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军迷心中，大规模对越侦察作战始于1984年。

因为1984年7月6日午夜，越军821特工团406营7连一个排袭击了我昆明军区炮兵仪器侦察营的“辛柏林”雷达阵地，造成我官兵伤亡59人，“辛柏林”雷达受损的重大损失。

此事上达天听，首长冷冷一句话：越军可以来,我们就不能去?

为了把战场向敌方延伸，把作战的紧张空气引向敌境内，总部一声令下，昆明、成都、武汉、南京、济南、兰州、北京、沈阳军区、空军，分5批次组建共15个侦察大队，进行侦察轮战，其总兵力为2万余人。

看，越军挑衅在先，我们还击在后，标准的自卫还击战模式嘛。

最初小编也是这样以为的。

后来又知道了，早在1983年，昆明军区就下达了全面展开以老山、者阴山地区为重点的对越侦察作战：

1983年12月24日，11军31师侦察分队对杨万地区担负边境侦察任务；32师侦察分队在马林地区担负边境侦察任务。

12月25日, 14军40师连同42师侦察分队组成侦察大队，开赴船头地区。对老山、626高地、1426高地之敌实施侦察。

云南省军区所属8个侦察分队分别于12月10日前，在田蓬、马林、都龙、河口、金平一线展开侦察。

这次对越侦察作战，各侦察分队开设观察所(哨) 27个，组织抵近侦察98次，渗透侦察45次，组织伏（袭）击捕俘战斗5次。航空兵侦察第2团于1984年2月12、17日分别对老山、者阴山进行照像侦察。

再后来，从11军侦察处长和14军40师侦察参谋三十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知道，原来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后，当年下半年就开始进行对越侦察作战，持续时间长达6年！

侦察兵使用高倍率望远镜对越方目标实施观察

1979年下半年，按照总部命令，广州和昆明军区所属野战军的侦察分队，战后又组成5个“边境武装侦察大队”,在中越边境继续执行“对越侦察作战任务”。

由11军所属部队侦察分队组成的“边境武装侦察大队”部署在金平县的十里村至河口县的芹菜塘边境，“11军侦察作战大队部”位于距河口县城十多公里的槟榔寨靠山边的橡胶农场内。

据时任11军侦察处侦察参谋，后任副处长-处长的杨子谦在《战边关》一书中回忆：

（11军）侦察作战大队，由侦察处和31、32师侦察科带该两师侦察连和各步兵团侦察排编成。同时加强配属有工兵、通信、后勤保障等相应的人员和装备，组成由军派出的独立作战单位。侦察处长武思温为大队长，调93团王朝甫副政委任大队政委，两个师侦察科长为副大队长并组成大队临时党委。受军区情报部指导和蒙自军分区的战场管理，由就近的边防13团提供战场生活和必要的协同保障，负责金平至河口边境沿线地区的对越侦察作战任务。

有意思的是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在军侦察大队下面以师为单位编成两个支队。而按照我军传统，支队一般是师级单位，比如小编所在南海舰队的驱护2支队，潜艇32支队。在武警部队，支队也是比大队高一级的。也许是为了迷惑越军吧，比如参加轮战时，11军番号就改为了14军（乙），32师也改成40师（乙）了。

31师侦察支队一中队由师侦察连组成，驻金平边境十里村地区，负责对当面越军的侦察作战；各团侦察排组成的二中队随大队部驻槟榔寨，在河口及红河沿岸活动。

32师侦察支队一中队也是由师侦察连组成，在弄保至山腰一线执行任务；团侦察排组成的二中队在山腰至河口的“南溪河”沿岸开展侦察作战。31师和32师的两位侦察科长均以副大队长和支队长身份率本师侦察支队，在各任务区域执行任务。

侦察兵经常化装侦察，左边五个侦察兵的背篓里面是冲锋枪、手枪、手榴弹和通信器材这些。

而负责扣林山老山地区的14军组建的侦察大队与11军不同，名字叫“先遣侦察大队”，由40师抽调人员组成，编制也按照大队-中队这样正常来的。

1979年10月，刚从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毕业归队的原40师作训科长刘昌友任大队长，40师侦察科长吴德清任副大队长。

40师侦察连为一中队，连长石同水为一中队长，罗树发为指导员。

侦察大队大队部驻老山脚下的天保农场；40师三个步兵团（118团、119团、120团）侦察排组成的二中队，由步兵118团三营营长刘永新任中队长（后任老山主攻团团长）、二中队驻扣林山脚下的猛洞镇。

化装成边民时侦察兵背的背篓，左边那支是卸掉消音器的64式微声冲锋枪，右边那支是79式冲锋枪

1979年下半年组建的这批侦察大队很快就投入了战斗：

1979年11月23日，40师侦察大队一中队4班9人第一次向662.6高地实施抵近侦察时触雷，龙保帮、周贤芬、陈培建3名侦察兵牺牲，这三位烈士是最早埋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士兵。

1979年12月18日，40师侦察大队一中队在662.6高地东侧一线袭击捕俘，捕获越方少尉工兵排长1名，击毙越军特工3名，越军士兵12名，我侦察兵牺牲1人，伤1人。

1980年1月4日，11军侦察大队32师侦察支队2中队越境设伏捕俘，11名官兵乘2艘橡皮舟渡过南溪河（界河），不料与越军发生遭遇战，95团侦察排的姬传国与94团侦察排谢文才在泅渡回撤时失踪。最后在7天和15天后才打捞起两位烈士的遗体。

他们牺牲的原因很简单，本来二人水性都很好，但全副武装泅渡时溺水，不肯丢掉手中的武器而溺亡。打捞起来的遗体上冲锋枪、子弹袋、手榴弹、匕首一样不少，真的把枪是战士第二生命刻进了骨子里！

31师侦察支队在1979年12月，由二中队组成渗透侦察小分队，两次于夜间隐秘渡过红河，潜入敌纵深10余公里，在敌境内一次活动5昼夜，另一次活动7昼夜！

11军侦察大队在越境袭击捕俘中，抓到了越南黄连山省军事部保卫干事邓文锥少校。

除了越境袭击、侦察、捕俘外，我军侦察大队还开展了其他秘密工作。

杨子谦任11军侦察处副处长并“以副代正”主持工作后，1981年10月，带侦察参谋化装成边民到国境线上的“草皮街”赶集，同行的苗族民兵干部则去与越方的“情报关系”接头。

杨子谦参谋长回忆文章中写道：

据说越特工和政府便衣人员也曾混杂于边民中来赶过草皮街，所以这里同时也是双方“情报关系”的联络之地。

手持匕首的侦察兵

现在我们知道了，早在1984年7月组建第一批参加轮战的侦察大队5年前，昆明军区的11军和14军就组织了各自的侦察大队在边境线上战斗了。

用杨子谦参谋长书中的原话：

我所经历的侦察兵持续征战与外军区1984年开始组织侦察大队到边境的轮战，不是同一概念。我们的持续征战是指我11军所属部队的建制侦察连和步兵团属侦察排，从1979年战后至1985年百万裁军的六年期间，都没有间断地在中越边境执行着侦察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