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全文翻译

唐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有较为自由的话语权，敢于维护自己的婚姻关系，捍卫在家族中的地位。

由于唐代统治者思想开明、国策开化，经济繁荣。由于唐代统治者渊源于北方少数民族，又与少数民族有着深厚的姻亲关系，社会风气受到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整体的时代背景，使得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攀升。和离、改嫁、再婚被法律明文允许，体现了唐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唐代婚礼

一、唐代女性的择偶标准

唐代女性自由择婿的现象较为流行，相较于后世王朝，唐代女性在择偶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虽然唐代婚姻依然继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传统，但唐代相对开放的家庭环境，使得家长愿意尊重女儿的意愿，给予其一定的择偶权。

如《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一则宰相李林甫让女儿自主择婿的故事。说宰相李林甫家的议事厅墙壁间有一个小窗，窗子被纱幔和杂宝装饰，李林甫让女儿坐于小窗户后，挑选来往家中的拜谒的富贵子弟，如有中意者，便依女儿的心愿，同意这门亲事。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待，李林甫作为当朝宰相、李唐宗室，并没有没有受礼教观念影响。反而开明地鼓励女儿自主择婿，说明唐代的女性的婚姻生活有一定的自主权。女儿自主择婿，还要经过父母的首肯才能结为连理。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婚姻必须经过的形式。

还有如李翱的女儿在父亲几案上见到卢储投卷，对侍女说：此人必为状头，李翱得知，便选为婿。这些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唐代女性自主择婿的权力，虽然是父母让渡的，但我们仍能看到唐代女性在择偶方面个人意愿的实践。

唐代女性妆容

唐代女子自主择偶的现象，也见于普通百姓阶层。如宋代人编的文言纪实小说《太平广记》中的一则故事，记述了唐代一书生邬涛与王石小娘子私定终身的故事。邬涛在旅泊至婺州义乌县馆，在此地停留将近一个月，忽然后一天夜里，有一女子携二侍婢来到邬涛住处，婢女介绍说这位姑娘是王氏小娘子，今晚来到这里想见公子一面，随后王氏小娘子坦言想与邬涛结合，涛观其绝色，便同意了。

该则故事反映了唐朝普通百姓女子之自由择偶现象，邬涛与王氏不顾礼教准则，婚嫁不请媒，而是听从自己的心意，私定终身。

唐代服饰

唐代女性择偶秉持的价值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婚姻观念经历了一定的转变。大致看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唐前期，受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婚姻重门第，择偶时受门第观念影响较深；唐中期和唐后期，嫁娶时不再像之前那么看重门第，资财的价值与才华能力逐渐成为择偶时重要的衡量指标，“才子佳人”的婚姻观念由此兴起。如唐代诗人李白的《代别佳人》：

“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

李白

这正是女子爱慕风流才子的生动反映，充分说明社会出身，不再是划分贵贱的唯一标准。这种演变是唐代选官制度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和文化格局转型的结果。

二、对于丈夫的不忠，唐代女性勇于说不

在唐代的夫妻关系中，“妻管严”成为一代世风。由此可见，唐代女性在婚姻中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至少她可以表达对丈夫纳妾的不满与抗议。

唐代有以死对抗压丈夫纳妾的事例。如“吃醋”一词的来历，说的是，唐代相国房玄龄不敢将太宗所赐侍女带回家，太宗以醋谎称毒酒吓唬其妻卢氏鸠饮，卢氏说“妾宁妒而死”，便将“毒酒”一饮而尽，以示抗议，这便是吃醋一词的来历。

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贵族女性勇于捍卫自己的婚姻关系，并敢于对抗不忠的丈夫，这与后世王朝常态的夫妻关系是大为不同的。还有，唐代县令阮嵩之妻阎氏，拔刀赶跑以歌舞助兴的女奴，其夫阮嵩吓得躲藏在床下。

武则天与李治

唐代所谓的“妒妇”现象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酉阳杂姐》卷八云：

“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

又如《太平广记》卷二四九《裴谈》中记载，唐中宗时，御史大夫裴谈的妻子崇释氏“悍妒”，裴谈怕妻子。当时中宗的皇后韦氏颇袭武后之风，中宗也很怕韦氏。有一日内宴，歌女唱回波词，有优人作词曰：

“回波尔时拷佬，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

韦后听了很是高兴，便赏赐给作词人锦帛。唐代宰相惧内，“畏之如严君”,皇帝怕妇，还能被人编入歌曲公开演唱，足见唐代妒风之盛，而且不以惧内为耻的社会风情。

韦后

“妒妇”之风与惧内之风之所以如此盛行，一方面，是受北方胡族风习的影响，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前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族中有很强的母系氏族的风俗遗存，所以妇女的地位通常比较高。且北方少数民族女性性格粗犷而彪悍，会积极参与家庭事务的处理。另一方面，由于唐朝礼教并不兴盛，思想开明，从而造就了唐朝“妒妇“之风盛行。

唐代女性因妒忌而被休的例子十分罕见，一部分原因是丈夫忌惮妻子娘家的势力，因为还要依仗娘家所以不愿也不敢休妻。唐代所谓“善妒“的女子形象，反映了唐代女性对帝制时期屈辱服从地位的不满与反抗，同时也从侧面说明，这时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地位较高。

三、和离与再嫁

和离，是唐代离婚形式的一种。是指男女双方不能安宁、和谐相处而自愿离婚，类似于今日之协议离婚。和离区别于男方单独休妻的离婚形式，和离是在法律意义上将男女双方置于同等的地位，根据双方的意愿决定婚姻的消亡。和离比休妻更平和，相比于休妻和离顾及到了女方的声誉和地位，对离婚双方的家族而言，通过和离的形式分手避免了难堪与尴尬。

上官婉儿

在古代中国婚姻，通常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和离这种“体面”的形式，在狭小的通婚区域内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唐律记载，和离的法定条件是“不相安谐”。根据《唐律疏议》的解释，“不相安谐“实际上就是彼此“情不相投”，不相安谐是夫妻失和的表现，情不想投是失和的内在根源。因此，和离的形式更关注夫妻双方的感情状态。

相比于其他王朝社会，从和离这种法律明文规定的离婚形式来看，唐代的法律是对女性有一定的关注的。

南禅寺

在唐代，妻方提出离婚的情况为数不少。根据牛志平先生在《唐代婚丧》一书中总结的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的情形大致有四种：一是，因夫坐罪而要求离婚；二是，因夫死而提出离异；三是，因丈夫患病而离异者；四是，民间女子因不愿随夫过穷日子而弃夫离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原因远不止这些。有因与婆婆不和而主动要求离婚的，如在敦煌所出《齖齒可书》中齖齒可的新妇与婆婆成日争吵，

“斗唇阖舌，务在喧争，欺儿同婿，骂詈高声”。“新妇乃索离书，废我别嫁，可会夫婿。”

就这样二人分手。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王氏到官府请求离婚再嫁，颜真卿虽认为伤风败俗，但仍判其离婚。可见，面对不满意的婚姻关系，唐代女子敢于主动提出离异，这说明唐代较为开明的社会风气，妇女“一女不事二夫”与“从一而终“的思想束缚并没有后世那么严重。

李治

唐代改嫁、再嫁现象普遍。唐代公主再婚者不再少数，唐一代公主共211人，除去那些过早夭折或者遁入空门的，出嫁123人，其中有两次婚姻者达到23人；有三次婚姻者4人，公主作为唐代皇族尚能如此多人再嫁，这足以说明当时的整体的社会风气并不以再婚为耻。

唐代著名的女性如李元吉之妻杨氏、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杨贵妃等，都有过再嫁经历。文人士大夫家族同样不忌讳再嫁之女，如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与刺史王琰结婚，严在王深陷囹圄之时出手相救。再如韩愈的女儿先是与他的学生李汉结婚，离婚后又嫁给樊仲懿。

可见，唐代男人娶再嫁之女，如同娶室女一样，让“金陵之士，莫不健仰”。

四、开放自信的盛唐气象

唐朝前期统治者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一时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大为增强。唐朝统治者并不注重对民众的束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明、开放与包容，整个社会因此充满活力。唐朝女性也就较少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人的天性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释放。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国家不再积贫积弱，生存之外的心理需求就体现了出来。唐人“似乎不懂得如何去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欲望和追求，相反，他们要让这种欲望正常的表现出来。”

龙门石窟

另外，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使得唐代婚姻礼俗与胡风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从西晋末年开始，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中原，建立了众多封建政权，开启了近300年的民族融合，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交汇融合。而且唐朝前期的皇室具有很大比重的少数民族血统。高祖李渊的母亲孤独氏，太宗的母亲窦氏，高宗的母亲长孙氏皆为鲜卑贵族，还是鲜卑贵族。唐皇室李氏一族的源流可能是汉化的胡人，李家虽然以汉人正统自居，唐人也常以汉自喻，但是统治者并不歧视少数民族，唐太宗就曾经说过：

“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如一。”

唐代公主再婚现象屡见不鲜，可见唐朝皇室受到鲜卑遗风的影响颇深。

簪花侍女图

儒家思想在混乱的南北朝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历经三百年的纷繁混乱，礼教丧失在中国社会思想领域的全面统治力。加之，李唐皇室讲究实用主义，不喜欢繁文缛节的事务，并未真正树立对儒学的信仰，儒学不再是官方的唯一的标准学说。唐朝皇室为了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大力提倡道教，以老子的后代自居。道教不流于形式，主张清净自在无为，追求个性的张扬，并不像儒家一样束缚、抑制人的欲望。正因为思想领域儒、道、释三家鼎足而立，唐朝女性自然会受其理论影响，与命运抗争，追求男女之间地位的平等。

莫高窟壁画

唐代前期、中期，政治较为清明、社会开化、民殷国富，人们在满足温饱之后，便有展示个性自由以体现自我价值的欲望。

这时，人们往往敢于冲破礼教束缚、追求幸福和快乐、追求情感与生理的满足，如此一来，整个唐代社会便表现贞操观念单薄的风气。同时整个王朝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世族制度的衰落，那种以世家大族为主要支撑的社会结构，也逐渐地向以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转变。家庭组织由庞大化向细小化转变，女性对经济社会的作用逐渐凸显，因此女性的地位随之得到提高。

虢国夫人游春图

结语

我们看到，由于唐代社会阶层流动的畅通，使得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使得社会风气的开放与包容，加之唐代统治者的清明，唐律的完善，使得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有一定的地位，这自然为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选择提供了社会与经济支撑。

随着佛教与道教的兴起，儒释道三教合一，礼教观念在唐人看来并不是非要遵循不可得教条，唐人更愿意追随自己的心意，故而出现较多女性主动要求离异的现象。由此可见，女性的婚姻生活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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