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西方民主的认识
\r\n\t【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春、瞿诗怡】\r\n
\n\r\n\t12月13日-1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与来自近5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召开美非峰会，这是过去8年来美国召开的第二次美非峰会，上一次是在2014年奥巴马在任的时候。美国方面对此次会议的期待很高，认为这是美国重塑美非关系的重要时刻。\r\n
\n\r\n\t此次峰会的讨论中，促进非洲的政治稳定和人权发展是重要议题之一。拜登在欢迎非洲领导人的发言中情绪饱满地称，“当非洲成功的时候，美国就会成功，全世界也会成功”。然而，拜登要面对的事实是，长期被西方塑造的非洲，正在走向另外一面。\r\n
\n\r\n\t依据其所确立的衡量指标，西方认为非洲近年来出现比较明显的“民主倒退”。例如，根据世界银行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共同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数（WGI），2020年非洲的政治治理得分相比2010年呈全面下降态势。又如，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也显示，非洲治理在2019年出现了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倒退，5个分类指标中有4项下降。\r\n
\n\r\n\t但如果从非洲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看，这可能不是西方鼓吹的“民主倒退”或“民主终结”，而是非洲政治发展进入新转型期的表现。更为准确地说，面对西方长期以来塑造非洲政治生态的努力，非洲正持续觉醒，开始系统性地“造反”，以追求自身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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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对抗政治”正在变成非洲常态\n
\n\r\n\t西方塑造非洲政治的核心是使“对抗政治”变成常态，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在精英政治方面，“对抗政治”表现为强调选举政治中的“输家政治”和“反对党政治”。\r\n
\n\r\n\t“输家政治”是指，选举中失败的一方不愿承认失败，在并未诉诸司法途径或不接受司法结果的情况下直接指控胜者选举舞弊，采取从抵抗到冲突的对抗性措施，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推翻选举结果。\r\n
\n\r\n\t冷战结束后，第三波民主化席卷非洲，大量非洲国家开始推行多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但由于环境普遍不够成熟，选举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并被西方利用以扶植自身亲信势力。也正是在西方势力支持下，非洲曾出现大量选举中的失败者游行示威甚至暴力骚乱的现象；而为避免选举失败，即使不在选举前后的敏感时间，发动军事政变的现象也不在少数，政变者既可能是在任者，也可能是颇有实力但缺乏选举获胜信心的在野方。\r\n
\n\r\n\t随着民主政治在非洲逐渐发展，不分青红皂白的“输家政治”逐渐退潮，但“反对党政治”却变得日益明显。\r\n
\n\r\n\t所谓“反对党政治”在非洲选举政治中的表现则是，无论是否有真凭实据，反对党在选举中没有获胜便可质疑选举的公正性。\r\n
\n\r\n\t与“输家政治”相比，“反对党政治”可能发动游行示威，但较少采取暴力行动，在讨价还价后往往会接受选举结果。尽管温和得多，但“反对党政治”对普通公众有着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公众的选举质量认知有着极强的塑造作用。\r\n
\n\r\n\t根据非洲睛雨表的系统性调查，在2005-2018年间，非洲公众对选举质量的认知没有发生明显改善。例如，认为选举质量相对较高的公众在2005年占所有受访者的66%，到2018年仅上升2个百分点；而认为选举质量不够高的公众仍达到25%（图1）。\r\n
\n\r\n\t更深入的研究显示，一国公众对选举质量高低的判断，与该国反对党获胜记录及未来获胜可能性高低紧密相关。\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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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图1：非洲公众对选举质量的认知变化（%），2005~2018年\n
\n\n资料来源：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 -- 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Afrobarometer Policy Paper, No. 58, 2019。\n
\n\r\n\t在大众政治方面，“对抗政治”表现为西方对大众抗议的暗中支持甚至煽动。随着“反对党获胜才是公正选举”被塑造为普遍性的社会期待，非洲公众对选举的支持度明显呈下降态势。\r\n
\n\r\n\t例如，根据非洲晴雨表的持续性调查，在2005-2018年间，非洲公众对选举政治的支持度事实上略有下降，从82%降到74%；而同一时期，支持以其他方式遴选领导人的比例从16%增至24%（图2）。\r\n
\n\r\n\t这一趋势在具体国家层次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在2011-2020年的十年间，非洲晴雨表所调查的15个非洲国家中，仅塞拉利昂一国公众对选举政治的支持呈上升态势，几内亚维持在同一水平，而其余13个国家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图3）。\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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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图2：非洲公众对选举的支持度变化（%），2005-2018年\n
\n\n资料来源：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 -- 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Afrobarometer Policy Paper, No. 58, 201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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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图3：非洲15国对选举的支持度变化（%），2011-2020年\n
\n\n资料来源：Fredline M'Cormack-Hale and Mavis Zupork Dome, “Support for Elections Weakens among Africans; Many See Them as Ineffective in Holding Leaders Accountable,” Afrobarometer Dispatch, No. 425, 2021。\n
\n\n西方的支持下，大众抗议迅速增长\n
\n\r\n\t“对抗政治”“深入民心”的结果是非洲大众抗议的迅速增长。考察2000年以来非洲政治的发展可以发现，在民主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大众抗议也呈快速增长态势。\r\n
\n\r\n\t根据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的数据，在2000-2010年间，非洲的公众抗议活动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年均600余起，年均增长率在11.3%。\r\n
\n\r\n\t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对非洲的公众抗议有较明显的助推作用：在2011-2018年间，非洲公众抗议活动数量激增，达到年均4500余起，相当于2000-2010年间的7倍多，增长率也翻了一番达到26%。而2019年起更是增长迅速，2019-2021年的年均抗议活动达到1.5万余起，年均增长率也达到130%（图4）。\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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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图4：非洲公众抗议，2000~2021年\n
\n\n资料来源：ACLED, https://acleddata.com。\n
\n\r\n\t必须指出的是，非洲大众抗议的增长与西方的塑造甚或煽动不无关系。数据显示，美欧主要是支持自身NGO在非洲“搞事情”，而不是非洲的公民社会“做事情”，因为他们害怕当地NGO会识穿其阴谋。\r\n
\n\r\n\t据统计，在2010-2019年间，总部在非洲之外的国际慈善机构对非洲的捐助中，仅有14%的资金实际拨付给非洲的NGO，有58%的资金拨付给非洲之外的NGO，另外还有20%的资金拨付给非洲的公共部门。\r\n
\n\r\n\t更为细致的数据显示，在2011-2015年间，美国慈善机构对非捐助共计90亿美元，仅5.9%分发给非洲NGO；而2017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用于疟疾援助的11亿美元中，仅1%拨付给非洲NGO；同样，在2017年全球共计21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中，非洲NGO仅获得0.4%。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其有限的拨付给非洲NGO的资金，主要用于“搞事情”，如人权议题占42%，政府问责占21%，经济发展、民生问题都不是重点。\r\n
\n\n非洲正在觉醒\n
\n\r\n\t非洲精英和公众对西方嘴脸的认识正越来越深刻，并开始尝试将自身传统重新融入西式民主中，以发展自身独特的政治和社会道路。\r\n
\n\r\n\t一方面，非洲公众对传统智慧尤其是传统领导人的认知正变得越来越客观和理性。尽管传统领导人或酋长往往被西方建构为不合时宜甚至是“反民主”的，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传统领导人对政治发展有着积极意义。\r\n
\n\r\n\t根据非洲晴雨表的调查，传统权威的地位仍然牢固，且有强化态势。与民选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相比，传统领导人在公众信任度、工作表现、聆听公众声音、清廉度等方面均得分更高。\r\n
\n\r\n\t例如，在2019/2021年对22个非洲国家的民意调查中，传统领导人在上述四个方面所获得的公众支持度分别为64%、64%、44%和72%，均比其他类型的权威高出至少10多个百分点（图5）。\r\n
\n\r\n\t在2008/2009年以来的四轮调查中，传统领导人的信任度的波动幅度仅4个百分点，2021年的调查中仅比2009年的调查低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在2008-2021年间，非洲公众对总统的信任度下降了13个百分点，对国会议员和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都下降了9个百分点。\r\n
\n\r\n\t换句话说，在2008/2009年以来持续跟踪的14个非洲国家中，对传统领导人的信任保持稳定，而对民选领导人的信任大幅下降，导致公众对酋长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差距持续扩大。\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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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图5：非洲公众对传统领导人的认可度（%），2019/2021年\n
\n\n资料来源：Carolyn Logan and Luyando Mutale Katenda, “African Citizens’ Message to Traditional Leaders: Stay in Development, Stay Out of Politics,” Afrobarometer Dispatch, No. 443, 2021。\n
\n\r\n\t另一方面，非洲国家近年来对西方在非洲的存在日益反感。民意调查显示，相比2020年，非洲公众在2021年对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的好感度都有所下降，分别下降5个、3个和2个百分点。\r\n
\n\r\n\t其中，法国因高强度介入非洲事务，在非洲普通公众眼中的形象日趋负面：从2019年以21%的好感度位居第五位，降至2020年以20%位居第六位，而2021年进一步降至17%位居第7位，仅高于土耳其（15%）；从次地区角度看，在2021年的调查中，法国仅在中部非洲以16%位居第五位，在介入较多的北部非洲、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法国均未进入前五位。与此相应的是，在法国存在比较明显的国家，对军队的信任甚至高于对总统的信任，充分表明非洲精英和公众都已开始反思甚至抵制外部的塑造努力（图6）。\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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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图6：布基纳法索、几内亚、马里对军队和总统的信任度（%）\n
\n\n资料来源：Afrobarometer,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n
\n\r\n\t正是由于非洲精英和公众齐心协力的“造反”努力，法国自2014年开始在马里发动的“新月形沙丘行动”不得不在2022年下半年正式终结。\r\n
\n\r\n\t尽管非洲正持续觉醒，但迄今为止的“造反”努力根本上仍使用西方所教导的手段，仍是在西式民主的框架下发生的。因此，非洲自身独立自主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仍任重而道远。\r\n
\n\r\n\t（作者张春系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瞿诗怡系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生）\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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