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的下场

1935年1月贵州遵义，关系共产党命运的遵义会议正在召开，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面色凝重，由于博古等人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又遭到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损失惨重。

在会议上，博古避重就轻，试图逃避责任，这种行为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严厉指责。

博古

就在会议氛围降至冰点的时候，一名叫凯丰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突然发难，他言辞激烈地嘲讽毛泽东：“你懂什么是马列主义吗？你以为看过《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就会打仗了吗？”

毛泽东被人当众嘲讽，此时也是满心怒火，但他还是不紧不慢地回应了凯丰，这段回应尽显智慧，让对方哑口无言。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回应嘲讽的？那位当众嘲讽他的凯丰委员又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自幼聪慧好学，父母也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了学堂。

凯丰

受书籍浸润，凯丰的身上慢慢凝聚出率真、激昂又略显固执的书生意气，这种书生意气是把双刃剑，既让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忠诚的追随者，又让他在革命事业上差点犯下难以弥补的错误。

当时列强侵入中国，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大好河山任人践踏，凯丰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发奋读书，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在校读书期间，他接触到了鲁迅主编的《莽原》，这本刊物对旧社会发起了猛烈的抨击，鲁迅特有的犀利风格也让他眼前一亮，从此以后他成了鲁迅忠实的读者。这一时期他还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发生了重大改变。

鲁迅

凯丰一直是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他积极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积极参与学校的进步活动，凭借优秀的组织能力和出众的文学底蕴，他还被选举为校刊主编，任职期间发表了多篇救国文章。

1927年凯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里他依旧是备受瞩目的优秀团员，也因此通过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考试选拔，不久后赴苏联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由苏联出资创办的中国学校，这所学校声名远扬，风头甚至盖过了黄埔军校，蒋介石为了防止人才流失，明令禁止黄埔学员报考该校，但依然有学生偷偷报考。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凯丰结识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还和博古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他们志趣相投、思想契合，此后多年两人始终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凯丰在苏联学习了三年，1930年回国，正式加入共产党，次年又到广东负责团委工作，这个时期，国内局势非常严峻，国民党加紧了对革命人士的迫害，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凯丰开始使用化名“开封”，由于“开封”与“凯丰”互为谐音，慢慢地习惯用“凯丰”代替本名。

凯丰

即便大家小心翼翼，任何行动都制定严密的计划，依然有大批共产党员陆续被捕。凯丰的身份特殊，是反动派重点抓捕对象，最终他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凯丰已经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准备，所幸被营救了出来。这次狱中经历非但没有消磨他的斗志，反而坚定了他为革命事业终生奋斗的决心。

凯丰出狱后开始负责学生运动，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1933年初，他又调任到瑞金中央苏区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

由于工作原因，凯丰和博古接触较多，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博古的提携下，他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执行委员，职位比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还要高。他也将博古引为知己，士为知己者死，这也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向毛泽东发难、替博古出头的原因之一。

1934年中国共产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开始长征。面对敌人疯狂的围追堵截，博古、王明等人把持着中央领导权，长期采用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红军队伍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当时毛泽东因为疟疾折磨、王稼祥由于腹中受伤，两人被迫躺在担架上随军转移。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他的革命主张得不到认同，只能眼睁睁看着队伍四处挨打，为此满心苦闷，只能把心里的想法说给王稼祥听，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对方的大力赞同，王稼祥对毛泽东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不能再让李德、博古等人瞎指挥了。”两人达成统一意见，就开始在队伍里宣传他们的战略思想。

王稼祥

毛泽东伤病好转以后，就经常到各个军团里“转悠”，希望团部领导能够认同他的思想。红军队伍处处受到敌人挟制，内部早就对博古、王明等人怨声载道，对革命方向也充满了迷茫，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就像迷雾中的一盏明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与此同时，王稼祥也找到张闻天，详细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获得了张闻天的赞同。随后，几人又找到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大家一致决定要把李德、博古等人“轰”下台，纠正党内的严重思想错误。

另一方面，凯丰也在积极活动，不过他是站在毛泽东等人的对立面，他看不上毛泽东的作战方法，认为毛泽东读过几本兵书就敢指挥打仗，实在是狂妄，他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博古的领导，为此，他多次找到聂荣臻等人，可惜都被拒绝了。

毛泽东的作战思想好不好，并不是他三言两语可以盖棺定论的，那些一线作战指挥员们最有感触也最有发言权。

1935年1月，红军夺得遵义，决定在这里做短暂休整，同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纠正博古、王明等人的战略错误。在遵义老城一幢临街而立的楼房里，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正式召开。

博古在会议上率先作了发言，他总结了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但是整个总结避重就轻，强调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敌强我弱，完全忽略了领导层的指挥错误。这也引起了很多与会人员的不满，周恩来就明确指出红军失利是军事领导错误导致的，他当众做出深刻检讨，也希望各位军事领导人能够勇于承担责任。

随后，张闻天也据理力争，指责博古等人推脱罪责，他摆事实、讲道理，整个发言逻辑严谨、言辞激烈，让众人长期积累的怨气和不满大爆发，纷纷发言响应，也让博古等人哑口无言，羞愧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张闻天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对长征开始后各种争论问题的看法，阐述了自己的作战思想，他认为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必须要正视，同时针对红军队伍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王稼祥明确提出建议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毛泽东，此建议一出，大家纷纷表示支持。随后，刘少奇、朱德等人又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观点。

会议争论越来越激烈，博古内心恼怒，但他的错误是客观存在的，根本无法争辩，最后只能以“时间太晚”为由暂停会议。

博古

当天晚上很多人都失眠了，凯丰的书生意气又开始发作，不可否认他是一名充满热血的爱国青年，但是他过于遵循教条，很多想法不从实际出发，在血淋淋的教训面前仍然固执己见，坚持认为博古的思想战略没有问题，还把博古称为“中国最懂马列主义的人”，不应该被取消军事指挥权，试图游说大家继续支持博古，可惜没有成功。

接着，凯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第二天会议一开始，他就站起来夹枪带棒地对毛泽东说：“你懂什么是马列主义吗？你以为读过《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凭着书里写的方法就会打仗了吗？”

在凯丰看来，毛泽东完全是纸上谈兵，根本不懂怎么打仗，他表示坚决反对毛泽东指挥红军。

在场的都是红军高层领导人，骤然被人当众责难，毛泽东怒气反笑，他反问凯丰：“凯丰同志，我也想问问你，你读过《孙子兵法》吗？”

凯丰哪里看过这些兵书，当时就被问得哑口无言。

毛泽东见状微微笑道继续发问：“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凭着《孙子兵法》里写的方法打仗？”对方的气焰一下被浇灭了，只能兀自嘴硬：“谁对谁错，事实会证明一切。”

凯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回忆起这段往事，他笑着说：“其实我当时没看过《孙子兵法》，被人如此质问过以后，我就逼着自己读了这本书。”

在此之前，中国革命长期遵循“教条主义”，“左”倾错误给党和队伍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在此之后，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他带领红军队伍胜利完成了长征转移，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革命。

当大家正在遵义会议上争执不休的时候，国民党为了阻止各路红军队伍会合，也在紧锣密鼓地调集主力部队向遵义进发，蒋介石嫡系部队薛岳军团踩着红军的脚后跟进入贵州，黔军和川军也呈合围之势不断向贵州逼近。敌我双方在土城、青杠坡等地区交火，各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红军在1935年1月29日撤出战斗，向赤水河行进，从而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一渡赤水，红军队伍化被动为主动；

二渡赤水，打响遵义战役，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三渡赤水，红军进入川南地区；

四渡赤水，国民党军队被甩在乌江以北。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将数倍于我军的敌人耍得团团转，在围追堵截之中杀出一条生路，是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扭转了红军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

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言辞激烈地说：“谁对谁错，事实会证明一切。”

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经过四渡赤水，凯丰被毛泽东卓越的作战指挥能力深深折服，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曾经公开表示：“我收回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从此以后，凯丰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毛泽东也深知此人性情坦荡，从来不搞阴谋，虽然犯过错误，但是勇于承认错误，仍然是我党的好同志，此后又多次对他委以重任。

1937年春，凯丰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8月被推选为中央军事委员，次年2月又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职位，1939年，凯丰奔赴重庆参与统战工作。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凯丰始终保持为国为民的初心，他用手中的笔杆子，为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中央很多重要文件都是由他起草撰写的。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到沈阳任职，沈阳是抗美援朝的大后方，承担着志愿军后勤保障的职责，凯丰到任后，调动当地群众抗击美国侵略的积极性，带领大家筹备抗战物资、接待来往军队、抢修机场和铁路，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长期辛苦工作，凯丰积劳成疾，于1955年3月23日病逝。遵义会议上的不当发言成了他一生的“污点”，然而评价一个人要看他整个生命跨度，不能着眼于某一节点上的行为，凯丰面对敌人的酷刑坚韧不屈，在错误面前能够及时醒悟，在工作岗位上殚精竭虑，他是值得人们敬仰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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