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当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我激动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我虽然已经快30的人了，却特别想上大学，实现我的梦想。

可是高中课程我只学习了一个月就搞“文化大革命”了。严格说起来，我还只是个初中生。

但我想试一试，家人也特别支持，我找来一些书籍复习起来。

白天上班，晚上看书。

那时候团场电不正常，经常停电，我点上蜡烛，每天熬到很晚，很辛苦的。

毕竟是10年过去了，许多知识都忘了，特别是数学，我却硬着头皮往下看。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临考前的一个月，我突然感冒发烧。

刚开始低烧，38度多点，没有重视，打针吃药，坚持上班，晚上还复习。

一个星期过去了，烧仍然不退，就在三十八九度之间徘徊。

眼看人瘦了，脸黄了，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娄靡不振。

我父母硬是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经过医院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为伤寒，还埋怨家人为什么不早点送来，晚了会有危险的。

经医生这么一说，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

因为在过去，伤寒是很厉害的，凡是得了伤寒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啊。

医生说，其实，现在伤寒并不可怕，只要发现得早，吃点氯霉素就退烧了，你这耽误了一个星期，人已经虚脱了、赶紧住院吧。

才几天，我的烧就退了，但我浑身却像抽了筋一样，一点劲都没有了。医生让给我好好补一补。

可那几年，国家自然灾害频频，内地许多地方遭灾缺粮，我们团场把大部分的细粮都支援了灾区，我们自己只有10%的细粮。

粗粮就是苞谷面。乍一吃，苞谷面挺好吃的，可天天顿顿吃，就不是滋味了。

我是病人，娘俩就把白面全省下给我吃。

那时候，我的儿子才一岁多一点，特别懂事，吃饭的时候，儿子就在我床边蹭。

我逗他，龙龙，想吃面条了吗?

儿子说话还不利索，用童稚的语调说妈妈，爸爸，吃。说完就跑开了。我望望我媳妇，鼻子有点酸。

我发誓要考上大学，自己要有出息，才能对得起老婆孩子。

当然，那时候不是想能挣多少钱，而是要上进。

病情稍有好转，我就把复习资料摆了一床，医生不愿意，不让看，我就偷偷地看。

看一会儿，就头疼，眼睛疼，只好休息一会儿再看。

考试的那一天，我是给医院请的假，我说明了情况，院长对我还特别客气，开了绿灯。

我们是去六十四团参加考试，考完以后，我的感觉不是太好，政治、语文.历史、地理都还可以，但数学几乎是白卷。

结果没有悬念，名落孙山，我的大学梦又一次破灭了。

但是也有副产品，就那一次，医院的院长对我印象特别好。

后来，兵团扫盲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医院补习初、高中文化课，院长到学校，点名让我去给他们上课。

没有考上大学，我有点沮丧。

那时候，可以说教育是比较乱的。在学校工作七八年，我带着学生学工学农，打过土块、盖过房子、到连队采过麦种、考察土质、拣过棉花，甚至带着我的学生到别人家搜过鸡，名日:制资本主义尾巴。

先前带的那个75届学生，基本上还算可以，三年里，我和同学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

但接着的78 届学生，矛盾就明显突出了，因为，那个时候要求他们复课闹革命，这本来是好事，但要命的是，由于那些年不抓教育质量，学生的学习一塌糊涂。

我带的那个年级组，200多学生，代数语文的成绩平均不及格。请示学校后，我们按成绩优劣编了班，但最后两个班竟设有老师敢当班主任。

因为，全班几十个学生，所有成绩都不及格!特别是最后的六班,数学威绩平均不到30分，没有一个及格的，语文平均成绩40多分，也没有一个及格的，我只好又当年级组长又派了六班的班主任。

由于老师少，拉不开栓。凭着年轻，我曾经一人顶过四个班的班主任(当然是短期的).

那个时候，老师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组织教学上去了。

一次，一位女老师到我的那个六班去上数学课，刚一进门，一个鞭炮就炸了，把老师吓了一跳，学生们就笑。

女老师当时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但没有发火，也不说话，走上讲台拿了粉笔就想在黑板上板书。

谁知，这时黑板上方边沿上的一枚鞭炮又炸响了，把女老师手中的粉笔都吓掉了。

在学生们一片哄笑声中，女老师摔门走人，回到办公室，对我大发脾气。

当然，我也只有到班里大发脾气，把搞恶作剧的学生找出来狠狠地收拾了。

没有办法，为了学生能安安静静地上课，我只好把教室当办公室，从早到晚和学生在一起。

这样一个多月以后，这个班才基本稳定。

我想，这个教育现状，终究是要改变的。

有时我想，我也要加强自学，将来一定能用上。但我别无所长，只会读点书写点字不如在文字上下点功夫吧。

自己是教语文的，一是为教好语文增加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二呢，也体现一下自身的价值。

所以，从那时起，我加大了自学的力度和难度。

但是，“文化大革命”那些年破四旧，好多书都看不到了。

我就千方百计地从老教师和朋友那里借书来读。

每次到市里，也一定要逛书店，疯狂地买书，一直把自己身上带的钱花光为止。

那时候，我计划每天要求自己背一首唐诗宋词，白天背会以后，晚上临睡前再默写一遍。

每天，我总是利用中午做饭摇鼓风机的时候，把写好贴在墙上的-首店将或是一首宋词反复默读默记。

上班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把诗词写在手心，边走边该边背。

平时，遇到报上的好文意，我就把它抄下来背，背会后再背抄一追。

经过一段时间，我的教学水平提高还很快，再讲课的时候，同学们及表的课讲得生动了。

他们就特别喜欢上我的语文课，学习也肯下功夫了。

那年期末考试，大班的语文成绩竟然都及格了，我也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学校还组织老师听了我的公开课。

那个时期，我在中学除了当年级组长外，还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

我发现有许多感人的事迹，都是我目睹的。

没有人安排我，我也不是什么通讯员，是那些人亦促使我心甘情感地利用晚上的时间，把那些好人好事写出来。

我学习着写些新闻人物特写和小通讯，投稿给团广播站。

团里广播站每天有30分钟的自办节目，天天都能听到我写的稿子。

当然，在播稿子的时候，作者的名字也是要读的。

因此，上了广播的那些人和事很快就传开了，我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赞扬。

这时，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经常给我提供一些素材，让我写。

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心里很高兴所以，白天我备课上课，晚上便伏案写稿，一气写上五六篇新闻稿也是常有的事。

有人鼓励我向伊犁日报投稿，我真的就投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记得第一次向伊犁日报投稿，我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人物通讯，可能是编辑看我太辛苦，修改后才登出300来字。别看这小小的300 来字，对我的鼓励太大了。它像一针强心剂，使我的写稿热情一发不可收。很快，我的稿子不仅上了伊犁日报，还第一次登

上了新疆日报，后来光明日报也登过我写的稿子。

我非常感激伊犁日报的那个编辑。

因我在团里的名气大，团广播站有时办文艺节目，还把我请去朗诵诗歌，团里宣传科有时忙不过来，还给学校领导打招呼，借我去机关帮忙。

久而久之，团宣传科的倪九龙组长和何本法干事对我印象特别好。

高考的第二年，我的值班连战友、团广播站站长李玉建考上了新疆大学。临走前，他向团里推荐了我，组织上很快就作了决定，让我脱产到团广播站帮忙。

于是，我从学校来到团机关，进入了另一片新天地。

此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进了师机关。

作者：何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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