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粮食安全论文
皖北农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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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写博士论文时,一位学者跟仇凤仙说,“像你这样描述老年,我们都不敢老去了。”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副教授仇凤仙在皖北农村长大。去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叫《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书里的23万字,是仇凤仙对家乡李村的老人们的观察和记录,有70个家庭、100多位老人的生活痕迹,这也是她的博士论文。
为了多种一些地,一个儿子开拖拉机要从父亲身上轧过去;为了给儿子娶妻成家,一对老夫妻打下欠条,到城里捡垃圾10年。这些听起来有些荒谬又不可思议的故事,都曾经真实上演。即便有些困顿,在仇凤仙笔下,老人们依旧主动适应形势,积极融入变化。
从仇凤仙的观察视角,能看到很多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故事。随着社会变迁和农村发展,农村老人的地位和角色发生着变化,她记录下了他们突然失去土地、又逐渐找回价值的过程。
皖北农村的女儿
这次采访差点没能成行。仇凤仙是低调的人,记者从跟她最初的邮件沟通阶段便能感受到。当记者提出想到芜湖拜访她,她一开始拒绝了。“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有点惶然。”
2022年,仇凤仙出版专著《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这本书原稿是她的博士论文,2014年完成;后来仇凤仙对内容进行调整,2018年形成书籍初稿。这本书本应更早面世,从成文到出版,差不多拖了8年。出版社编辑对书中关于老人们生活的描述比较谨慎,更重要的原因是,仇凤仙自己不积极。
出书前后的这几年,仇凤仙一直有些紧张。她担心自己写得不够好,某个观点或者某段素材经不起推敲,“不是我自己收藏,或者放在电脑里别人看不见,一旦出书了,大家都会阅读,并且交流。”著书立说,在她看来是最为严肃、严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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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凤仙近照。
学术领域,仇凤仙一直面临关于研究意义的拷问。仇凤仙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从小生活在皖北农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她的研究群体都是自己村里的老人们。“农村是中国变迁的实验田,它的内容太丰富,很多好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都是在农村里面做。”不过,也正因如此,国内关于农村老人的研究多如牛毛。
仇凤仙最初在某门研究课上提出这个想法,任课老师说,写这个意义不大,农村老人一度生活困苦,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况且现在他们生活改善了很多,还有各种助老活动和帮助农村老人就业的政策。其实仇凤仙自己也没太想清楚。这种自我怀疑一直伴随她博士毕业,“论文送审出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过。”甚至一直到书籍出版,她最大的惶恐仍是这个,“就怕别人问我,写这个有什么意义?”
更大的压力来自乡土人情。仇凤仙是李村的女儿,村里人对他们家的印象是,家教甚严,孩子都守规矩。“有一次我哥哥偷吃了邻居家刚种下的花生种子,后来邻居为了防止老鼠偷吃,给种子拌了农药,因此才特意告知家长,得知此事后,我母亲把哥哥打得很重,邻居家都跑去劝,说不要打了。”村里老人都是仇凤仙的长辈。上中学时,她从不敢在村子当中的大道上骑车飞奔,会被视为不礼貌,目无尊长,要从村口便下车,推着过去。现在回村里,仇凤仙开车,仍要把车窗摇下来,慢慢开,遇到人便头伸出窗外,招呼两声。
也正因为熟悉,仇凤仙回到村里做研究,从来就不是研究者姿态,几乎是个隐形人。她的父母仍在村里住,她回家探亲的时候,逢人便聊两句。不带纸笔,不开录音,“带那些东西你就不要聊了,都用脑子记。”村里的习惯是这样的,老人都愿意聊聊别人家的事,谁家娶媳妇,谁家嫁姑娘。以前这些农村的事情哪有一点风声都不透的,村里人吵架都站在门口,一个村子的人都赶来看热闹。村的院墙本来就矮,即便关起门来,站在院里聊天,隔壁都听得清楚。那个时候的农村,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界限感不强。
如此研究得到的素材,真实,且有温度,但怎么呈现,仇凤仙很难办。村庄里面,熟人社会,不需要点名道姓,事情一说大家都知道。后来,仇凤仙删去3万字,对论文里的记叙做了案例化的处理,完全抹去个人信息,不会再被对号入座。曾有媒体采访时,想再翻出她被删掉的故事,她没给。在忠实记录和真实呈现之后,她最希望老人们依旧可以平静生活。
失去土地的老人
仇凤仙的外婆得了食道癌,即便孩子们也在村里,但都分了家。因为没钱到医院救治,整个家庭眼睁睁看着她病情一步一步恶化,直到逝世,人走的时候只有72岁。仇凤仙记得特别清楚,外婆病了之后,她买了两袋单价五六块的牛奶,外婆说,“哎呀,我以前就很想喝这个,但现在喝不下了。”
李村很多老人都是这样。有一个老人去世前的愿望是想吃一块牛肉。仇凤仙想,如果他的生活条件好一点,最后的愿望怎么能是想吃一块肉呢?
上世纪90年代,皖北农村普遍穷,一家人的生计都靠土地。仇凤仙1999年考上安徽师范大学,学校学费每年3800元,她爸妈都是很勤奋的农民,但家里没有积蓄,供她上大学,几乎要砸锅卖铁。
因为不富裕,初中时父亲跟仇凤仙提过几次,要不要不上学了?她不吱声,默默把学校发的奖状带回家,给父亲看。其实上学花不了多少钱,她一天三顿回家吃饭,连在学校睡觉的床都是从家里带去的,“主要还是家里需要劳动力,父母两个人要种将近20亩地,太累了。”仇凤仙想。后来,她二妹辍学,到南通一家纺织厂打工,小妹成绩还不错,本来能考上很好的初中,也没念下去。仇凤仙大学的学费是从信用社贷款来的,那时候信用社很少给农民放贷,她考上大学了,大学生的未来可以作为还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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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凤仙在美国访学。
“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可能是农村人最困苦的时候。”仇凤仙说。一些城市国企改革力度比较大,不少工人失业,劳动力富余,农村人又都想到城里打工挣钱。她父亲曾到北方某沿海城市务工,干了半年,只挑了几个锅碗回家,工资被拖欠了。土地上的收入又很微薄。小麦每斤3角钱,棉花卖8角钱一斤,一亩地每年赚100多元,每家十几亩地,一年收入不到2000元。然而涉农的工业产品,像化肥、农药、种子、拖拉机等,价格都不低。农民在土地上忙活一年,到头来只能糊口。
这也是村里大多数家庭的情况,一家几代人的生存都仰仗着土地。当时李村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是,老人60岁之后就要把土地让出来,给已经自立门户的儿子,儿子回馈老人一些粮食和零花钱。在农村,没有退休这个概念。仇凤仙到村里访谈,听说村里有个老人,儿子想种他的地,被拒绝了,儿子就开着拖拉机,直接到他父亲的三亩承包田里去耕种。老人躺在拖拉机前面说,“你要想来耕,就先轧过去。”仇凤仙问那个老人,为什么这么激烈?老人说,那是他的生活来源。
被分配的不只有耕地,还有宅基地。农村里有宅基地才能建房,位置固定,数量有限,一个儿子结婚,就分一次家,分到最后,可能无地可供,一些老人就把仅有的宅基地留给小儿子,自己出去搭个房子住。
在李村,这样的房子被叫做老人房。在村庄边缘,庄头是老人房聚集点,零零散散的,几家老人聚集到一片田里,各自用砖头搭出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用来睡觉,前面再垒一个低矮的小屋,算是厨房。房子不怎么遮风,可能也不通电,没什么家具,只能满足老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
仇凤仙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把房子盖得好一点?老人们回答,自己手里要留点钱,吃饭、看病、人情往来,都得花钱。“没了经济来源,他们找不到安全感。”仇凤仙说。失去土地之后,老人们随之逐渐失去权威、地位和价值,就像庄头的“老人房”一样,被边缘化了。
积极向上的自我
2003年,仇凤仙大学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到家乡的县委党校教书。县委党校规模很小,十几年没进过新人,主要面向县里干部,一年两次集中培训。仇凤仙到那里教理论课和计算机,之前学校有机房,没人会用,当时电脑还没完全普及,乡镇干部主要来学习办公软件的使用。
不用回家种地,还端上了铁饭碗,这是份很不错的工作。但仇凤仙觉得,日子一眼望到头。她在学校经常到网站上听中央党校的讲座,刻录光盘,留作学习的资源。自学几年,她不满足,又考取安徽师范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硕士,一直念到博士毕业。
2000年之后,“三农”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仇凤仙家里,经济条件逐渐改善。大学时借信用社的钱,第二年收成下来,家里全部拿去还钱。她再去念书,已经是2008年以后,家里没为她上学的费用发愁,基本都由国家资助。这次,父亲说,读书是一件好事情,支持她的决定。
她读硕士时便关注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在她熟悉的李村做研究,更易于入手。当时关于农村老人的研究,“学界基本都是一种悲观视角。”仇凤仙发现,学者们写代际剥削,老人被儿女压榨到一无所有,基本生存无法得到保障,对生活感到绝望,甚至出现了自杀现象。学者们呼吁,要关注这群可怜的被抛弃者,拯救农村老人。
仇凤仙隐约觉得,也许可以有另一种视角。在生活的压力下,老人的态度似乎并非完全被动。她的亲戚刘叔有三个儿子,给前两个儿子借钱盖好房子娶好媳妇,家里近乎山穷水尽,只好给未过门的三儿媳妇打了个欠条,保证在他们结婚5年内,盖好楼房,且不用偿还结婚时欠下的债务。欠条打好,刘叔夫妇到1000公里外的厦门捡垃圾,捡了10多年。等房子盖好,欠款还完,刘叔的任务结束,才回到李村。
可能,这类故事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但在农村,父母若没能给儿子娶妻盖房,村里人会用谴责的眼光看他们。跟亲戚们聊起来,刘叔夫妇总说,“在外面日子过得很好。”仇凤仙想,他们背井离乡,日子应该不会太好,但挣到钱更重要,比在家闲着更让他们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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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凤仙(左一)和进城务工的农村老人们聊天。
后来,仇凤仙在芜湖居住的小区里,某天一下冒出来很多老人,在打理小区绿化。仇凤仙跟他们聊天,这些老人来自附近皖南地区的农村,土地收入不足以支撑生活,便出来到城里找活干,工作日结,每天报酬80元。他们跟劳务公司对接,每天早上8点把他们一车带到城市小区里,晚上再统一开车把他们送回村里各自的家。
“放在10多年前,即便农闲时节,哪有老人愿意这么出来干活?环卫工给人家扫地,他们觉得丢人。”仇凤仙很明显感受到老人们的变化,主动适应时代的发展,起码现在都觉得这是一份工作而已,不涉及到面子。
仇凤仙看到了一种主动性,看到了农村老人积极的自我,他们身上有强韧的生命力,也有逐渐适应的能力,只不过蒙了一层悲凉的色彩——无论是在家种地,还是外出务工,他们所能做的工作都太辛苦。
逐渐找回的价值
2013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村里老人房逐渐没人住了,荒废在一边。
这跟村里年轻人出去务工有很大关系。那段时间,城里劳务市场对农民工需求特别大,出去基本上就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年轻人在外务工所得远远多于土地上的产出,农村老人的角色随之改变。
仇凤仙有个在李村的远亲,为了给儿子结婚盖房子,常年去捡别人庄稼地里没人要的小麦、红薯,后来儿子结了婚,和儿媳总因为生活琐事争吵,常吵到邻居看不过去了,上门来劝,她自己搬去了“老人房”。几年后,儿子儿媳要进城打工,婆婆儿媳之间的矛盾反而缓和了——儿子的空房子要看,孙女也留守在村里,交给她接送上学。老人的价值重新凸显。
农村老人缺少稳定经济来源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仇凤仙很熟悉的一位木匠,家里父母75岁了,还在种地和打零工,坚决不要儿子一分钱。木匠的妻子在家里照看小孩,他们有2个孩子,大儿子上高一,小女儿才5岁。木匠每个月能挣8000元,收入很不错,但除了日常开销,还要供市区一套房子的房贷,如果哪个月挣得少了,日常生活都无以为继。这样的情况,即便想拿钱出来供养老人,怕也无能为力。
仇凤仙一直在想,与其让这些老人经济困顿,与其单纯给予基本救助,不如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们发挥价值创造条件。她曾在一篇学术文章中这样呼吁过,但被一位同行批评没有人文情怀,说老人们需要休息,让他们安享晚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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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凤仙(右四)带学生们外出调研。
2015年前后,学界风向有所改变。有位农村领域的知名学者提出“老人农业”的概念,“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农村的田地谁来管?就得靠农村老人。”仇凤仙说,“与此相适应,我们农村现有的生产体系、知识体系等,都要调整,重新建构,去适合老人进行农业生产。”这一观点更重要的意义是,老人不再被规定为一个“无用”的角色、被淘汰的对象,价值和作用都被重新肯定。
2017年,仇凤仙带自己父亲第一次去北京,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他们爬了长城,看了毛主席纪念堂,父亲有感而发,还写了一首诗。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走几步就喘,虽然很累,但走得比其他人都带劲。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人生满足。仇凤仙突然意识到,农村老人也有更丰富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也许是到一个地方,看一场风景。
这几年,随着党和政府各项强村富民政策的推进落实,农村老人的生活渐渐变好。无论是在李村,还是在其他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或多或少领到一些现金补贴。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各村特色产业不断发展,特色活动不断增多,老人们能从土地上获得的经济收入也在增多。仇凤仙回李村后再看,老人们正在重新找回价值感。
“曾经那个时代就这样过去,老人已经都走了。”说完,仇凤仙沉默了好一会,“我们得抓紧时间,继续改善农村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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