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论国家》这篇讲演中说:“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

据此，我们所论及的各级管理者实际上就是国家的忠实代表和国家职能的具体履行者执行者。

在这里专门重点研究职官的考核，并辅之以选用、职掌、管理，对于比较全面了解当时时代背景下国家机器的结构特点、统治手段，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的演绎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开始，此后历经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无不以应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毕竟历朝历代君主是“孤家寡人”，推行“家天下”，独自一人或“独家”难以实施对国家的有效统治。

国家，因为要达其目的，设立许多机关，这许多机关，都是要有人主持的。所以，无论是中央设置的“三公九卿”管理体制，还是在地方运行“郡县制”的政治架构，都需要选配集中各级管理者，纵横交错，相互制约，从根本上确保庞大国家机器科学运转、有序衔接、维护统治。而这些管理者，就是我们平常所称的“众官”。

《左传·定公五年》“职官五年正”，即以“职官”泛指众官。

在宋朝，基于当时所处的内外复杂背景，开国皇帝积极应对时事之变化、主动加强中央之集权，通过借鉴与创新，应激改变唐以来实行的“三省六部制”，采取“二府三司制”运行模式的中央政治管理体制。

从建国伊始，宋朝最高统治者就高度注重文武分权，在官职机构设置上、职官考核管理上始终一体遵循贯彻这一总体指导思路。

即以唐制为参照，结合宋朝开国改革变化的政治导向，将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另设立枢密院管理军事、设立三司以掌管财政。在元丰官制改革以前，各级官职均只是代表品秩的高低虚衔。

而对实际的政务则由差遣官具体负责管理。在元丰官制改革之后，才真正开始回到本官理政的局面。

对此，我们要做好对宋朝职官考核制度的更深层更深入研究，这一根本性、关键性的重要背景和实际情况，必须要加以认真对待和着重考量，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该制度的整体发展演变脉络有着极其特殊的镜鉴意义，并为做进一步的分析提升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在中央官制方面。

宋朝中央官制——特别实行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上行下效，各级各类一体贯彻官职分离主导向。

一是“官”，以寓禄秩、叙位着，为衡量品级和发放俸禄的参照依据，具体指的是寄禄官、阶官、散官。

二是“职”，以待文学之选，为朝廷颁给文官大学士类的馆职、贴职等荣衔，以体现其特殊地位。

三是“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具体指的是职官所任治理各事的实际职务。这种官职分离的不足之处，首当其冲的是造成了官制的紊乱。

如，司马光“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一代名臣包拯“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

其次是造成机构重叠。旧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与新增设的许多机构责能权能重叠，随之与机构相应的人员配置也层层增加，正如以下记载表述就可有力说明，“太平兴国之初，朝臣班簿才二百人。至咸平初，四百人。天圣元年，乃逾千人。”

在地方官制方面。宋朝地方官制——按路（道）、州（府、军、监）、县级行政管理架构与体制来具体划分，共分三级。其中：

一是在路一级的设置上，具体包括安抚使司，也称为“帅司”；转运使司，也称为“漕司”，提点刑狱司，也称为“宪司”；提举常平司，也称为“仓司”。

二是在州一级的设置上，主要是指：州，其长官为“（权）知某州军州事”（知州）；府，其长官为府尹（牧）、“知某府军府事”（知府）；军，其长官为“军使”或“知军”；监，其长官为“知监事”或“监使”。

三是在县一级的设置上，作为最低一级比较简单，具体为：其长官称“县令”、“知县事”。北宋前期称“判县事”。

在职官考核方面。宋朝统治者对职官的考核高度重视，从机构设置上来看，按照专业的事由专业的部门来负责具体管理的顶层设计理念，设立了审官院、考课院等专门考核机构来具体执掌各级各类职官的考核事务。

对于京朝官的考核，一般分为三等，公勤廉恪又职事修举为上；公勤廉恪又有一长者为中；既无廉声又多谬政为下。

中者无赏罚，上者升迁，下者降职。又以四善三最考州县长官，四善同唐制，三最是：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摒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总括善，最分为三等，以定升降。

宋朝所处的民族对峙环境复杂且严峻，在内外多重压力齐聚且竞相突显迸发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也同步考察检验了职官考核制度在具体维护封建专制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机构运转运行、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稳定，等等诸多方面，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与影响，在“变”与“不变”之中的寻思应对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政治导向、治国理念、抗压能力与辩证逻辑。

这些种种，对于当前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棋局中的我国而言，具体如何对应从中汲取养分，以顺应时代之潮流、顺应改革之大势、顺应民生之愿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