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上海电机厂厂长涂作潮，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被列入了反党分子的名单之中，并开除党籍。

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恩来得知了这个情况。总理不由得长叹一声：“这个木匠，顶多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暴躁，怎么可能反党呢？”

这番话传到了涂作潮耳里，他感动地热泪盈眶：“还是周总理了解我啊！”

正是在总理的干预下，61岁的涂作潮终于在1964年摘掉戴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恢复了级别和待遇，并调到了北京休养。

这个涂作潮到底是什么人？总理为何称他为“木匠”？又为何对他如此信任，亲自为他平反？

传奇特工的前半生

1903年5月11日，涂作潮出生在长沙东乡郭公渡。

由于家境贫寒，少年涂作潮跟着姐夫当过木匠，后来又跟着大哥到长沙学做木工谋生。

当时的长沙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年轻气盛的涂作潮也加入了工人组织“湖南劳工会”。

劳工会会给成员发放免费书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开始在思想上倾向于共产主义。

有一年的五月，长沙“蒋锡荣木行”的老板因为肆意剥削工人引发了众怒。

木行的工人一怒之下，举办了罢工游行，这一行为迅速点燃了整个泥水、木工行业的罢工热潮。

涂作潮也参与了进来。

最后，木工行业的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可是涂却因为表现太积极，得罪资本家，失去了工作。

但是他却一点儿也后悔。

在这次浪潮中，涂作潮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工人力量的强大，第一次深刻意识到了工人阶级想翻身、得解放，就只有团结起来向资本家斗争。

只可惜此时的他并没有能力去改变黑暗的社会面貌。

失业后的涂作潮不得不背井离乡，跑到了大上海闯荡。在那里，他进入了一家纱厂当替工。

当时共产党在杨浦开办了工人夜校，涂作潮看到招生广告后，兴冲冲地跑去了报名入学。

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夜校，涂作潮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组织上委以重任，成了一名光荣的地下工作者。

1927年6月，他开始接受特工培训，培训内容五花八门，从开车、摄影、枪支使用、爆破、暗杀，到密码、化妆等等，甚至还要学习如何防止在睡觉时说梦话。

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远赴苏联，参加大会旁听。

在莫斯科，周恩来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听说了他在湖南当木工的往事后，周恩来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给他起了一个代号——木匠。

从此以后，“木匠”就成为了涂作潮在隐蔽战线上的唯一代号，伴随了他大半辈子。

从“木工”到“电工”

1928年10月，涂作潮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正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培训基地。

令人意外的是，作为优等生进入学校的涂作潮在学习无线电报务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由于他自幼家境贫寒，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尤其不擅长数学，那些复杂的无线电公式对他来说，无异于天书。

当时老师要求每个学员在一分钟之内记录下一百个电码，可是涂作潮连三十个都记不住。

这个成绩无疑是很不合格的。

他的老师在评价里“委婉”地写道：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有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

这让怀满希望的涂作潮备受打击，他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渺茫。

就在进退两难之际，热心的学校政委康斯坦丁诺夫给这个困惑的学生指了条明路——既然报务学不好，就学机务吧。

机务就是组装、维修电台，勉强算是“电工”一类吧。

就这样，当过木工的涂作潮半路出家，当起了“电工”。

他心灵手巧的天赋很快被显露了出来，在机务方面如鱼得水，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机务员。

1930年，学了一身秘密工作本事的涂作潮回到了中国。

西安事变后，涂作潮受李克农指派前往上海，参与上海秘密电台的重建。

到达上海后，涂作潮化名为蒋贵庭，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开始了恢复党在上海的电台工作。

不久之后，他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在赫脱路572号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个修理无线电的店铺，并对外正式挂出了“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的招牌。

公司开业后，涂作潮感觉自己生活的环境更加复杂了。

他不仅要经常和组织派来的人联系接头，还要应付上海滩的三教九流，比如巡捕、地痞流氓、顾客等等。

为了不暴露身份，涂作潮整日里都战战兢兢，周旋于各色各样的人员之间，不敢露出一点破绽。

但是即使他再小心，还是在遇到了麻烦。

就在他刚刚搬进店铺的第二天，便来了一个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宋金刚。

宋金刚平日里最喜欢找各个商户敲诈、捞油水，他一看见涂作潮开了个新店，就提出要店面的前楼借住。

涂作潮不敢得罪巡捕，只好点头答应了。

此后，他开始有意识地给宋金刚送吃送喝，借此机会和对方交上了朋友，并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巡捕。

这样一来，涂作潮的无线电公司就有了“保护伞”，附近的地痞流氓怕巡捕，谁也不敢上门找他的麻烦。

娶个带孩子的二婚女人

涂作潮平日里利用巡捕值班上岗的机会，把需要修的电台接进来，再把修好的电台安全地送出去。

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渐渐的，单身汉的身份引起了他人的怀疑。

有一次，经常同他一起玩牌的一个米店老板对涂作潮开玩笑说：“你像个共产党。”

涂作潮听了之后，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表面上不露声色，若无其事地问：“哪里像呢？”

米店老板笑着说：“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又没有老婆孩子，有点奇怪。”

听罢，涂作潮连忙说：“那你帮助介绍一个嘛。”

这还不够，他又反过来质问米店老板：“我看报纸上那些被抓的共产党，都是穿长衫、套西装、戴眼镜的先生。我看你才像哩！”

米店老板吓得连连摆手：“哎呦！不好这样讲的了！要是让别人听到了，你我都得倒霉的。”

虽然这件事情被敷衍了过去，但是涂作潮心里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言谈举止，并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伴侣。

另一方面，周恩来和李克农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一个三十几岁的公司老板，一个人住在上海，又没有老婆孩子，实在是太奇怪了。

于是，李克农给潘汉年下了一个特殊的命令，那就是尽快为涂作潮找一个对象成婚，方便掩护在上海的身份。

一开始，潘汉年给他介绍了一个党内女同志，但是被拒绝了。

涂作潮有自己的择偶标准：第一，必须要有现成的孩子；第二，女方不能识字。

这两条标准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谁会娶一个二婚有孩子的文盲？

但这正是涂作潮深谋远虑的体现。

首先，涂作潮已经34岁了，这个年纪有老婆却没孩子很惹人怀疑，有现成的孩子看起来才正常；其次，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连配偶都要瞒着，如果娶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很容易发现自己在干秘密工作，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一个长期奋斗在隐蔽战线的人，涂作潮知道自己的人生和别人不一样，哪怕是结个婚，也必须遵守地下工作的规律。

毛泽东会管你们吃穿

1937年下半年，涂作潮经过别人的介绍，与上海纱厂的一个叫张小梅的女工人结婚了。

张小梅的前夫患肺结核去世了，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她本人大字不识一个，但是非常忠厚善良，完美符合涂作潮的各项要求。

后来经过党组织调查，确定张小梅是个身世可怜、老实本分的家庭妇女，也很快批准了这桩婚事。

结婚后，两个人感情很好，还育有五个子女。涂作潮对妻子带来的继子，一直视如己出。

张小梅平日里从不过问店里的事情，对那些电子仪器更是一窍不通，只一心一意地照顾丈夫和孩子。

很多年后，他们的儿子涂胜华提起父母，曾开玩笑道，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是“假夫妻、真同志”，他的父母却是“真夫妻、假同志”。

婚后，没了后顾之忧的涂作潮专心投入了秘密电台的工作。

他以开设无线电修理商店为掩护，大量收购、储存无线电零件和器材，组装地下电台。这些组装后的电台，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往了北平、延安等地。

在上海，涂作潮还收了一个十分有天赋的徒弟——李白。

这位李白，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角人物原型。

他在涂作潮的指导下，进步很快，过了两三个月，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成为一名全能地下报务员。

1941年冬，涂作潮在新闸路1520号租了一间房子，开起了“闻远无线电公司”。

不久之后，日军进驻租界，秘密工作变得更加危险。

1942年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中午，涂作潮正在修理收音机时，突然接到地下党派人送来的紧急通知——李白被日本人逮捕了。

这个消息意味着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而涂作潮必须立刻转移，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离家前，涂作潮向张小梅坦白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

他万分不舍地抚摸着几个孩子的脸庞，眼中含泪，哽咽着对妻子说：“我的真名叫涂作潮，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现在李先生出事了，我要走了。我万一我以后回不来，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你带着孩子嫁人吧，千万不要再提涂作潮这三个字；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我又回不来了，你就去找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他会管你们吃饭穿衣的。”

张小梅哭着点头，目送着丈夫离去。

永不消逝的电波

涂作潮走后，张小梅变卖了所有家当，把卖来的把十几块大洋小心翼翼缝在腰带中，然后带着孩子们投奔了住在泥城桥开封路洽兴里贫民窟的妹妹张美珍。

在又脏又乱的贫民窟里，张小梅和孩子们都受尽了苦楚，七八个人挤住不足 8.7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忍受周边邻居的歧视。

当时日本人在上海实行严苛的户籍管理制度，张美珍为了能留下自己的姐姐和外甥，苦苦哀求管理那片贫民区的保长，能够给他们落个户口。

保长的太太因为抽大烟，无法哺乳自己的孩子，张美珍就成了他们家的免费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喝不到奶，只能喝薄薄的白粥充饥，结果因为营养不良，不到一周岁就不幸夭折了。

这种艰难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

当年年底，地下党工作人员想方设法将张小梅和孩子们转移到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见到了涂作潮，一家人才终于团聚了。

新中国成立后，涂作潮从“地下”回到了“地上”，继续为祖国的无线电事业发光发热。

文革期间，他被冤枉成“反革命”，关进牛棚受尽了酷刑。可是不管受了多少折磨，他都没有陷害一个同志。

直到1978年，75岁高龄的涂作潮才恢复了名誉。此时的他已经风烛残年，落下了瘫痪。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一室左侧。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刊登了讣告，评价他为“优秀干部，优秀党员，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

由于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涂作潮的名气并不像那些经常出现在课本上的英雄们一样响亮。

可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孤身一人，默默蛰伏在敌方大本营，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正是“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