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二野四兵团司令员是

前言：

我的发小同学侯艺兵写了记录他的父亲母亲的文章，文章里记录了那个岁月，那个年代。记录了前辈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国家的安全，所经历的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战争以及岁月的艰辛，看后不禁令人感动，令人深思，这些历史，这些岁月一定要写下来，一定要让后人有所了解。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编辑—后街拐角张建营

战火中的青春—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侯艺兵

父亲侯好玉（原名侯朝宗），河南洛宁县人。1926年10月13日出生，2016年9月7日去世，人生刚好走过九十个年头。父亲去世后，几个儿子联合撰写了一对挽联，上联是“从伏牛上太行战淮海挺进大西南戎马生涯二十载抗日建国有战功。”下联是“从高原到戈壁踏蜀地投身核事业甘为基石三十秋竖直脊梁成劲松。”这 56个字，浓缩了父亲坎坷的一生。

父亲出生在传说中的易经发源地“河出图、洛出书”的洛宁县一个叫刀环的村子。家里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全靠爷爷做豆腐、打短工养活一家人。由于目不识丁，没有文化，常常受地主恶霸的欺凌。据父亲回忆，小时候爷爷多次对他说:“就是把骨头撮碎，也要供你读书!”。靠着爷爷打短工挣的钱，父亲刻苦学习，1942年考上洛宁简易师范学校，自己扛个粮食口袋到县城上学。学校地理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常常宣传抗日的道理。特别器重当时在班上语文最好的侯好玉和算术最好的杨万春，用“城头上站着两个大将军:朱德、毛泽东”来引导鼓励他俩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父亲和杨万春一起参加了地下“学生抗日兵队”。

1944年春天，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洛宁县城后，学校停课，父亲即弃笔从戎，加入洛卢人民自卫队，跟着县公安局长当文书，在豫西地区和日本鬼子打游击。1944年冬，父亲和同学杨万春（解放后曾任长春某航校政委）俩人瞒着家里，背井离乡转入八路军随营学校（豫西公校），跟随学校北渡黄河，到达山西阳城。从此离家再没有通音讯，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抗战胜利前，1945年父亲在太岳军区抗大分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培训，他被分配到太岳军区司令部机要科任译电员。

陈赓司令员活泼风趣、爱开玩笑，对下属随和，没有架子，司政机关的年轻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有时候父亲也闹点情绪，想上前线杀敌立功。陈赓讲：“这里也是战场，你们每破译一封电报，前方将士就少流血牺牲。”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发动内战， 1947年父亲在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解放大队青年二队任副指导员，1948年调四纵队司令部参谋训练大队任指导员，在河南漯河地区驻训。

一天，门外警卫领进一个破衣烂衫的农民，说是来找儿子。没有想到竟然是爷爷，父子俩见面抱头痛哭。爷爷对父亲说，家乡解放了，分了田，有了地，能不能跟我回家种地？父亲说：“打完了鬼子，还要解放全中国，我带着一百多号人，能离开吗？你看，这一百多人怎么能丢下不管呢？”爷爷只好抹着眼泪说，你留下吧，我回去。走时父亲从炊事班买了一袋面让爷爷扛回家。爷爷是怎么li到部队上呢？原来父亲参军后，1945年7月在八路军随营学校二队当学员兼文书，和二队战友彭廷璜一起在山西阳城照过像，后来彭廷璜转到地方工作，辗转托人把照片捎到洛宁刀环村，家里的人才知道父亲的下落。于是爷爷背着干粮，从豫西渑池走了几百里，一路寻到豫东漯河的部队上，这才有了上面的一幕。

图一 1945年7月，八路军随营学校学员侯好玉、彭廷璜左，摄于山西阳城县。

这是父亲参军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没有想到这张照片成了同家里联系的纽带，免除了老家父母的牵挂。

1948年3月，四纵队参加攻打洛阳战役，全歼国民党青年军206师，活捉师长邱行湘，俘虏了不少国民党青年军军官，都是军事院校毕业生。为了改造他们思想，调转枪口打老蒋，四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参谋训练大队，大队长张志丰，指导员侯好玉兼政治教员，副队长安克恭。参训队的主要任务是对俘虏的国民党年轻军官进行教育引导，待转变思想后，利用他们的军事专长分配到我军各个部队当参谋。在河南叶县参训队驻地，陈赓司令员亲自给俘虏做报告。参训队这时有110多人，指导员向他汇报说，有一个人开小差跑了。陈赓说；“没得事，没得关系，好像一列火车掉了一粒灰尘。”他说话很风趣，一下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图二 1948年11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时，四纵司令部参谋训练大队

大队长张志丰和指导员侯好玉（左）合影，摄于河南漯河。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改为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1949年2月更名为第四兵团（陈、谢兵团），隶属于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父亲随陈、谢兵团参加了淮海战役，前方战斗十分激烈，后方参训队加紧培训，学员出队以后马上充实到一线战斗部队当营、团参谋。解放战争期间，参训大队不断接收新的俘虏，对他们不断进行教育、转化，先后毕业了100多名俘虏军官，都输送到四纵队所属部队，投入到打老蒋的战斗中。他们表现不错，好多人后来当上我军师、团级干部。由于父亲思想工作抓得紧，联系实际深入群众，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被记大功一次。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父亲带着参训队继续南下，一边行军一边学习，这时参训队只有指导员和副队长。父亲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和全面管理，副队长负责给俘虏讲军事课。

二野四兵团渡过长江继续向江西南昌进军，父亲带着参训队在行军的路上碰上了陈赓司令员，他骑在马上问：部队情绪怎么样？父亲说：“你看，情绪很高嘛！”司令员挥了挥手，急驶而去。参训队从河南漯河一路走到江西，天天行军，一天走上百里，只吃两顿饭。为了吃饱肚子，有人总结个顺口溜：“头碗浅二碗满三碗盛过太行山”。意思是吃第一碗和第二碗不能装太多，否则等你吃完头一碗或第二碗想再去盛第三碗已经没有饭了。1949年5月，父亲在渡江战役中荣立三等功。

南昌解放以后，四兵团和四野会师时，陈赓讲话，号召向大西南进军。四兵团政治部办的《南征小报》称：“我们铁脚板，跑过敌人汽车轮子。”这个时候，参训队训练俘虏的任务结束，但还保留编制，转为培训政工干部。四兵团继续挥师广西、广东，在广西南宁，参训队办了一期党训班，父亲给干部上课专门讲 “批评与自我批评”。战争年代，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都是断断续续，见缝插针，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做宣传鼓动，往往一个战役结束后，在部队休整阶段抓紧时间进行干部培训。基本上边行军、边打仗、边学习。父亲独自领导参训队剩余队员，完成千里行军任务，没有一人掉队。南征途中办党训班，培养200余党员，成绩显著，又记大功一次。

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紧接着二野四兵团日夜兼程进军大西南，实行大迂回从两广包抄云南，切断蒋军南逃出境的退路。二野五兵团则从贵州向云南挺进，南北夹击。进军大西南时，父亲回忆说，离开广州时，陈赓向叶剑英购买胶鞋，给每一位战士配了两双胶鞋，对部队千里大行军，实行大迂回战役起到很大作用，战士的铁脚板真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为了围堵敌人，昼夜行军，边走路边打瞌睡，官兵上下只有一个念头，解放大西南是最后一场战斗，要是追不上敌人恐怕再没有立功的机会了。

父亲从河南漯河到江西南昌，再到广东广州，然后大迂回进广西，到云南，几乎走了半个中国。1949年12月，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匆匆南逃，除少数跑进缅甸外，其余大部被歼灭。1950 年 2 月20日，四兵团进驻昆明。全市万人空巷，观看解放军入城仪式并举行欢迎大会，陈赓、宋任穷、卢汉出席。

图三1950年10月21日，云南军区第一届宣教会议留影。后排右四侯好玉。

1950年父亲在云南军区直政处任宣教副股长，协助办“先锋报”，军区文化部曾把他写的快板诗印刷后向全部队下发。他在云南军区所属部队开展学文化运动中，表现出色，荣立三等功。1950年10月21日，他参加云南军区第一届宣传教育大会，那时候刚刚进城，戴大檐帽，穿粗布军衣，胸前佩戴解放军胸章。

1953年，父亲从军区直属机关调入炮四师十八团任宣教股长，。1954年，在云南曲靖大营房与母亲相识后结婚，组成家庭，才有了我们这一代。

（二）

再说我的母亲

母亲陈健坤今年91岁，云南澄江人。外祖父陈雨青，外祖母雷淑慈，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抗战以后，家道中落，1945年底举迁往昆明做生意。结果被人骗了，欠了一笔屁股债，把自家住的小楼都卖了。生意无法做，外公就在昆明街头替人写家书、写诉状。外公、外婆养育了8个孩子，4男4女。大哥陈墉是黄埔军校最后一批学员（成都中央军校）。母亲排行老二，下面还有6个兄弟姐妹。外婆雷家亲戚成份复杂，既有云南最早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中将、少将（后参加起义）。1948年母亲在昆明求实中学读初中，16岁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大西南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解放，云南地下党号召并组织“民青”部分同志下乡打游击。临行前母亲对弟弟讲，假期学校组织下乡去教书，弟弟陈健奎也说要下乡去教书？姐弟俩这时候互相才知道都是“民青”成员。然后两人一起拿了家中一床大毛毯。剪成两半，作为行李，又偷了家中十多个半开银元。（两个半开顶一个袁大头）7月14日，母亲和14岁的弟弟陈健奎以假期旅行为名，按约定到昆明火车站买票上车到宜良，然后坐船过盘江，徒步走到路南县游击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

这支革命武装从创建到西南解放，一直活跃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开辟根据地，扩大革命武装，发动农民群众和展开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从昆明各学校调入“边纵”的这一批“民先”积极分子，多数是在校初、高中学生共计100余人。姐弟俩分到四支队32团政治处搞宣传，教文化。四支队活动在滇东南丘北、广南、富宁、麻栗坡、马关等中越边境和云南、广西交界地区，主要执行清剿小股土匪武装，铲除国民党地方政权，解放边疆县城的任务，为解放军入滇扫清障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传达下来，部队和当地群众一起举行盛大集会，母亲第一次见到用土黄纸印的朱德、毛泽东肖像，印象极其深刻。1949年12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经团中央批准，云南省的“民青”成员正式转为共青团员。1950年2月云南全境解放，母亲和舅舅由四支队调入滇东北六支队26团。随后“边纵”各支队与驻地解放军合并整编为军分区，母亲所在的六支队整编后组建曲靖军分区，姐弟两人在曲靖军分区政治部政工队工作。

图四1950年，陈健坤在云南曲靖军分区政治部工作时摄于曲靖县。那个时代女兵梳长辫子，穿上军服也是飒爽英姿，后排左三陈健坤。

1950年12月，母亲被选送重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戏剧系专修科学习编导。西艺院长刘仰峤，副院长朱丹、沙仃。这是西艺专门为部队开办的一期专科班。专科班学员有来自西南军区所属各部队文工团团长、政委和优秀团员，也有从基层连队挑选出来的文艺骨干，年龄相差很大，母亲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有些资历老的干部报到时骑着马，挎着枪，带着警卫员来上学，被主持工作的朱丹副院长训了一顿：“你们是来上学的，在这里就是普通学员，把枪上交统一保管，毕业再发还个人，警卫员退回去！”

西艺戏剧系专科班开的课程有导演、表演、编剧、音乐、舞蹈、艺术理论、戏剧概论，还讲授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除了上课外，每周日都组织学员参加成渝铁路建设劳动，每天每人伙食补助5000元（旧币），相当现在的5角钱。有时候学员到重庆大坪原西南军区司令部大食堂吃中午饭，一碗蛋炒饭3角，或者在沙坪坝临江铺子买上几个包子。解放初期，50年代重庆物价非常便宜，1角钱可以买一兜橘子或者一小包牛肉干。

图五 1950年12月，西南艺术学院部队专修科部分女学员合影。左二陈健坤，摄于重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大门口。

戏剧系专科班上有一个学员叫刘世龙，战士出身，吹拉弹唱样样行，但理论学习不突出，这不影响他后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刘世龙在电影“英雄儿女”中扮演英雄王成，那句“向我开炮”的吼声，影响了几代年轻人。母亲入学前并没有多少文艺细胞，但她有文化底子，艺术感悟好，理论吸收快，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西艺专科班原定学习两年，因为搞整风运动提前半年毕业。1952年6月30日，母亲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毕业后回到云南，分到云南军区炮兵第四师政治部文工队。1953年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撤销，另成立美术、音乐等专科学校。母亲分到炮四师以后，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几十年来填写履历时，只填写高中学历。父亲去世后，子女才看到这张70年前的大专毕业证书，不禁对上一代人的单纯而由衷地感叹。

图六1951年重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戏剧系专修科女学员集体合影。后排左二为陈健坤。

图七1952年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肄业毕业证书。

1953年，经炮四师文工队指导员蔡华介绍，母亲认识了在炮十八团政治处任职的父亲，1954年3月20日，在云南曲靖炮四师十八团营房里，父亲侯好玉、母亲陈健坤结婚并拍了照片，证婚人是十八团政委郝德章（曾任总后勤部军运部部长）。那个时候，军队还没有授衔，军帽缀五角星，胸前依然佩中国人民解放军白色胸牌。

图八1954年3月20日，父母亲结婚时摄于云南曲靖部队营房。

此文曾在山东画报《老照片》上发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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