的。如果用杜甫的一句诗来描写当时的惨况，便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饿殍遍地、四野哀嚎。在逃荒的路上，狗吃人、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现如今听到这两个词时，可能也会像当时的蒋介石一样，说一句：“这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可看了照片和故事，才会低下头来，让心流泪。

其中《偃师县志》记载：“人多以树皮、草根、观音土、雁屎充饥。灾民19万，外逃及死者难以数计。这次灾荒为60年间所罕见。”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悲剧，可对河南人民来说就不止悲剧那么简单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此时却再找不到任何文字来形容当时的惨烈和悲戚。

这场灾荒最大的特点就是范围广、并发性、连续性、积累性以及兵灾并发。这次受灾范围就像电影《一九四二》中河南民政厅长方策说的那样：“整个河南都是灾区。”而且伴随着水灾、旱灾、蝗灾一起发生，接连不断，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众多的灾难积累到一起，成了人民灾荒，加上日军的侵略，河南人民已无路可走。

政府对灾情的反应迟钝和漠视也是导致灾荒规模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1943年，《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写了篇社论叫《看重庆，念中原》，其中这样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其中的描写不忍卒读。可国民政府对这篇文章做了这样的批示：“调查不实，扰乱民心，停刊三天，闭门思过。”

但有些人会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难道就真的不闻不问吗？

妇女正在处理树皮

河南灾情真正得到国民政府的确认是在重庆的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河南人民吃的观音土、大雁粪、榆树皮展示在会上，并且痛哭流涕，发表演讲，称：“……河南灾情如此严重，百姓饿死不计其数，青年往陕西逃生，政府竟下令堵截。老弱者在家先吃草根、吃树皮，后吃观音土，吃了拉不出来，活活憋死。难道政府的眼睛瞎了看不见，耳朵聋了听不见吗？我带来了河南老百姓吃的10种观音土，请各部长传着看一看。”这才使得河南灾情得到援助。

当然，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情的报道上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国民政府2亿元的救灾基金到达河南时，此时的河南早已是一片萧条。而且在使用资金时，经过各级政府的层层盘剥，真正用到救灾中的资金寥寥无几。

在救灾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当灾民拿着政府救灾的100元大钞去粮行换取粮食时，却被粮行告知100元不能换粮食，必须去银行换成面值小的。于是灾民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走向银行，在银行的柜台前，灾民拿出攥在手中的钱，却被银行告知要收17%的手续费。

颤巍巍站在柜台前的受灾人民欲哭无泪，太饿了，没力气挤眼泪。

正如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的统计，自东周以来，河南经受了大大小小的灾荒，灾荒之后却还会发生灾荒，只是不知有多少人还能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