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说：“无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是典型的论心不论迹，而小平同志则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应该算是论果不论人。那么两者之间孰优孰劣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史上十大“好心办坏事”！

一、揠苗助长

要说历史上好心办坏事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揠苗助长了。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个宋国人本想帮助农人让麦苗长得更高一些，但他没有遵循自然规律，硬生生的将一株株麦苗手动拔高，累得够呛不说，还导致一地的麦苗全都蔫不拉几的死了。

从结果来看，这个宋人还不如一个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

二、改稻为桑

嘉靖年间，为了缓解国库紧张，中央酝酿了一个改稻为桑的国策。

客观来说，这一政策利国利民，造福子孙。

多种桑树，就能多产桑叶，多织丝绸，从创汇角度来说，出口大米远比不上出口丝绸来钱多，来钱快，国库充裕了，朝廷才能对内向百姓派发各种大礼包，对外才能实现平倭戍边的强军梦。

对百姓而言，改稻为桑，每年的收入翻了几倍，更关键的的是，土地虽种桑树，但依旧按稻田标准交税。

粗看之下，这确实是一个好政策，朝廷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但实施起来，百姓却不买账。

原因就在于，浙江等地本就七山二水一分田，良田稀少，自供不足，如果全省一半稻田改桑田，粮食缺口更大，米价势必大涨，农民改稻为桑的那点收益，还抵不过暴涨的米价带来的损失。

更要命的是，大荒之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浙江父母官胡宗宪向江苏借粮时就吃了闭门羹。

在百姓顾虑没有打消，粮食供给没有解决，以及桑树三年才能采桑叶的情况下，当政者依然下达了“一年小有所成，三年大有所成”的死命令。

尚方宝剑高悬，地方只能快马加鞭，官员亲自上阵，断水踏苗，毁堤淹田，最终民怨四起，改稻为桑成了死棋。

这项“万福之策”，不但未能富国安民，反而导致民不聊生，官民势同水火。

这就是不实事求是、不做调查研究的恶果。

三、私藏妇女者，斩！

西晋时期有一位大将军叫王浚，由于不太聪明，智商经常欠费，所以时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糊涂虫王浚”。他这一辈子确实做过不少糊涂事，比如：

八王之乱时，身为幽州刺史的他愚蠢的决定，引鲜卑人来对付当时的成都王司马颖，结果鲜卑军队来到中原大杀一番后，发现中原人如此不堪，就赖在中原不走了，导致匈奴、羯族、氐胡、羌族又先后来到中原，最终诱发了五胡乱华。

其实王浚算不上奸臣，甚至可以说对晋室极为忠诚，对百姓也极为良善，但这样的人才容易“好心办坏事”，比如他曾在军中下令：私藏妇女者，斩！结果导致八千女子被杀。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304年，“八王之乱”爆发，他率领军队前去解救晋惠帝，并一举攻下了邺城，由于当时他是跟胡人联盟，所以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很差，可以说就是一伙穿着军装的强盗，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尤其是鲜卑军队，几乎抢光了邺城所有的妇女。

消息很快传到了王浚的耳朵里，王浚拍案大怒。当即下了一道命令：私藏妇女者，斩！军令一出，实在是大快人心。但是第二天，悲剧发生了：易水河里漂满了数不清的女尸。

据史书记载，至少有八千以上的良家妇女，被溺死在江边。为什么王浚出于好心发布的一条军令，却葬送了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其实原因很简单，站在士兵的角度考虑，既然你的军令是“私藏妇女者斩！”那么好，如果我把抢来的民女给放了，她回去一告发我不就人头落地了吗？士兵们又不是傻子，与其被告发，索性不如杀人灭口，死无对证。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王浚，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这一道充满着道德意味的军令，本质上就意味着：士兵和妇女，只能活一个。就像法外狂徒张三所说：为什么强J不一律判死刑？那样的话，罪犯干脆杀人灭口好了，结果对妇女更不利。

与其说王浚好心办坏事，不如说他是真愚蠢。

四、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实行变法，本来是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谁知道却事与愿违，反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变法后仅50年就灭亡），成了靖康之耻的背锅侠。

有关变法的内容，历朝历代皆诟病不断，单看条文，似乎都很不错。比如变法中的青苗法，本来是在每年二五月青黄不接时，由政府以低息给农民贷款贷粮。本是好意，但办事的人中饱私囊，成了强制农民借贷，而且调高利息，农民负担比原来还重。

比如水利法，鼓励开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也可以向政府贷款。结果兴修水利成了官员的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官员强制百姓交钱修建，百姓苦不堪言。

比如募役法，百姓可以以钱代役。但问题是，王安石没有规定这个钱应该怎么核算，最终多数官员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

再比如方田均税法，清账土地、抑制土地兼并。结果不仅得罪了一大堆官僚士绅，还让很多有田地的百姓变卖了土地，成了依附在大地主身上的佃农（官僚地主可以逃税）。

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本意是为了爱民，但一旦执行起来，碰到一个没良心的，就是百姓的灾难了。而事实证明，当时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没良心的。

张居正改革为什么可以成功？原因很简单，他改革的第一项，就是考成法，直接攥住了官员升迁的命根子，不听话，就夺你饭碗，这个监督手段，比王安石这种读死书的书生要狠得多。

变法是否能成功，关键还得看执行人，有心而无法是不够的。

五、千叟宴

千叟宴是清代宫廷大宴之一，一共举行了四次。本意是为了加强友善的邻里、家庭关系，在各地掀起敬老爱老之风，但却是“好心办了坏事”。尤其是乾隆六十年最后的那次，用膳后造成了上百位老人离世的悲剧。

千叟宴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当时的康熙要过60岁寿诞，想要与民同乐一下，便召集全国各地60岁以上老人到京城聚宴，宴会上群臣同乐，其乐融融，康熙大为高兴，于是在六十一年又举办了一次。这次宴会给年仅12岁的弘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在乾隆五十年，他也效仿自己崇敬的爷爷办了一次千寿宴，史称，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内外文武、致仕官员、平头百姓过60者约有3000余人。

第一次千寿宴的成功，让乾隆决心再举办一次。结果就是这次，好心办了坏事。

乾隆六十年，乾隆85岁，60岁的老人与他已有26岁的差距，因此规定，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

本来，许多古稀老人就对千寿宴非常向往，原来是名额有限，参加不了，现在条件变窄，乾隆为了凑够三千之数（不能低于上次吧），“列名邀赏者尚5000人”，许多身体条件比较差的也在受邀之列。

于是，这些古稀老人为了参加这场由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开始了长途跋涉，舟马劳顿数十日乃至数月才抵达京城。

再加上举办时天气异常寒冷，许多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南方的老人，一到北京就开始风寒缠身。

当然这点小病不能抵挡他们参加宴会的热情，于是他们强撑病体进入紫禁城，而在宴会上很多老人连一口热饭都没能吃到，因为参加宴会的人过多且形式过于冗长，等到菜全部上席并且听完乾隆训话后，菜早已经凉了，但是这些老人却不得不喝着御酒就着冷菜下肚，这样病情就更重了。

年老体衰，风寒缠身，再加上长达数个时辰的折腾，心情又处于亢奋状态，许多老人在宴会后不久就辞世了。

乾隆的这次好心办坏事，原因就在于他考虑不周，前三次是比较成功，但这次年龄提高了十岁，无形中大大缩小了范围，有多少老人能像他一样85岁还能豪迈不减当年，再说有几人能有他这样的医疗条件。

六、神棍守城

其实，金人第二次围开封，北宋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第一次时，李纲仅靠着两万弱卒就守住了开封（禁军大多数都被徽宗、童贯、高俅带走了），第二次时，徽宗和禁军都回来了，只不过少了一个李纲，多了一个孙傅。

孙傅是进士出身，算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他敢于直言，多次为民请命，是徽宗年间一位少有的清官。

因为第二次开封被围时，李纲已经被排挤到了南方，所以面对面目狰狞的金人，满朝文武都很慌，只有孙傅很淡定，他甚至还在朝堂上做了一番“金人都是纸老虎”的演讲，年轻的钦宗立刻被他洗了脑，立马提拔他为兵部尚书，挑起了保卫开封的重任。

孙傅的本意是激起文武百官以及皇帝抗击金人的信心，却不想被皇帝作为救命稻草推上了前台，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能认怂，况且是保家卫国，义不容辞，于是勇挑重担。

孙傅的确是个有胆有勇的人，史称：“金人围都城，傅日夜亲当矢石”，然而他打仗却是外行，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一点指挥经验的孙傅一上来就被金人打了个灰头土脸，还葬送了一大批抗金的军事力量。

孙傅也意识到自己不行，于是决定“请名师访高徒”，很快他就从士兵中找到了高人——郭京。

这个郭京是个典型的神棍，他竟然公开声称，自己能施“六甲法”，撒豆为兵，可以生擒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二将，将金人扫荡无余。

这种骗术实在太低劣了。然而，孙傅竟然相信了，他满心欢喜的等着郭京展露伸手，很配合的撤走了将士，打开城门，结果没一会儿，郭京的七千“神兵”就被杀得七零八落。

事后，面对全城百姓异样的目光，孙傅再次被郭神仙忽悠：“须自下作法”，才能取胜，于是孙傅让郭京率领残余神兵，缒城而下。

结果，这次他没有冲向敌阵，而是头也不回地一溜烟跑了。他跑了不要紧，可就在此时，金军猛烈攻城，城上没有守军，顷刻陷落，徽、钦二帝被俘，北宋落幕。

孙傅也跟着二帝“北狩”，最终“死于朔廷”。

七、汉文帝废肉刑

肉刑，是古代对犯人的一种处罚，一般包括黥面（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都懂的），当有人犯法时，可能会受其中一种惩罚，或者数种并罚。

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影响极深的古人，肉刑都是极屈辱，极残忍的，因为被处以肉刑后，留在身上的痕迹是永远抹不去的。

文帝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文帝下诏押解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悲痛父亲遭遇，随父至长安。她上书文帝说，人死不能复生，被肉刑后不能恢复原貌，愿“没入官婢，以赎父刑”。

文帝被她的仁孝所感动，决定改制刑法，下诏说：“夫刑至断支(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然后，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修订新法实行。

然而，这一改却出了大问题，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本意是轻刑，实施起来刑罚却加重了，甚至很多人因此而死。

原来，新法将很多残肢的处罚改为了鞭笞，比如处劓刑的人，改为笞三百，斩左趾的，改为答五百，当斩右趾的，改为弃市。

貌似处罚是减轻了，毕竟笞刑易好，断肢却再也续不回来了。但皇帝和士大夫哪里受过笞刑，他们不知道竹板打多了也会致死。

于是很多犯笞刑的人还没等处罚完就挂了。原来只斩右脚的处罚，直接改为弃市，也扩大了死刑范围，致使更多的人被处死。

所以时人感叹文帝的新法：“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文帝废除肉刑是出于好意，但是却好心办了坏事。

八、胡适营救间接害死陈延年

1927年4月，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同年6月，江苏省委组织暴露，陈延年被捕。

陈延年被捕后，与陈独秀有旧的上海亚东图书馆馆长汪孟邹在《申报》上看到了一个叫“陈友生”的名字。

他知道这个名字正是陈延年的化名，出于好心他立刻想办法营救。但他不知道的是，当时国民党并不知道“陈友生”的真实身份就是陈延年。

汪孟邹找到了胡适，托他设法营救。而胡适也甚为着急，立马又将消息转给了当时已经成为蒋介石“分共”军师的吴稚晖。

这下情况更糟，胡适与吴稚晖早年虽然都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但是其政见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相左。

更何况，吴稚晖对当年陈独秀公然在文章中骂自己“老狗”耿耿于怀。所以他在得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之后，立刻就与抓捕陈延年的杨虎去了一封信。

原本并不知道陈延年身份的杨虎，经吴稚晖一提醒，立刻意识到立功的机会来了，于是，对陈延年展开了残酷的逼供。最终陈延年在被捕后的第九天，被刽子手带上了刑场。

陈延年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竟然是被当年父亲的“好友”——资助自己求学的长辈吴稚晖害死的。事情发生后，汪孟邹也终于知道了吴稚晖的奸险，遂与之决裂。而吴稚晖也成为近代文人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同样，胡适也因为好心办坏事为吴稚晖背了黑锅。

九、陶谦护送曹嵩

陶谦派部下护送曹嵩也是一例好心办坏事的典型。

中平五年，致仕的曹嵩回到了谯县老家，优哉游哉的过起了退休生活。次年十二月，曹操在陈留誓师讨董，曹嵩怕受牵连，带上几车的金银细软，以及小儿子曹德、最疼爱的肥妾，从老家出走，打算投奔儿子。

结果走到徐州时，徐州牧陶谦见曹嵩一行护卫单薄，出于好心也为了讨好曹操，于是派部下护送曹嵩，不料部下见钱起意，在行至泰山郡时杀人取财，陶谦因而背锅。

后来，曹操以为父报仇为名出兵攻打陶谦，并展开徐州大屠杀以报复，陶谦好心办坏事，代价可谓惨重。

十、王莽改制

要说历史上最大的好心办坏事应属“王莽改制”了。面对汉末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赋税劳役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王莽企图按照儒家典籍所描绘的理想国去改造社会，结果不但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十数年的战乱，自己也身死国灭。

对于王莽和他的新朝来说这绝对是用好心办了一个大坏事，从他改制的内容就可以看得出来。

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

“王田制”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以解决日益严峻的土地问题。

王莽其实是看到了国家的症结所在——土地私有制不可避免的要导致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又将引发阶级矛盾。

但是，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六七百年，要废除谈何容易？

这样的做法豪强大地主自然是反对的，而农民又被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境况没有丝毫改善，也对这样的改革没有一点积极性。

比如禁止奴婢买卖一条，本意是要阻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可这条禁令既触犯了从买卖奴婢中获益的大官僚、大富豪的利益，又使那些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再如“五均六管法”一条，原本是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而实行的计划经济，由政府来扮演经济的主角，可这不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还明显与富商大贾争利，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其中的“税山泽”一款，又使在旱涝蝗灾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了活命之路。

王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历史上何曾真正出现过那些先哲圣人向往的王道乐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