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对待大臣和对待自己的家人在态度上可谓是“冰火两重天”。虽然封建皇朝的皇帝大多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不过有明一代对宗室子弟的优待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朱元璋给明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皇族子弟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明朝皇族宗室的爵位一共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级。

明朝给这些爵位的禄米分别是：10000石、2000石、1000石、800石、600石、400石、300石、200石。爵位最高的亲王除了每年1万石的禄米之外还会赐予一百顷以上的田地，即使是爵位最低的奉国中尉每年也能领到200石粮食（合2400斤）。奉国中尉的禄米如果按每人每天吃一斤粮测算足够一个六口之家吃上一整年还富余。况且每季爵位对应的收入除了禄米之外还有银钱、田地。

朱元璋所制定的针对宗室子弟的优待条件在他那个年代还看不出什么问题，因为这时老朱家的人丁并不兴旺。朱元璋平辈的哥哥姐姐以及四个堂兄都在朱元璋称帝前就死了。朱元璋称帝时的皇族宗室除了朱元璋自己一脉的子女就只剩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一脉、二姐夫李贞和外甥李文忠一脉以及两个侄女：大哥朱重四的女儿福成公主、堂兄朱重五的女儿庆阳公主。

这就是老朱家的全部，远没明末那般庞大的宗室群体，所以这时朝廷的财政要供养这些人并不吃力。可朱元璋在制定优厚的皇室子弟待遇时却低估了明朝皇室的人口增长速度。有明朝一朝光是郡王就册封了924个，郡王之下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都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公元1595年明朝宗人府户籍人口档案记载：朱氏皇族共有人数157000多人。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山西巡抚杨澄筹向朝廷奏报：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在这年8月已生育子女94名，从而一举刷新了朱姓皇族的生育纪录。洪武年间山西一省只有一位晋王，然而到了嘉靖年间山西全省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洪武年间的河南省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然而到了万历年间河南已有5000多个皇族后代。明朝皇族成员数量的膨胀发展到后来甚至连名字都不好取了。

朱元璋当年给子孙后代制定了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循环的取名规则。谁知道明朝皇族成员的数量竟膨胀到带金木水火土偏旁的字不够用了，于是明朝的王爷们只好根据太祖制定的偏旁部首硬造了一大批生僻字出来。朱元璋后代的名字几乎把汉字中所有包含金元素的字都占完了，以致于后来中国人翻译化学元素周期表时要找到不和朱元璋后代名字重合的金属元素字体都难。

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皇族宗室实际上逐渐成为了明朝沉重的财政负担。后来明朝为供养庞大的皇族宗室就把大量土地划为皇室直接经营的皇庄，从而引起了广大无地农民强烈的反抗情绪。据《明实录》记载：河南地区在万历六年时以福王为首的九位宗室藩王大概占有河南田地的十分之一。这其中福王由于颇受万历皇帝宠爱得以拥有田地3万顷，而且还获得了河南部分地区的盐铁专卖权。

明朝万历年间全国财政支出1854万两白银。这其中光花在皇族宗室身上的费用就高达552万两（占国家财政开支总数近三分之一）。要知道同时期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抗倭援朝三大军事行动一共只花费了1280万两白银。换句话说明朝供养王爷们两年的财政开支几乎就相当于万历三大征的花销。到了明朝末期面对农民起义军和关外清军的双重打击时崇祯皇帝已很难再拿出钱来发展军备了。

这时明朝每年需要供给皇族藩王的钱粮已超过了全国田赋收入的总和。这意味着朝廷的财政收入光是拿来供养这些王爷们都已相当勉强，更不要说这时内忧外患的明朝还需要大量资金救济饥民、充当军费。崇祯曾试图向自己那些皇亲国戚们募集资金，然而这些皇亲国戚们一个个哭穷不给。最终崇祯只得通过加征辽饷、练饷、剿饷的方式筹措军费，然而这样做反而激起了民间更大的反抗情绪。

明朝的藩王们除了需要耗费国家财政大量资金之外还会在朝廷制度许可之外利用自己的优势盘剥百姓：各地的藩王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法律特权开始强占田地。万历时年间成都府十一州县中王府占地十分之七、军屯占地十分之二、民田仅有十分之一。藩王的家眷连同家丁佣人加起来固然数量庞大，但再大也不可能比民间百姓的数量更多。

一家一姓就占了地方上十分之七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只占十分之一。如此剧烈的土地兼并现象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朝廷可征的田赋收入大为减少，二是失地农民的数量大为增加。一边是失去土地后生计无着而只能造反的农民，一边是拿不出钱来镇压或安抚起义的朝廷。这种现象的持续发展实际上就已注定了明王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明朝的藩王们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其它搞钱的路子：历代明朝皇帝将一些地区的商税、鱼刻岁米赏赐诸王。藩王们则往往在水陆要津私设税关向过往商贾征税。此外他们还开设店铺经营各种垄断商品。以前历朝历代由朝廷直接专卖的食盐在明朝逐渐成为地方藩王既搞乱了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从而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同时又影响到了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三镇之军需、九边之储饷无所措办”。

朱元璋生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子孙后代所需俸禄会膨胀到比明朝一年田赋税收还多，他也不会想不到自己的子孙后代会通过兼并土地、经营食盐等方式使朝廷收入锐减、百姓生计无着，他更不会想到这些王爷们作为明朝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却在朝廷危难之际选择袖手旁观、醉生梦死。直到明朝灭亡前夕皇亲国戚们仍在享受着末日来临前最后的狂欢。

直到农民军抵达河南时福王朱常洵依然不肯捐出一分钱给朝廷筹备军费。当李自成攻陷洛阳后福王朱常洵被烹杀。蜀王和楚王家里钱财堆积如山，却不肯为国家出半分力，最终万贯家财全都落入了张献忠手里。事实证明两百多年醉生梦死的狂欢并不是免费的。明朝的王爷们打生下来就享受着特权带给他们的种种好处。这些王爷们早已习惯了从小养尊处优的生活。

明朝的藩王们总觉得自己生来就该是高人一等的，可他们没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明朝是否存在。一旦新的统治者出现就意味着王爷们必须为以前锦衣玉食醉生梦死的生活付出代价了。可只要这一天还没成为现实摆在王爷们面前，那么他们就会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得过且过。事实上明朝王爷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蛀空他们赖以生存的王朝政体的基础。

如果说藩王们是掏空明王朝的蛀虫，那么身在上位的皇帝难道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吗？朱元璋当年定规矩时也许不会想到未来那么久远的事，可明朝后来的历代皇帝难道没感受到国家财政的压力负担吗？恐怕或多或少是会有一些感觉的。可即使感觉到又如何呢？要解决这种历史遗留积重难返的问题需要有坚强的魄力和巧妙的智慧。明朝后期那些痴迷于游玩、修仙、做木工的皇帝们哪个是有励精图治之心啊？

这些皇帝即使多少感觉到国家财政的压力，可他们却并没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这种压力没影响到他们游玩、修仙、做木工的兴趣爱好就行了。这些皇帝实际上和藩王们一样不过是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只管自己眼前的享乐。等到崇祯皇帝在位时这个问题终于拖不下去了，而崇祯比起他之前的几位皇帝也确实勤于国家政事，只不过这时的他面对早已积重难返的局面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