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著名文豪评选中，泰戈尔永远是人们回避不了的名字。泰戈尔主要活跃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的印度，在那个东方各国都普遍遭受西方殖民者奴役的时代，泰戈尔在戏剧、诗歌、小说方面都有着巨大成就。

泰戈尔以诗歌风格自然优美出名，他的小说表达了英国统治下印度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对本国的封建主义和英国的统治有着强烈的批判。凭借着出色的文学成就，泰戈尔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由于中印都是亚洲文明古国，在二十世纪初中印在人口、社会状况方面十分近似。其实泰戈尔的作品早早就引起了中国许多文化人士的关注，他的作品大量翻译并广泛传播。泰戈尔的诗集被中国的文学人士视如珍宝。

1924年，已经名满天下的泰戈尔受梁启超和蔡元培的邀请，于当年四月份来到了北京。大文豪泰戈尔要来中国，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的文化界。泰戈尔来中国主要是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受中国社会的面貌。而泰戈尔并不知道，在中国文化界，关于他的论战早已经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民国初年，随着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民国上下曾经掀起一股学习泰戈尔的热潮。对于泰戈尔及其作品的态度，民国文化界早已分成了三派。这三派对于泰戈尔的态度分别是欢迎派、反对派和利用派。

欢迎派以陈独秀、徐志摩为首，他们对泰戈尔的作品十分赞赏。徐志摩作为新月诗派的领袖，其诗歌风格明显受到泰戈尔《新月集》的影响。欢迎派主张中国人要拥抱泰戈尔，因为泰戈尔的作品宣扬了“爱的福音”。

反对派以郭沫若、茅盾为首。郭沫若和茅盾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过文章，批评泰戈尔在面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态度太过温和，也批评他的诗歌为追求唯美的风格导致太过于神秘主义。

利用派则是以大文豪鲁迅为首，这一派对泰戈尔的看法比较客观，既不崇拜也不批判。利用派十分注意泰戈尔作品中批判印度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方面，把这些方面拿来作为批判的武器。因为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社会的某些状况和印度还是相似的。

其实鲁迅早年对于泰戈尔也是十分的崇拜，鲁迅在《伤逝》里面曾经表达过泰戈尔的赞赏。早期的鲁迅认为泰戈尔是反对专制，提出自由、两性平等的先驱，也是自己的精神导师。

鲁迅很赞叹泰戈尔把东方文化传到西方世界的成就。印度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尚且如此能在世界文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也一定可以。所以鲁迅也想把中国人的文化展示给世界，让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1924年泰戈尔访华后，鲁迅对泰戈尔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真正促使鲁迅改变态度的原因不是泰戈尔本人，而是中国人。

泰戈尔到达北京当天，京城里十分热闹，迎接泰戈尔的阵容十分强大。迎接团为首的是徐志摩，作陪的是林徽因，还有梁启超、蔡元培等五十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名流。一开始，在这些欢迎人群之中，是有鲁迅的。

泰戈尔为北京大学做了多次访谈和演讲，而且他1924年的生日还是在北京度过的。为了让泰戈尔过上一个快乐又热闹的生日，徐志摩在协和大礼堂举办了一个十分盛大的生日会。当时北京地区大学的教授、北京地区的文化名人悉数到场。当然，这次也有鲁迅。

在生日会上，鲁迅看到徐志摩和林徽因等人为泰戈尔的生日忙前忙后，甚至有许多献媚之态。鲁迅感到十分的恶心和生气，当场拂袖而去，这令在场的许多人十分尴尬。

鲁迅在此之后撰文，写出了《骂杀与捧杀》。这篇文章生动描述了当时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所作所为。鲁迅写道：徐志摩和林徽因到处戴着印度小帽，整日围在泰戈尔身边，活生生的把自己当作了仆人。泰戈尔若要弹琴，徐诗人就马上摆好琴并焚香伺候，仿佛泰戈尔是一个活神仙，中国人这是在造一个新神。

鲁迅文章表面上挖苦泰戈尔来华，实际上是讽刺以徐志摩为首的中国文人表现媚态的样子。鲁迅认为，泰戈尔虽然值得尊敬，但在交流中还是要平等交流。徐志摩等人在接待泰戈尔的行为中表现出了“奴性”和献媚显然不恰当，而且自损人格。

中国人的这种献媚和“奴性”一直是鲁迅重点批判的对象。而受过新式教育，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徐志摩等人身上也显露出了如此“献媚”嘴脸，让鲁迅感到十分恶心。

鲁迅在许多作品如《药》，《阿Q正传》里就对中国人的奴性有着十分透彻的描述。鲁迅在《华盖集》里说过，中国人对于温弱的羊都是一副猛兽的凶相，而对于真正的猛兽却温弱的像个羊。所以别看我们的国民非常的凶恶，其实内心里还是那只温弱的羊。

培养真正的人，培养真正在内心强大且重视自由平等的人，才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初心。

参考文献：《骂杀与捧杀》

                 《泰戈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