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by酌叶青

记者：郭春雨 李岩松

谈做官，他说自己是“另类”；谈改革，他说自己“得罪人”。

叶青，福建人，出生于1962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金系毕业。曾任武汉市武昌区政协副主席等职，2003年5月起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他最出名的，莫过于连续8年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建议，要求进行“公车改革”。上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第一天，叶青“炒”掉了自己的司机，自此开始了“叶氏车改”。

2月10日，叶青拿到湖北省委组织部下发的退休通知，这位“另类厅官”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

退休后，叶青称自己很自由。

记者：从政20年，退休通知只有11个字，看到后什么心情？

叶青：退休通知一共11个字：“经研究批准：叶青同志退休。”这11个字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也给单位添了很多麻烦。

记者：对个人来说，从政到副厅级干部，算一种重要的痕迹吗？

叶青：是重要的痕迹。说实话，如果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提车改，别人肯定会认为是“羡慕嫉妒恨”，但2003年当了副厅后再提车改，大家就相信我确实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所以，当我知道要去从政，非常高兴，并不是因为想当官，而是我觉得公车改革可以实践了。

此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连续8年以官员的身份去呼吁公车改革，有百姓说我是中国最“另类”的官员。“另类”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不是每个官员都能得到这样一个“头衔”。

记者：成为“另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值吗？

叶青：我是2003年5月20号去上班的。上班前一天，我太太说明天就当官了啊，如果你还提公车改革这么尖锐的问题，能以副厅身份退休就不错了。我当时就想，我退休会有三个结局：一是副厅升到一级巡视员，第二是副厅退休，第三很有可能会降格。能以副厅退休，对我而言是非常光荣的事。

共享单车，是叶青日常出行的一项选择，他还丢过两辆自行车。

记者：您提的观点很尖锐，直指一些社会问题。这些观点如果不被采纳，会觉得痛苦吗？

叶青：我自己总结了三句话：第一，“竭诚尽智”，这四个字影响了我一生。作为党外干部一定要诚心，提的意见是真心诚意的，为了国家、人民、执政党好。第二，“无错不改”，没有错不改变观点。我的很多提议提了20年，现在没有错，我还会继续提。第三，“不受不休”。对方不接受我会无休止地提，比如说公车改革，提到接受为止。

记者：您最开始关注公车改革是什么时候？最开始提出了什么方案？

叶青：让我正式有车改的想法，是1998年的大庆车改。1998年我在一次演讲中说，“哪一天我当了官，第一天就车改。”我到湖北省统计局上班的第一天就提出了公车改革。当时局长问要怎么改，我说很简单：自购私车，每月补助500元，出武汉市实报实销，建议双轨过渡。局长说明天回复我。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就这么改！”

我很庆幸遇到了一位开明局长。我的“自我革命”，一年节约了8万元到10万元。我当时就提，如果推行车改，一辆私车一个月补贴1000元，取消其他费用，一年最少能省8万元。

记者：这个过程有压力吗？

叶青：肯定有压力，越到后边压力越大。你总是提公车改革，会得罪一批人。最严重的时候，关于我的举报信就像是雪花一样。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他说你也会老啊，你搞改革把我们的车改掉，搞得很不方便。我越提改革，反对我的人就越多，后来就没人邀请我去讲座了。

记者：这些反对的声音，会让您痛苦吗？

叶青：这些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我还一直建议“3510”绿色出行：3公里，大家走路；5公里，大家骑车；10公里，开车或者坐地铁。我经常骑自行车去开会，还丢了两辆。尽管很多人骂我，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觉得梦想正在实现，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记者：除了公车改革，您的很多建议都挺“得罪人”的。

叶青：除了公车改革，我还有几个建议也得罪人。比如，我建议没有学过医的干部不要当卫健委主任；还有一个建议是除了村干部，各省、市、县、乡镇里的书记都要异地任用，杜绝人情关系。

这些建议，我都是对事不对人。很多人也劝我不要多说话，但是这些话我不说，谁来说呢？

记者：从大学教授到了厅官，有没有亲戚朋友找您办事？

叶青：这个也有。我刚来统计局的时候，有个亲戚想让孩子来当我的司机。我说我要进行车改，不会再有车，更不会有司机。当时这个亲戚很不高兴，把我骂了一顿就走了，说我怎么这么傻，这不是有好处不捞嘛！

但是我就跟他说，我没啥权力。我在统计局的副局长中，分管的处室最少，在局里权力最小。时间长了我办不了“事”，也就没人来找我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用做学问的方式去当官。您觉得文人从政，最大的优点和问题是什么？

叶青：优点就是我有专业知识的支撑，我的知识体系很好地支撑了我的工作。缺点是可能很难合群。这20年，我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圈子，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圈子，也是最自由的。

我在单位不跟年轻人交往说话，我怕这个年轻人会被贴上标签，影响提拔。有时候路上碰到年轻人，就点个头算打招呼。我们局里有个小餐厅，我去过一次后就不去了，因为我在那儿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后来去大食堂吃，一般坐第一排。如果坐到后面，就有一些年轻人围上来跟我交流。物理隔离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记者：作为体制内的“另类”，这种“另类”是越多越好吗？

叶青：“另类”不能太多，太多就乱套了。我这个例子是很特殊的，我的知识结构决定了我提的建议就是要得罪人，别人可能有另外一种方式去做自己。再就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去得罪人，当然也没必要专门去讨好谁。

记者：“叶青”可以复制吗？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要效仿和学习，可行吗？

叶青：如果一个年轻人考上了公务员，想要学习我，那门都没有，之后可能连个科长都当不上。我是从学校的教授直接成了副厅，来得太容易，所以我不够“珍惜”我的职务。对于普通公务员来说，他们一步步从科员到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每一步都不容易，因此他们不敢像我这样“乱讲”，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个“叶青”。

记者：那年轻干部想提建议，应该怎么做？

叶青：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需要进行制度的改革，鼓励大家实名来提建议，营造让干部敢于说话的气氛。

有一些基层的干部，他们对自己省市的规划建设都很有想法，但没有充分表达的渠道。我建议干部有了想法就写下来，直接以邮箱的方式发给书记、省长。省委可以设置一个专门的秘书班子进行整理，筛选之后可以直接到书记、省长的办公桌。想让干部敢干、干部敢为，一定要让他首先敢想，敢于提出意见。

记者：近年大学生中掀起了“考公潮”，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叶青：我想告诉这些考生，如果你考公务员的目的是当大官，最后可能会失望。如果说考公务员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说不定你就成功了，因为这种心态下不论做什么都会想着做到最好。只要是一心一意地为人民做事，即使后来没有什么很大的机会获得提拔，等到老了，也会觉得很安心。

记者：前30年的经历，您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叶青：首先是2014年7月16日的全国性公车改革。其次是2016年3月16号，这一天公布了5个统计的违法案例，新华社的内参当时采访了6个人，只有我要求把我的名字和职位写上。这份内参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直接推动了统计督察机制的建设。第三个是本月7日发布的“武汉新城规划”。我在2021年3月21日就提出要打造“环梁子湖科创圈”，湖北采纳了我的建议，在武汉新城规划中把湖区的概念融入其中。

记者：目前的车改达到您理想中的效果了吗？

叶青：只达到了80%，剩下的还需要继续推动。比如，车辆的补贴明细需要继续加强；哪些区域属于车改区，去这些地方工作不应该再要车补报销等。还有就是有些干部要到企业去考察，企业派车接送也不应该，因为一来一回也增加了费用，而这些其实都在官员的车补里了。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所以说车改还要改，比如说事业单位的车改等，这些都需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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