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级文物

1952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面向全社会征集关于上海工人斗争的史料，为了更好的完成这项任务，该组织特意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有关消息。

此消息一出，社会反响异常热烈，无数群主纷纷赶来提供信息，其中就包括在上海工作的宁波人张静茂。

说来也巧，就在两年前居住在宁波的老父亲张爵谦突然将他叫回了老家，并慎之又慎地亲手将一个包裹交到他的手里，据父亲说，包裹里面装的是二哥张人亚当初拼死保存下来的党内重要文件。

从张人亚将文件交到父亲手中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父亲一直盼着某一天自己的二儿子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将这些文件取走，只可惜，直到新中国成立，老人也能再见张人亚一面。

其实老人早就明白，张人亚八成是出了意外，只是心里一直不愿意相信罢了，到了如今，二子仍然渺无音信，而这些文件一直放在自己手里也不是办法，于是他才将自己的三子叫回老家，将文件转交给他，让他想办法将其归还给党组织。

说起张人亚其人，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可是如果你曾经有幸见到过在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就会发现上面有几处盖有“张静泉同志密藏”字样的印章。

而这个张静泉，就是张人亚的本名，那么此人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又为什么能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呢？

张静泉出生于1898年5月18日，父母都是宁波北仑霞浦霞南村的普通农民，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甲午海战的惨败让清政府负债累累，为了尽快还清赔款，清政府不断横征暴敛，中国百姓的生活愈发艰难。

作为底层的农民，国家大事离张静泉的父母非常遥远，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自家的日子怎么过下去，靠着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家里倒是也能混个三餐温饱。

张静泉就这样在父母兄长的呵护中一天天长大，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便将他送到家族的私塾，让家人感到意外的是，张静泉在读书方面格外有天分。

每逢考试，在众多家族弟子之中，张静泉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即便一些比他年长的族兄族姐们也只能甘拜下风，正因如此，私塾的老师对他非常喜爱。

为了不让这个读书的好苗子埋没，私塾先生不止一次找过张静泉的父母，希望他们能继续供他读书，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张静泉的父母自然也知道读书做官是改变家族命运唯一的途径。

既然私塾先生这么看好自己的二儿子，那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他给供出来，于是在全家人的支持下，张静泉顺利考入了镇海县中学继续学业。

16岁那年，张静泉结束了初中的学业，按照家里人的想法，他应该继续读书，争取入仕以光耀张家门楣，可此时的张静泉已然有了自己的想法。

在镇海中学学习的这段时间，张静泉也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人士，在这些人口中，他了解到了清政府真实的模样，张静泉认为，在这样一个腐朽，衰败的政府中做官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家里过得本就拮据，这些年为了供他读书，家人更是要节衣缩食，他实在是于心不忍，倒不如出去找份工作，这样既能增长见识又能补贴家用，可谓是两全其美。

父母劝了几次，奈何张静泉决心已定，父亲张爵谦知道别看自己这个二儿子平时很好说话的样子，其实主意很正，一旦决定的事绝难更改，也就只能随他去。

在张爵谦的帮助下，张静泉进入了上海法租界的一座银楼当起了学徒，从此以后家乡人都开始称呼张静泉为张银匠，而用宁波话说“张银匠”乍听起来发音和张人亚很像，久而久之，张静泉也就自称为张人亚。

几年后，张人亚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在媒人的介绍下他娶了一个叫做顾玉娥的女子，虽说两个人属于包办婚姻，不过张人亚对这位妻子却非常好，顾玉娥也非常贤惠，两人在婚后也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年妻子顾玉娥突然恶疾，以当时家里的条件，张人亚根本买不起好药给她医治，只能眼睁睁看着爱人撒手人寰。

妻子早丧，也没有给他留下一儿半女，张人亚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办完妻子的后事，张人亚恢复心情再次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打拼几年，张人亚见到了太多的不公平，中国百姓受尽了资本家和洋人的压榨，官府对此也是置之不理，在张人亚心中早已泛起了熊熊怒火，只是自己势单力薄，想要为同胞们做些什么也是力不从心。

恰在此时，从日本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只是当时陈独秀吸收的第一批党员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张人亚一个小小的银楼学徒自然是入不了他的法眼。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成立的还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组织对上海所有的有志青年敞开了大门，张人亚也兴冲冲地加入其中。

在青年团中，张人亚表现的特别积极，无论是街头演说，还是组织工人学生运动他都表现的游刃有余，很快青年团的领导就注意到了他，并开始对他委以重任。

一年之后，张人亚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之一，加入共产党后，张人亚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人士，这让他的革命思想愈发坚定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张人亚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期间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每一件任务，像这样的人才自然得到了党组织的重用。

1922年秋，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更好地领导工人阶级反抗压迫，党组织决定在各个行业成立工人俱乐部。

张人亚工作能力出众，又正好在银楼工作，于是党组织就把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的重任交给了他。

张人亚果然没有让党组织失望，自上任以后，他就开始马不停蹄地为了上海金银行业工人的利益四处奔波。

当时上海金银业的事务都由银楼公所负责，那段时间张人亚已经成了那里的常客，银楼公所的负责人对此非常头疼，每次张人亚来都会提出一些在他们看来非常过分的要求。

比如说当时在上海的金银业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但凡学徒都要在银楼干满五年才能成为正式员工，也就是说在这五年里，银楼只负责学徒的食宿，偶尔给点零花钱已经算是额外。

这个规矩对资本家自然是大大的有利，而无权无势的学徒们即使再不满，为了生存也只能默默忍受，但张人亚偏偏要打破这个规矩，他向银楼公所提出要把学徒期缩短为三年。

银楼公所的负责人本身也是资本家，自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一开始对于张人亚的诉求也只是嗤笑一声，根本没打算搭理，他们就压根儿不相信一个苦哈哈的工人能闹出什么动静来。

可没想到的是，这个张人亚非但没有因他们的冷处理放弃自己的诉求，反而三天两头的往公所跑，“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给工人加薪，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改善工人工作环境。

公所的资本家们虽然不怕他，但有这样一个人每天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也是很烦人的，一怒之下他们干脆让银楼的东家开除了张人亚，心想工作都没了，看你还有什么心气儿闹腾？

资本家们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金银业的工人，在张人亚等人的组织下，工人们开始了集体罢工，资本家们也没想到，这些平时看起来老实可欺的穷汉子，竟然敢公然反抗他们！

不过此时资本家们仍然相信，这些人不过是一时意气用事，等过几天家里没米下锅了，必然会哭着求自己让他们回去上班。

直到一个月后，工人们仍然没有复工的意思，这下资本家们可坐不住了，毕竟这么多人集体罢工引起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上海金银业乃至整个上海经济的冲击都十分巨大，市政府也不可能坐视不理。

最终在多方面的压力下，金银业的资本家们选择了妥协，工人们成功争取到了自己应有的利益，经此一役，张人亚在金银业工人中树立起了巨大的威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上海党组织岌岌可危，此时的张人亚正负责整个江浙地区的宣传工作，由于工作原因，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都保存在他的手里。

现如今形势危急，自己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继续保存这些文件显然并不合适，一旦自己被捕，这些文件要没被销毁，要么落到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张人亚不愿意见到的。

思前想后，张人亚最终决定趁着自己还暂时安全，将这些文件转移出去，至于转移到哪里才能确保文件万无一失，这可让张人亚伤透了脑筋。

猛然间灵光一闪，张人亚想起自己的身世很少有人知道，就连真实姓名都没几个人清楚，如果能把这些文件送回老家，交到父亲张爵谦手中，想必是很安全的。

主意已定，张人亚立刻将所有重要文件打包辗转回到了老家，见到久违谋面的父亲，自是一番嘘寒问暖。

之后，张人亚珍而重之地将文件交到父亲手中，千叮咛万嘱咐让父亲一定要将文件保存好，将来等形势好了自己再来取回。

将文件交给父亲后，张人亚即刻返回上海，家中的张爵谦看着眼前的文件却犯起了难，为了找到一个稳妥的方法保存文件，张爵谦是绞尽了脑汁，最终还真被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几天后，张爵谦对外宣称自己的二儿子张静泉已经在外面遇到意外身亡，因为找不到尸首，他决定给张静泉修个衣冠冢，并且跟早已过世的儿媳和葬在了一起。

当时的中国兵荒马乱，张静泉又太长时间没有回过家，所以村民们并没有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从此后张静泉在家乡人的眼里就变成了一个死人。

没有人知道，跟棺材一起下葬的，还有张人亚交给父亲的文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而宁波的张爵谦却显得心事重重，距离跟张静泉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他每天都在盼着儿子出现，取走当初交个给他的文件。

可惜时至今日，二儿子仍然是音讯全无，抱着侥幸心理，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希望二儿子见到后能赶快回家。

时间来到了1950年，张静泉依然没有回家，眼见自己的身体渐渐衰老，张爵谦决定尽快将那些文件取出来还给政府，于是他召集村民，亲自挖开了儿子的坟墓。

再后来，老人将三儿子叫回家告诉了他这一切，并拜托他将文件还给政府。

得知自己兄长的事迹，张静茂非常震撼，带着文件回到上海后他就刻了两枚印章，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党章上出现的字样。

张静茂将文件上交后，党中央曾做过鉴定，其中有15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至于张人亚同志的下落，直到2005年，他的亲人们在一张1933年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名为《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文章，才最终确定他早已因公殉职。

父子两代人，用了二十多年时光，共同守护党的重要文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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