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同志在北京秘密接待了一位国民党曾经的军统少将。

只见这个远道而来的神秘客人将手中的线装古书悄悄地递到了李克农手里，神情中增添了些许如释重负。

李克农则接过这本书，拍了拍眼前人的肩膀，说道：“同志，这18年辛苦你了！现在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你的任务也即将完成了，我代表党和人民欢迎你的归来！”

这个人是谁？他为何能得到李克农的亲自接见？而他上交的古书中又有着怎样秘密呢？

名校毕业，深入敌垒

1949年4月，李时雨、孙静云夫妇从香港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北平。

这位潜伏于敌军阵营中多年的中共特工，也终于可以脱下穿了15年的国民党军装，换上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

自1935年秋天起，李时雨就进入了国民党内部，十数年间为共产党带来众多情报，也挽救了不少共产党人的性命，陈毅就曾夸赞李时雨带来的情报，可以抵过一个师的兵力。

在多年潜伏生涯中，他做到过军统少将，得到过如汪精卫、戴笠等众多国民党高官的赏识和重用，也见过上流社会交际场上的衣香鬓影、纸醉金迷。

但他始终没变的，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心中那份始终如一的初心。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李时雨身为共产党人却能深入虎穴多年，在这些年的潜伏过程中，他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却又鲜为人知的经历呢？

1934年，刚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李时雨就接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打入东北军内部，配合共产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此时的东北军正驻扎陕北等待“围剿”刚刚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的红军。而李时雨此次任务的关键就是跟随东北军去往西安，了解东北军的内部情况，并向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宣传救亡图存的思想观念，使其放弃剿共，回到东北对抗日军。

接到这个任务后的李时雨找到了当时法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敬载，并由他的介绍找到了时任东北军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

张学孟与李时雨都来自黑龙江巴彦县，张学孟很快就答应了这个小老乡，让他留在了警卫处。

李时雨在这期间工作时能力出众且为人圆滑，很快就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做到了警卫室主任的位置。

他也利用这层身份，明里暗里向手下的警卫兵宣传了不少抗日图存思想，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中共下达的任务。

到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杨虎城则远逃国外，东北军面临着解散的风险。李时雨决定暂时留下来，寻找继续完成任务的机会。

但1937年6月，辗转多地的东北军宣布整顿重组，李时雨也在这时被裁减下来，无法继续在东北军内部完成任务。

此时的中共中央向李时雨下达了转移通知，让他去往已成为沦陷区的天津任高等法院书记员，在何松亭的领导下继续开展特工运动。

来到天津后的李时雨很快就凭借自己较好的社交能力混入了当地上流交际圈，也因为工作能力强而得到了高等法院院长的赏识。

但李时雨却没有沉迷在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中，而是寻找机会完成自己的任务——为党中央搜集敌人的内部资料。

除了收集资料，党中央还向李时雨下达了一个任务，解救同在天津市的地下党党员冯骥。

当时的冯骥因被怀疑为地下党而被敌人抓获入狱。

接到任务后，李时雨先是利用了自己法院高级书记员的身份潜入档案室，并趁所有人不注意一把火点燃了装有冯骥地下党证据的卷宗。

将事情处理妥当后，李时雨淡定离去，直到负责卷宗管理的书记员打来电话才又佯装毫不知情再一次来到了现场。

见到李时雨后，书记员知道自己看守失利铸成大错，十分害怕受到处罚，而李时雨也利用了他这种心理，在一顿训斥后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我都难免受到责罚，不如这样，你说这卷宗是被日本人打进来的大炮炸毁的，这样上级怪罪下来，也好有个交代。”

听到这话，小书记员自然是欣然同意表示配合。在销毁关键证据后李时雨则利用自己的人脉打通关系，重审此案。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加上李时雨在审讯过程中故意放水，冯骥最后得以被无罪释放。

扎根汪伪，官居高位

1938年8月，早已经通敌卖国的大汉奸汪精卫准备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派国民党元老朱晶华等人，前往平津地区寻找突出人才做地区代表。

在天津朱晶华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时雨，知道他是自己的同乡后朱晶华更是激动万分，立马邀请李时雨能够参加汪伪“六大”。

李时雨听到这个邀请，意识到这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绝佳机会，于是立即向上级请示，而此时我党正在寻找打探汪精卫通敌证据的机会，听到李时雨的请示立马表示同意，并做出了工作指示。

得到上级批准后的李时雨立马找到朱晶华表示同意参会，并说服朱晶华让自己加入国民党，这样既有足够参会的身份，也更利于他打入敌人内部。

就这样李时雨以北方代表的身份随朱晶华来到上海，在会议上详细记录了会议内容和重要决定，并整理成报告在返回天津后递交到了北方分局社会部，初步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

1928年12月，汪精卫决定对天津等地党部执行委员会进行改组，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再次来到上海接受汪精卫的接见，也就是这次上海之旅让他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汪精卫罪恶的汉奸行为。

1930年3月20日，汪伪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作为“六大”代表的李时雨被派往南京，任命为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在时任上海市长的陈公博手下做事。

在陈公博手下期间，李时雨表现极为出色，很快就得到了陈公博的重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将汪伪内部组织结构及行动计划打探的一清二楚，并悄悄传递给可以自由来去的妻子孙静云，由她代为转交给上级联络员。

但潜伏任务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一天深夜，日军突然来到了孙静云的住处，以窃取情报为名将她抓走。审讯过程日军不断对孙静云施加酷刑，但孙静云始终咬紧牙关，不肯透露一句她和李时雨的真实身份。

而陈公博得知后也是勃然大怒，亲自出面将孙静云救了出来，这件事也说明了陈公博对于李时雨十分信任，真正的将他视为了自己的心腹。

不久后李时雨就凭借自己极高的工作能力当上了军法处处长，而这段时期日军也开始对新四军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李时雨就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断向我军传递情报，使得我军面对敌人进攻能提前最好准备，导致日军屡次扫荡失败。

日军面对这一情况愤怒不已，大骂陈公博是个废物，而陈公博仍是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心腹李时雨。

为了进一步取得陈公博的信任，也为了能够打击那些贪污受贿、鱼肉乡里的军官，于是李时雨以廉政清算的名义，将这些恶霸的财产一一收缴充公，并罢免他们的特权。这一举动让日本人都称赞李时雨的工作能力。

李时雨就这样随着陈公博对他的信任越升越高，他和妻子孙静云不免觉得有些不安。身为卧底的却爬上了这样的位置，中共中央是否会怀疑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度呢？

此时作为李时雨上线之一的许建国传信给他说：“你只管大胆往上爬，对于汪伪的所有组织部门，都要打探清楚。

听到这样的指示，李时雨也就放心地继续在汪伪政府卧底，传递情报。

打入军统内部，成为戴笠亲信

1944年，汪精卫逝世后，陈公博撤出上海，李时雨继续跟在新来到上海就职的周佛海身边，打探消息。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以胜利告终，汪伪政府丧失治理权，蒋介石派军统局局长戴笠前往上海接手治理工作。

此时的李时雨处境十分尴尬，作为汪精卫手下的得力干将，戴笠等人一定会对他进行清算，但他又不舍得此时就离开上海结束卧底工作，于是就开始寻找机会，打入军统内部继续潜伏。

很快李时雨就找到了这个机会，他曾经在上海认识的故交余祥琴当上了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李时雨决定利用这层关系继续完成任务。

适逢余祥琴过来找李时雨叙旧，谈话间李时雨提到：“我实在是不舍得离开上海，但如今汪伪政府人员都被清算，我想要留在上海估计是难保一条性命了啊。”

余祥琴听到他这么说，略加思索回到：“你不用担心，你可以跟着我干，只要你同意，我便能让你完好无损的留在上海。”

过了许久李时雨说到：“竟然您这么说了，那我也就放心了，跟着您干肯定是不会让我吃亏的。”

此次见面之后不过数日，余祥琴就带着历史与去拜访了自己的老师，上海滩老大杜月笙，也就是在这里，李时雨遇到了传说中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看到李时雨便笑着说：“我知道你，这些年你在南京伪政府为党国做了不少贡献，现在汪伪政府没了，你就跟着我干吧。”

李时雨立马朝着戴笠鞠躬说道：“这些年我能做出这些小小的贡献，全都仰仗您的领导啊！我以后一定继续努力工作，为党国效忠。”

两个人此后又见过几面，戴笠对李时雨的印象很好，没多久便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成功打入军统内部后李时雨一边收集情报向中共上级汇报，一边搜集汪伪政府余党通敌卖国的证据，借着肃清为由将这些资料上交到军统处，借军统的手处理这些大汉奸。

一番肃清过后，戴笠对于这个曾经在陈公博手下工作过的大功臣也是越发的信任，在李时雨被查出与当时天津地下党组织有牵连时仍然选择相信他，觉得李时雨只是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不可能背叛党国。

1946 年 3 月 17 日，戴笠在从北平返回上海的途中遭遇空难后身亡。虽说他到死都不相信李时雨是共产党人，但军统特务中怀疑李时雨的人却越来越多。

面临越发艰难的处境，上级决定找机会让李时雨撤出上海。但这个计划却被军统特务打破，尽管审讯过程中李时雨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卧底，但他判处7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1949年2月，蒋介石政府越发不得民心即将失败之际，李时雨才被中共派出的代表用黄金保释出来。出狱后的李时雨本打算留在上海继续完成任务，但军统头子毛森却盯上了他的行动，时不时地派人在李时雨周围监视。

为了安全起见，李时雨选择撤出上海，去香港完成自己的最后一件任务。

直到1949年四月，李时雨才从香港，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北平。

这次归来，他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他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被派往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工作，退休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将这段不为人知的潜伏生涯公之于众。

1999年12月28日，这位为新中国成立在暗处潜伏了18年的传奇老人，在北京结束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