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哀的美学特征是什么

除了对白诗格式、语言、意象等方面进行接受外，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坛开始将目光放到更深层次的内容上——对白居易诗学理论的学习。故这一时期归国的遣唐使者开始带回大量如《诗格》、《诗品》、《文选》及《文心雕龙》等这样经典的中国文论作品，使得日本文人开始接受更为系统的诗歌学习与创作。

空海更是依据这经典的文论编撰了日本第一部诗话作品《文镜秘府论》，以供平安诗人学习，并规范其汉诗的写作。这一书籍的问世使得中国先进的文学创作思想及理论在平安韵文世界中得以广泛传播开来。以日本汉诗为例，汉诗虽生于日本，但其根却在中国。有对中国“风雅”传统的接受与创新。中国诗歌的“风雅”之说在《毛诗序》中就有较为详尽的阐述。“风”指的是美刺和教化的功能，臣对君要进行委婉劝谏，君对臣要有教育感化。所以“风”不是直谏批评，而是以歌谣的形式咏出，让统治者意识到，然后自发反省，从而达到修正的目的。“雅”则为正，指的是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礼仪规范。

故“风雅”二字放在一起，既指《诗经》，又可用以表达教化规矩之意，还有表达文人墨客风流儒雅之意。日本汉诗中也有“风雅”一说，是在承袭中国诗学中“风雅”内涵的基础上，与本民族“幽玄”的审美情趣相融合的一种艺术风格。在创作思想上，不同于中国“居庙堂之高则有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仕人精神，日本汉诗具有“超政治性”，即远离政治生活和社会现实，追求自然与个人情感的表达，这一差别是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所导致的。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受地形与季风的影响其气候多变，并且南北狭长，故自然景物的差异较大。但是，岛内资源丰富，这就使得日本民族形成了喜欢描绘自然景物的情感。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他们通过创作诗歌来抒发自己对自然变化无常及人生无常的感慨。此外，日本的政权是由少数贵族所有的，不存在类似唐朝那般的科举制，所以平民不会有入仕的机会。这就使得具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多是皇室、贵族以及官吏。但这一群体大多并无实权，所以他们无心政治，创作诗文仅仅出于享受，而非要以此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此外，虽然日本汉诗是在中国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其自然清新的审美倾向及对自然的描摹与赞美却是极具民族风格的。

这是因为日本汉诗的创作多是以由景入情的手法来表达作者对自然的感叹，并以此展现日本民族以悲为美的“物哀”美学特点。可见，日本汉诗虽然对中国诗学中的“风雅”所有承袭，但更多表现的是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自此，日本的“风雅”内涵开始与中国的“风雅”精神渐行渐远，最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征的文学理论。

有对儒家实用主义精神的接受。对于诗歌的作用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的主张。他将文学看作是表达个人情感、体察社会风俗、讽喻政治民生、沟通人际关系的工具。这充分体现了文学所具备的实用主义特征。这样的诗学思想与当时日本统治者的需求一致，所以被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进行推广。文学作品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成为这一思想的载体，进而融入到日本的韵文创作中去。

随着日本汉诗创作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实用主义精神开始潜移默化地对日本的文学思想产生影响。举《怀风藻》为例，其编撰作者在序言中就对诗歌“调风化俗”、“润德光身”的功用进行了相应阐述。并且在编撰这一文集时也是以“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作为其目的。其中所收录的诗篇不仅蕴含着浓厚的教化与功利思想，同时也展现出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这样的文学创作倾向使得继《怀风藻》之后的日本文学作品逐步开始摆脱《万叶集》以来“颂神”的创作风格，实现了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自此，人开始作为创作的主体，成为文学话语的中心。

除了儒家的诗学思想外，这一时期的韵文世界还受到道家隐逸文学的影响。从这一时期作品题材和内容的变化可以发现，涌现出许多以“访山涉水”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包括“追寻”、“隐逸”、“山人乐”、“超然”、“幽谷”以及“闲居”为题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诗人群体想要远离凡尘俗世、欲流连在山水之间的幽隐之趣。同时也展现出朴素、真实以及自然的原始神道精神。反映了日本文人对自然以及恬静生活的向往。而这种隐逸思想的产生也对之后日本文学审美意趣的重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见随着这一时期日本汉文学的发展，那些根植于日本本土文化中的神道思想以及大陆文化中的儒道思想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渐孕育出日本文学自然、真实、淡泊的审美意识，对对之后本土审美意识的重构产生了较为深远且持久的影响，这一影响及转变在平安中期的和歌复兴时期又得以进一步巩固发展。除了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接受外，最为显著且充分的要数这一时期韵文世界对白居易诗论的接受。

白居易本人不仅在其诗文创作中实践着自己的创作理论与思想，更是在其《与元九书》中将诗学的传统、创作的经验进行阐述，最终形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作为其诗论的中心。平安文人充分学习他的诗学观点并将其重点运用在汉诗与和歌的创作中，促进了日本文学的革新。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共有二十段，其中第一段和第二段围绕的是写信的背景与目的。

第三段和第四段对诗歌的缘起、本质、形式、内容及情感的表达进行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后五段到六段以朝代为序，列举了一些作家及作品来阐述诗歌发展的历程以及诗学思想的保持与变迁，肯定了其中写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之后的段落则是围绕白居易的成长经历以及为官后的宦海经历进行阐述，以及对这不同阶段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最终得出上述结论。在这篇文章中体现的诗学思想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五点：

（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思想情感抒发。

（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内容与形式统一。

（四）“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的语言韵律协调顺畅。

（五）“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的将诗歌向通俗化推进。

一是对白居易诗学理论核心内容的学习，即学习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文中他提到诗歌创作需根植于社会，用以反映社会现实。他将《诗经》看作是六经之首，因为圣人用诗来感化人心，使得天下得以太平。而《诗经》中的“六义”则充分体现了中国诗歌的传统。

从内容上看，“风”展现的是民间生活与情感；“雅”展现的是赞颂帝德或针砭时弊；“颂”则是关于祭祀和颂歌的。从表现手法上看，“赋”“比”“兴”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结合使得诗歌在写实的同时也能将作者的情感很好地展现出来。因此，白居易的创作多是以此为依据，同时根植于社会，且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写实风格。

他提出，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需反映社会现实，这样读者才能通过听诗来了解社会现况。他还认为，诗歌应当要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效。他用“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来阐述诗歌的作用。他认为诗歌需让上位者补察时政，让百姓宣泄疏导心中的情感。通过这样的文章，天子与百姓得以上下沟通，人们的忧乐相同，天下自会达到和乐的场景。而三皇五帝之所以可以将国家治理好，原因就在于其通晓了诗中所要表达的讽喻涵义并以此为鉴，来修正自己。

日本平安时期的汉诗也接受了这一创作思想，正如前文所言，岛田忠臣与道真甚至是后期的和歌诗人都对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广泛的运用到其汉诗创作中，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以及两位诗人与白居易的经历与地位的差别性，导致对白居易这方面的接受还大多停留在写实阶段，其中菅原道真的接受则更为深入。因为在其贬谪期间创作了相当一部分依照白诗的讽喻诗。不同的是，菅原道真的诗更多体现的是对自己仕途艰难的苦闷以及对贪官污吏，善妒小人的批判。而具有与白诗相似针砭时弊，讽刺和劝谏统治阶层的汉诗却寥寥无几，这与日本的文学传统息息相关。

然后是从“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角度出发，注重情感的表达。白居易认为诗文中要表达的“情”是既要表达个人之志，更要表现超越个人爱恨情仇的“圣人之情”。因此，文学作品抒发的情感不应仅局限于诗人的个人情感。他批评屈原、苏武等人“各系于志，止于伤别，归于怨思”的创作风格。这是因为他们仅仅在其诗中表达了对于离别的伤感以及对于不公的愤懑等这些抑郁愁苦的个人情感。白居易的这一思想也充分体现在其对自己四类诗文的不同态度之上。

如就大众喜闻乐见传播甚广的“律诗”，他却评价道“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因为在他看来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只是用以抒发他个人的感悟，并没有上升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高度。评价最高且最为重视的是他的“讽喻诗”。由于这类诗作契合了白居易的观点，故在评价这类作品时称其具有“兼济之志也”。

同时，日本平安文学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从之前的集团性逐步过渡到个体性，多注重作者自身的情感表达。但由于日本文学的“超政治性”以及日本民族“物哀”思想的影响，汉诗与和歌的创作大多学习接受的是白居易的闲适诗。因为诗中的诸多意象为汉诗与和歌的创作拓宽了题材，并且契合日本民族热爱自然、赞颂自然的民族传统。因此，平安文学虽然从白诗中习得了表达细腻情感的方法，但两者对情感表达的需求不尽相同，一个注重的是个人对事与物情感的抒发，一个注重的是“兼济之情”。

结言

这一时期平安文坛对白诗的接受除了将其作为“诗媒”从中获得灵感外，其语言特色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为了方便训读和传播，日本平安文人在作汉诗与和歌时多是运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语句进行创作，使得平安韵文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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