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亡以后，中国先后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1949年才建立新中国。这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有数不清的爱国将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不畏艰险前进，他们为了革命前仆后继。或有幸见证新中国成立，或马革裹尸血洒疆场，或杳无音信。

开国少将熊伯涛就是后者，自参加革命离家后，23年未回家。“家”这个字对熊伯涛既陌生又熟悉，如果不是一场巧遇，或许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老母亲还在世。

1904年，熊伯涛出生在湖北武汉，早年在私立前川中学高中班读过书，是我党为数不多的“高学历分子”。1926年11月，熊伯涛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县办事处主任，多次参与和组织农民运动，次年入冯玉祥部军官学校学习，先后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

1927年，老蒋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熊伯涛被派到老家组织农民运动。回到家乡后，熊伯涛发现当地的党组织已经被打散，就此与我党失去了联系。在走投无路之下，熊伯涛几经辗转，经人推举，又跑到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官学校当兵去了。

命运就是如此巧妙，熊伯涛苦寻组织无果，却在国民党军官学校里重新找到了组织。

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原大战）结束，老蒋险胜，冯玉祥的第5路军被老蒋改编为第26军，下辖两个师。其实很早时期，我党就已经在此部队中建立组织，熊伯涛就是其中一人。

1931年春，老蒋将26军调到江西省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第三次围剿。适逢九一八事变，26军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击倭寇，但遭老蒋拒绝，26军与蒋矛盾愈发加深。为此“宁都起义”爆发，熊伯涛少将作为其中一员，也参加了这次起义。

起义后，熊伯涛担任红5军团第14军41师司令部作战科长，1932年2月晋升为41师122团团长，6月被提拔为红3军第8师参谋长，晋升就像坐火箭一样快，当然这也取决于熊伯涛少将的资历。都说党龄决定资历，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熊伯涛1926年加入共产党，这党龄别说在少将中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就算放到上将、大将也是名列前茅，甚至比部分元帅都要早。

1934年红军长征，熊伯涛起初担任红一军团教导营军事教员，后任第二师师参谋长一职，参与了东征战役与西征战役。长征期间条件异常艰苦，日食一餐都很难做到，战士们不得不挖野菜吃树皮，甚至连皮带都成为果腹之物，熊伯涛曾三天未食一米。

在营养缺失的前提下，熊伯涛旧伤复发，体力严重不支，以至于后续渐渐脱离了大部队。幸亏开国中将王秉璋拿出了自己珍藏已久的食物，救了熊伯涛一命，好人果然是有好报的，之前王秉璋落水，熊伯涛也是不顾生命危险救过他，两人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1949年，此时的熊伯涛已经是第四野战军第49军的副军长，这一年四野大军南下，途经熊伯涛家乡。熊伯涛的老母亲听说有部队路过她们村，就坚信儿子肯定也在这支部队里，于是在村口立了个牌子，牌子上写了七个大字：“熊伯涛是我儿子！”

熊伯涛1926年离家，已经足足23年没有回家了，早就以为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听到部队给他汇报，再也忍不住，流着泪跑向了村口，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大声哭喊：“娘，我回来了。”母子俩抱在一起痛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更有战士被勾起往事，或许也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偷偷抹眼泪。

时隔20几年母子再相聚，年迈的母亲已经快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岁月的洗礼，让熊伯涛从当初的年轻小伙变成了如今中年模样，母亲也变得白发苍苍，相信如果是走在路上，这对母子或许谁也不认识谁。

1955年大授衔，熊伯涛被授予了开国少将军衔，是属于低授的一批人，很多老战友都为他鸣不平。很多与熊伯涛同级别的都授了中将，而以熊伯涛的党龄资历却只给了少将军衔，确实是属于低授。

不少人让他向上级反应一下，但熊伯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军委有军委的考虑，我能活下来参加授衔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多将士都在战斗中失去了性命，与他们相比，我们是幸运的，就不要计较高低了，要比就比谁为国家做的贡献多。

熊伯涛少将当真是高风亮节，能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须再去计较得失呢？

新中国成立后，熊伯涛历任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二炮兵顾问等职务，在岗位上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奉献。

1975年10月21日，熊伯涛少将去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