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根治海河水患，水利部计划在河北新河县挖一条人工泄洪道。

可是，很快一个问题出现了——泄洪道要经过董振堂烈士家的祖坟。海河指挥部的领导谁也不敢做主将董家祖坟动迁，此事最后遂上报给了中央。

毛主席思考了一会后，缓缓说：“要我看，海河要拐个弯。咱们不能让英灵寒心，这样才能对得住先烈。”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水利部最终对规划进行了修改，令海河南大堤拐了一道弯，特意绕过了董家祖坟。

那么，这位董振堂到底是何人，竟然能让向来讲原则的毛主席为他破例“拐弯”？这一切还要从红军最困难的那段时期说起……

一、 在危难关头组建的西路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但是，此时的局面依然对红军不利。国民党中央军追兵正马不停蹄地向陕北袭来，盘踞西北甘青宁三省数十年的马家军也在一旁虎视眈眈。

为了求生存，中央决定挺进西北以夺取宁夏。这样一来可以打通国际交通线，经外蒙获取来自苏联的援助；二来可以扩大根据地，策应张学良的东北军，促进西北抗日的新局面出现。

根据中央部署，由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向甘肃河西进发，然后沿河北上攻入宁夏境内。而彭德怀则率领红一方面军一部从陕北攻入宁夏，在宁夏中卫段渡过黄河。两军从南北两面夹击，这样宁夏可得矣。

只是，计划很快就发生了变故。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及总部直属部队在西渡黄河挺进河西以后，渡口很快被迅速进逼的敌军占领，使得剩下两个军无法过河与主力部队会合。而彭德怀部也因国民党重兵进犯而未能实现于宁夏中卫段渡河的计划。

如此一来，西进红军被分割成两部分。挺进河西的部队总兵力不过两万余人，但是，他们目前却要独自面对马家军及地方民团共计十余万的敌人。

针对这一形势，本就担心经外蒙往宁夏运送物资可能招致日本不满的苏联便认为计划更不可能实现，于是主张改为从新疆哈密向河西运输物资。宁夏战役计划因此被迫终止。

中央只得暂令河东部队退回陕北，已过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组建西路军沿河西向新疆进发，继续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

马家军既怕红军西进占领其地盘，又怕中央军以“剿匪”为由行假道伐虢之事，因而尽全力追剿围攻西路军。

在深入敌后、孤军作战的极端情况下，西路军奏响了一曲大漠之上的悲歌。

二、功勋卓著的红五军

在西路军最前列领头开路的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红五军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由宁都起义的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

红五军团在反“围剿”中屡建奇功，逐渐成为一支铁血劲旅。在总指挥季振同遇难后，原副总指挥董振堂接任其职务。

长征期间，红五军团肩负起中央红军的垫后工作，一路上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荣获“铁流后卫”的盛名。

1936年10月底，董振堂率领改编后的红五军约三千八百余人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这次，红五军不再担任以往的后卫角色，而是作为先锋部队为西路军主力开路。

12月31日，董振堂率红五军一举攻占了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临泽县城，城内敌人仓皇而逃。

攻下临泽后，政委黄超接受总部指示留下两个团驻守。此外，他还以需与总部联系为由留下了红五军唯一的电台。

次日凌晨，董振堂则率红五军主力一举攻占了附近的高台县城。守敌除一个骑兵连逃跑外，民团武装一千四百多人全部被俘。

高台县城坐落在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是红军继续西进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红五军两日连夺两城，一时间名震西北。

此时，西路军总部及下辖红九军、三十军相继到达临泽县城外围的沙河堡、倪家营子一线驻扎，计划在此休整和筹集粮款。

在收到中央军委“暂勿西进”的电令后，西路军总部决定在临泽、高台地区先建立根据地，等待时局变化再伺机行动。

如此一来，西路军各部驻地从最西部的高台到东部的倪家营子这四个点基本上呈一条弧状的直线分布，给了敌人可趁之机。

1937年 1月9日，马步芳决定从兵力最为薄弱的红五军驻地下手。为此，他集结正规军及民团共计五万余人兵分两路对红五军分割包围，一路负责牵制临泽及外围地区的西路军主力，另一路则集中优势兵力围攻高台县城。

大战一触即发！

三、壮烈的高台保卫战

占领高台后，为了应对敌人接下来可能到来的进攻，军长董振堂立即对全城各界民众展开了动员工作。

对于城内的社会贤达和工商界人士，董振堂邀请他们开座谈会。在会上，他宣传普及党的政策方针，动员他们捐钱捐物，支援红军作战。

对于广大百姓群众，董振堂则通过打击恶霸地主劣绅、开仓放粮、赈济贫民、等一系列手段来获取民心。

短短十余天，红五军很快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城内民众帮忙加高加固城墙，青壮年则纷纷加入红军或组建义勇军来协助红军守城。此外，有三百多名被俘的民团人员也因有心归附而被编入义勇军。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两万余人正式向高台城发起了进攻。他们先是用火炮轰击城墙，然后朝薄弱处架起云梯，举着马刀冲上城头。

由于红五军唯一的电台同黄超一起留在了临泽，董振堂只好派人分批突围求援，可惜后来都没有下文。

高台鏖战数日，同外界联系中断的红五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孤立无援，又粮弹奇缺，伤亡惨重。

等不到援兵的董振堂清楚意识到，若再不突围，最后只有全军覆没一条路。此时，留守在临泽的黄超终于派人成功突围进城内，但是，给董振堂送来的却是总部要红五军一定要死守城池的命令。

无奈之下，董振堂只得向下传命，令红五军上下与高台共存亡！

于是，红五军将士又与敌人血战一周，弹药打光了，就拿起大刀、长矛展开近身搏斗。女战士、机关干部以及后勤人员也都冲上城头与敌血战，他们没有武器就用石头、砖头往下砸。伤病员们也不甘示弱，但凡还能行动的都爬到了城头上，与爬上来的敌人缠打起来，更有甚者不惜与敌同归于尽。

1月20日凌晨，敌人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倾其全部部队发起了最后的进攻。还残存的守城将士浴血奋战，用最后的力量在城头上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就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先前被收编进义勇军的部分民团人员突然倒戈打开城门，致使大批敌人涌进城内。

红五军将士随即开始了巷战，战士们手提大刀向涌来的敌人砍去，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尸体。

敌众我寡，董振堂带着剩余的战士们一路连战连退撤到东门城楼。敌军高呼“活捉董振堂”的口号蜂拥而至，他们人人都想领功受赏。

此时，董振堂因左腿负伤已经难以行走，他便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向敌人还击。不愿做俘虏的他，战至最后一人一弹，壮烈牺牲，年仅42 岁。

由于两城间的联系被马家军切断，西路军总部直到后来才通过侦察得知情况，然后于1月19日派遣了一个骑兵师支援。但是，该部在行军至小海子滩时，遭数倍于己之敌截击，损失惨重。其中，自师长董俊彦起大部分指战员均英勇牺牲。

20日，留守临泽的一个团也试图增援高台，只可惜，因受敌阻击以及地势问题而放弃。

最终，红五军主力全军覆没，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唯有几人侥幸突围脱身。

四、烈士头颅的下落之谜

高台一战后，马家军不但残忍地将红五军的伤员俘虏屠杀一空，甚至还丧心病狂地将董振堂等烈士的头颅割下，然后高挂在城楼上示众数日。

为了邀功，这帮人后来又将烈士的头颅送到西宁，交给了马步芳。

红五军将士们的噩耗传到延安后，令党中央大为震惊和痛惜。在宝塔山下，党中央为董振堂以及其他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董振堂遇难后，其夫人贾明玉还在带着一家人在河北、河南一带到处避难，因此并不知道丈夫的噩耗，还只当他在新疆练兵。

1946年，党组织终于联系上了董振堂的家人。随后，在邯郸的刘伯承派人将此时隐居在界首的董振堂一家接回了冀南，给了他们一笔安家费和几十亩地，让他们一家在老家新河县好生定居。

直到这时，贾明玉才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的她决心要尸首无归的丈夫叶落归根。

由于贾明玉身体不好，加上长子董光楹在抗战时期已经为国捐躯，寻找董振堂头颅下落的任务就落到了次子董用威的身上。

董用威起初听说当年马步芳曾把父亲的头颅送到南京领赏，便先去走访了南京的大街小巷，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后来，他转而面向全国悬赏搜寻，还去遍访了昔日国民党的旧官员和旧将领，调查了各地的档案馆，可惜都一无所获。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母亲贾明玉已经作古，而董用威自己也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心底却依然对父亲头颅的下落念念不忘。

直到2015年， 董用威才终于从一位曾任武威河西医院的老院长口中获取了新的线索。

据对方回忆， 董振堂等烈士的头颅在示众三天后，又被人存放于河西医院。数月后，头颅才被送往西宁。

不过，马步芳没有将其送往南京邀功，而是让手下在市中山医院西墙外找了处空地草草掩埋。巧合的是，处理掩埋工作的那个士兵刚好与这位老院长沾亲带故，所以对方才对其中隐情有所了解。

西宁市档案局方面在了解完情况后也颇为重视，经考证最终确认董振堂烈士的头颅就埋葬在西宁市。

得知消息，此时已经91岁高龄的董用威欣喜若狂。他于2015年冬跟着自己的亲人坐车来到西宁，前来拜祭父亲。

董用威激动地说：“我母亲她老人家生前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临终了也带着这个遗愿归去。如今父亲的下落找到了，将来自己下去了也算有所交代了。”

以董振堂为首的红五军指战员为革命血战到底、不惧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光照千秋，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