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平台上，一位37岁的深圳二孩妈妈，分享了最近她在香港的求职经历——面试一周找到新工作，在整个求职过程中，没有面试官问起她的年龄和婚育状态。

这段分享引发了极其热烈的讨论，讨论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香港职场工作多年的人，对此似乎习以为常，“香港公司不会问你结婚、生孩子、年龄这些隐私问题的，能力、经验和学历是招聘的关键指标”。一位女性用户特别提到，自己52岁，最近刚刚找到一份新工作。

另一种是经历过深港两地职场，或者在深圳职场沉浸多年的人，他们陈述的，大多是内地“35岁即失业”的职场年龄危机，以及大多数女性都遭遇过的与婚育相关的性别歧视。

2019年，彭友林在香港读完研究生后，因疫情等因素，放弃了当地的工作机会。过去三年，他先后在广州、深圳各打过一份工，经历过欠薪，加班等职场毒打之后，他计划再去香港，寻找新的机会，“相比广州工资低，深圳加班狠，香港的工作，性价比是最高的”。

香港女孩贺竹深今年在广州一所高校读大四，她身边的同学，大都在应付考公或者考研。她计划本科毕业后回港求职，“香港很急、很快，但不卷。职场下限也要高一点，你总能找到活儿干，就算是去麦当劳，也是可以实现温饱的”。

在职场内卷白热化的今天，如何跳出这套竞争规则，是每个人不得不思索的问题。彭友林们，也在用抓得住的机会，尝试另一条路径。

“性价比最高的职场”

按照彭友林最早的职业规划，毕业后在香港找份工作，“月入几万不是问题”。

现实给了他沉重打击。毕业前夕，他拿到香港一家公司的offer。考虑到当时香港的局势，他计划先回广州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港寻找机会。回到广州后，长辈推荐他到一家足球俱乐部工作，月薪6000块。

很快，疫情来临。他在足球俱乐部工作待了一年多，受地产行业影响，俱乐部运转逐日举步维艰，在他工作的最后三个月，公司连薪水都发不出来。

彭友林的第二份工作在深圳，收入比之前高了一截，工作强度也比之前强了许多。他主要负责业务推广，每天要应付的事务繁重琐杂，经常在夜里11点回复客户问题。工作与生活搅在一起，令他不胜其烦。

从相熟的朋友口中，彭友林了解过香港的职场生态，“香港的福利保障都要好一点，大家心态上没有这么强的危机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下班就是下班，一般没有人下班后还找你。”

“广州没有深圳卷，机会也没有深圳好。广深港三个地方，香港性价比是最高的，薪酬更高，工作强度也没有深圳大，深圳是又累薪资又低。”这是彭友林对三地职场的印象评价。

离开香港三年，彭友林的签证早已过期。他计划找好工作后，与持有香港工作签证的女友登记结婚，以此解决签证的问题。

女友袁园2017年从香港一所高校毕业后，便留在当地从事保险工作。疫情来临之前，她的工作、生活顺风顺水，“收入还不错，那是香港黄金时代的尾巴”。

袁园和彭友林都认为，香港在短时期内，回到2019年之前的“黄金时代”几乎不可能，但两人还是更向往香港的机会和工作环境。

“在深圳这三年太焦虑了，这跟在香港的焦虑不一样，香港是渴望向上的焦虑，在深圳，是找不到路的焦虑。我身边很多深圳朋友，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疫情之后，袁园从香港搬到深圳生活，受疫情、封关等因素影响，每年销售保险赚到的钱，比起之前缩水了一大半。

与贺竹深一样，袁园也认为，香港对普通打工人要更友好一些，“香港的收银员，一个月都有一万七八，你愿意吃苦，还是能赚到钱的”。

今年一月份，港府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每小时37.5元调升至40元。根据特区政府公布数据，2022年第三季，香港就业者每月收入中位数为2万港币。

“捡漏”的好时机

过去三年，受通关政策影响，贺竹深回香港的次数寥寥可数。今年春节，贺竹深回港待了两个多月，她在熟悉的生活半径内，觉察到香港经济的一些微观变化。

贺竹深家附近的几条街道，疫情前是游客们最爱光顾的地方，街两边分布着大量药妆店、珠宝店。今年回家，她发现这些店铺，大都被本地餐饮和咖啡店取代。

“感觉服务本地人的餐饮业反而更旺了，以前服务游客的那些生意，确实衰落了。新闻上讲，莲香楼这些香港老店关闭了，据我了解，疫情前更依赖游客的消费”。

贺竹深也发现，香港本地餐饮比以往更亲民了，“出现了很多30块两菜一汤的盒饭，这个以前是没有的”，这也是过去三年，香港餐饮业的求生策略，“很多原来做高档酒楼的老板，为了应付疫情的冲击，转做快餐外卖了”。

除了经济生态上的微观变化，在香港同龄人身上，贺竹深能感受与内地不一样的竞争氛围。

去年年底，她回到香港参加聚会时，发现临近毕业的朋友们，就业心态相当轻松，“普遍想的就是过完年，二三月份再说吧”。

在贺竹深的印象里，香港多数大学生，本科毕业后会直接进入职场。香港职场在招人时，对文凭的评判也更理性，“有个前辈跟我说过，如果你做的不是技术含量特别高的职位，本科生是最好的，如果你是硕士，老板会有点犹豫，如果你是博士，老板可能就把你刷掉了”。

在广州的同学中，考研、考公是大多数人的毕业选择，“很多人进入大学，就开始规划考研或者考公”。

除了考研考公，很多同学也不敢放弃其他选项，“身边的人都在实习，有些贴钱去实习，丰富自己的简历，或者争取秋招、春招等各种机会。大环境的竞争太激烈了”。

在贺竹深熟识的香港同龄朋友中，大家会利用寒暑假，去尝试不错的实习机会。平时课余时间，大多数人会选择奶茶店、服装店兼职，“就是想赚点钱，并不是丰富履历”。

“香港没有那么卷，反正你最后总是有一份工作做的。香港的工作强度还是很大的，很急、很忙，但竞争的人没有那么多。卷人也有，不过整体氛围没有特别卷的意识。”

根据近期搜寻香港工作机会的见闻，彭友林发现，当下的就业形势比他2019年毕业时要乐观许多。

他先后向几个相熟的香港朋友打听过工作机会，对方很快就给出了回应，“他们公司里都有在招的合适岗位”。彭友林正在争取的一些意向岗位中，不乏收入可观的工作机会。

他的经历也侧面印证了香港当下的就业市场现状。

2020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到，过去两年，香港流失劳动人口达14万。港府2022年9月就业及空缺统计报告显示，零售业缺4995人，航空运输业空缺3523人，金融服务空缺4468人，教育行业空缺7905人。也有人形容现阶段，是外地人才去香港“捡漏”的好时机。

香港一位高端猎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香港初级人才市场一直处于不饱和状态，本地毕业生数量满足不了市场需要。而且，由于过去两年中高端人才流失，不少公司更加重视初级人才的培养及晋升。

去年年底，香港推出了“高才通”等人才引进计划。根据特区政府公布数据，截至3月6日，该计划收到超过1.4万份申请，申请者一半为30岁以下年轻人。

相比内地，香港职场对30岁以上女性也更为友好。据统计，香港年近40岁女性，就业率为75%。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出版《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2022年版）》，2021年香港就业人口中，女性为186.51万人，男性为180.51万。

在186.51万女性就业者中，20岁至29岁女性占比15%，30岁至39岁、40岁至49岁、50岁至59岁女性，分别占比 26.79%、26.5%、22%。专上教育程度（大专or本科以上学历）的女性就业者，时薪中位数为111.1港币。

“人才荒”现状下，香港的居住成本也在下降。据香港美联物业公布数据，去年12月，香港平均租金下跌4.1%，至每平方米360.9港元。

还未确定工作，彭友林已规划起未来的存钱计划，“去香港后，打算每个月存2万块，在这边节衣缩食，一个月最多存六七千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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