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宁铁骑和辽东铁骑哪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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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统领百万大军，以势不可挡之势袭向北京城。

大明将士纷纷投降，崇祯皇帝景山自缢。

随后闯王登上皇极殿，宣告建立大顺国，彻底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明朝。

然而，大顺政权只存在了短暂的42天，就在吴三桂与清军的勾结进攻下夭折。

而在大顺王朝灭亡的众多原因中，山海关一战是十分关键的。

满洲集团在此役中击败了大顺集团，随后开启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

在许多分析中都有提到，李自成的军队八天才到山海关下。

因此通说认为，行军迟缓是此役失败的关键，若是李自成能早到三天，华夏民族的命运将由此改写。

那么事实上是否真的如此呢？大顺政权昙花一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开国容易守成难

要想分析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首先要弄清楚当时形势状况。

攻克北京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当时百万大顺军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广阔地区，并逐步建立起了地方政权。

那时的形势，对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但与此同时，麻烦也接踵而至，大顺政权不得不开始面对新的挑战。

首先，虽然当时明军的主力已被消灭，但残余的军事力量仍然不容小觑。

南有拥兵自重的左良玉，控制着长江中游地区；北有手握精兵的吴三桂，盘踞在山海关。

左良玉是大顺军向南发展的阻碍，吴三桂则是对北京威胁极大的心腹之患。

除了这二人以外，吴三桂的背后还有磨刀霍霍的清军，志在吞并天下。

也就是说，这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面临着清军与明朝残余势力的南北夹击。

在这种情况下，巩固政权、战斗到底，显然成为了首要任务。

一方面应当制定合理政策维护、平衡与各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必须继续战斗，消灭残余武装力量，并加强对外部势力的防御。

但或许是胜利来得太快了，认为攻克北京就大局已定的李自成等人，对当时的形势并没有清晰正确的认知。

社会秩序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巩固？战果如何扩大？

这些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以及迫在眉睫的不利形势全被忽略，反而将重心放在了一些琐碎之事上，终日忙忙碌碌却无益于事。

在大顺军攻克北京后，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军中领袖们，认为此时的头等大事，是查清崇祯帝的下落。

先是大规模搜捕，又是赏重金追查，直到确认崇祯帝自缢身死，才总算如释重负。

擒贼先擒王，此话不假，但是除恶务尽才能四海归心，这一点却被抛至脑后。

首要任务被忽略

拿吴三桂来举例，首先要明确的是，那时的吴三桂其实并不在山海关。

山海关位于北京东北方向，是东北通往中原的门户。

明王朝为防范清军侵袭，不仅在山海关建立了要塞，还在关外配置了重兵。

而吴三桂就是当时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统率“精兵四万”，号称“关宁铁骑”，是抵御清军的一道重要屏障。

因此对付吴三桂，最好的办法确实是争取他归降。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做好军事方面的准备，一旦招降不成，就势必要动用武力手段。

李自成确实关注到了吴三桂这一势力的威胁，但应对他的手段却过于理想化。

片面招降，也的确费了不少力气。

先是让明朝的降官给他写劝降信，又让其父吴襄劝说归降，后又派遣使者送去金银，封侯拜爵，封吴三桂为平西侯。

可与此同时，最为紧要的山海关防御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先是派张若麒担任防御使，再派左懋泰驻守山海关，后又派唐通、白广恩前往支援。

陆陆续续派遣官兵前往，看起来是非常重视的，可实际上派去的全都是明朝的降官降将，没有一个是起义军的将领。

其中甚至有人并未赴任，只派了少量官兵前去驻守。

乱世之中局势瞬息万变，机会也是稍纵即逝，稍有疏忽和失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这样草率的军事部署等于是敞开大门，把山海关拱手让人。

李自成就这样等着平西候来献关投降，直到吴三桂突袭大顺边防军开始发难，这才大梦初醒，却为时已晚了。

包括对于清兵的威胁，其重视程度也是远远不够的。

满族在东北地区崛起已有二十余年，1636年就建立了“大清”，清军兵强马壮，可与大明王朝相抗衡。

在大明军队与起义军的斗争中，清政府坐山观虎斗，伺机而动，显然是有坐收渔利的打算。

然而在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初，并未召集起义军将领讨论军事问题，更无一人提及对清军的防御问题。

除此之外，起义军在攻占北京后，也暴露出了自身的许多问题。

进京之前，起义军在李自成的统帅之下，将领身先士卒, 战士军纪严明。

起义军是为百姓谋福利的，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可以说是一呼百应，深得民心，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可进城之后，起义军战士不思苦战，只盼解甲归田安逸享乐。

李自成虽下令秋毫无犯，不可伤民掠财，但仍没有管住军中欺压百姓的现象。

起义军将领们抢占府邸妻妾，纸醉金迷，肆意妄为。

百姓渐渐意识到，这些起义军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救世主，他们完全没有为民众的利益考虑。

起义军入京之后的所作所为，让普通民众越来越不满意，继而产生了深深的失望。

因此民众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热烈欢迎，演变成了激烈地抗议。

农民起义军手握大权，却很快滋生腐败，导致义军与平民直接的矛盾爆发。

这也是大顺灭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与症结所在。

拷掠助饷引担忧

实际上在山海关一战之前，吴三桂是有归降打算的。

明末时期内忧外患，在清廷与义军的夹击下，大明江山摇摇欲坠，辽东境内只剩宁远等几座孤城。

身为辽东总兵的吴三桂，也不得不为自己谋划后路。

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此时已经降清，并几次三番劝降吴三桂，但是吴三桂却更倾向于归顺李自成。

1644年三月初，吴三桂奉崇祯之命，率兵入关勤王。

可吴三桂也很清楚，北京形势已经危在旦夕，自己手中虽有精兵，却也不如李自成势大。

最终吴三桂还未至北京，北京便被起义军攻破了。

大明气数已尽，朝中大臣纷纷投诚，吴三桂决定归降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本打算回京投降大顺的吴三桂已经率兵行至河北玉田县一带，却忽然改变了主意。

他紧急调转马头直取山海关，随后不久便请清军入关。

关于吴三桂突然变卦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而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为陈圆圆冲冠一怒。

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大顺的“拷掠助饷”。

进京之后，李自成下令抓捕明代勋戚、大臣八百多人，审讯追赃。

拷打降官、追赃索饷，可以说是大顺军进京后花了最多精力去做的事，几乎所有大顺军都投入到了这件事中。

建立新政权后，对旧政权中的官员进行清算，听起来倒也合理。

但由于被追赃的官员太多，负责人干脆将权力下放到军队当中，设立比饷镇抚司，改为全军追赃。

可说是清算追赃，实际上却不经任何调查，没有规范程序，完全是粗暴地一刀切，强行摊派。

“大学士者交赃银十万两，部院官及锦衣帅者七万两，科道官五万两、三万两，翰林万两，部属以下千两。”

这样一来，贪官污吏可以花钱保命，而那些拿不出钱的清廉官员就只能等死。

军中将领也都有追赃指标，这就导致这些负责人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

追赃范围不断扩大，从朝中旧臣扩大到了官绅地主，到最后稍有些家底的大户人家都被列入追赃助饷的行列。

军中将士们一听说这些赃款是用来充军饷的，个个斗志昂扬。

因此这场轰轰烈烈的追赃大会效率极高，只半个月的时间就查收了七千万两银子。

但由于“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的政策，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人间炼狱。

吴三桂之父吴襄，亦在此次追赃助饷的范围之中。

这一点的确是吴三桂降而复叛的原因，但不仅是因为其父身陷囹圄，更是因为吴三桂看到了更长远的影响。

追赃助饷，直指旧朝贪官污吏，这样的行动在老百姓看来是大快人心的。

然而对于李自成而言，却是影响大顺政权稳定的致命一击。

在封建君主制度里，皇帝为天子，皇权至高无上。

但回归本质，皇帝也不过是官绅阶级的一个代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是水，官绅亦是。

只有维护官绅阶级的利益，从中制衡，才能够保证政权稳定。

李自成是起义军的领袖，此前一直是农民阶级的立场，将官绅阶级视为讨伐对象。

但自进入北京开始，他就从旧秩序的挑战者变成了新秩序的建立者。

首要任务就是团结更多的官绅阶级，保护他们的利益。

然而从这场激烈的追赃助饷运动便可看出，李自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转变。

吴三桂作为官绅阶级的一员，自然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受损。

尤其是李自成兵多将广、势力强大，若是归顺进京，很有可能会被他解除兵权。

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放弃了归降，回到了山海关。

此时他虽然夹在大顺与清廷之间，十分危险，但只要占据了山海关，就有了足够的筹码。

骄傲轻敌酿溃败

李自成一心指望依靠封侯拜爵的手段来使吴三桂归降，并未在军事上做好武力消灭吴三桂的应对准备。

直到四月十一日，吴三桂军与大顺边防军激战，这才叫李自成大梦初醒。

吴三桂步步紧逼，兵临城下，山海关的局势非常危急。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大军开拔。

得知李自成东征的消息，吴三桂一边寻求清朝援助，请求其出兵；另一边又采取诈降之计迷惑大顺军，故意拖延时间。

四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的军队在西罗城的石河西部布阵，因此在清兵赶来之前，双方在这里爆发了激烈的石河之战。

当时，李自成率领六万大顺军，而吴三桂手中只有五万人左右的关宁铁骑。

虽说关宁铁骑都是精兵强将，但李自成的大顺军也是身经百战，何况军队刚刚攻占北京不久，此时是士气正旺的时候。

经过一天的激战，吴三桂的军队几乎支撑不住，北翼的一支部队甚至已经向李自成投降了。

当晚，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其实已经赶到，但由于担心吴三桂会和李自成勾结设计，所以谨慎地观望了一晚。

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正式加入战斗。

多尔衮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此前又蓄锐不发，以逸待劳。

相比之下，此时的大顺军已经鏖战了一昼夜，非常疲惫。

突然出现的清军，让毫无准备的大顺将士惊慌失措，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因此大顺军逐渐溃败，不敌吴清联军，李自成见形势不妙，马上下令退兵。

这场著名的山海关之战，以大顺军队的溃败而结束。

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却以极小的代价，成功攻入关内，痛击大顺军，完成了争霸中原的第一步。

可以说，如果没有山海关之战，就不会有后来的大清王朝。

很多人分析认为，山海关一战大顺军的行军迟缓是导致失利的关键。

但从地图来看，北京距山海关的直线距离约有288公里，实际的行军距离只会更远。

大顺军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也擅长行军。

四月十三日进发，只用八天就到达山海关投入战斗，这个行军速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算是很高的水平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若是五天抵达山海关，结局必能改写。

但必须明确的是，数万大军携有辎重的行动，与几个人的奔袭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以客观条件来看，大军五天抵达山海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便连续五天强行军赶到，也必然会出现大量掉队和伤亡，军队疲劳、体能耗尽，也一样无法拿下山海关。

巩固新生政权，妥善处理吴三桂等明朝残余势力，加强对清军的防御……

这些大顺军进入北京后迫在眉睫的任务，几乎全被忽略了。

因此李自成的东征，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应战，是没有经过长期准备的仓促迎战。

所以与其说李自成如果早到三天就能改变结局，不如说若是大顺军没有在胜利之后骄傲轻敌、坚持斗争到底，那么后续的历史很可能在此改写。

参考文献

[1]唐建华. 试论大顺政权夭折的历史教训[J]. 湖北社会科学, 2005, (09): 100-101.

[2]顾诚.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06):31-50.

[3]王岸茂.论大顺政权在军事方面的严重失误——兼论山海关之战的重大战略意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2):14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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