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这段文字是从邓颖超一篇文章中截取的。她前几天刚听说宋庆龄病危，心中悲痛不已，立刻挥洒笔墨写下这篇文章——《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表达自己对这位伟大女性的敬仰与热爱。

图|邓颖超

就在几天后，宋庆龄在寓所里合上了双眼，这位一直为中国和平事业努力的女性还是离开了。之后，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为她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份周恩来的祝酒词，那是宋庆龄去参加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后带回来的。

这份祝酒词经检查就是很正常的祝酒词，没有任何机密和特殊之处。工作人员十分惊讶，不明白宋庆龄为何将它保存下来，且还与她亲笔书写了书皮的《广州蒙难记》、有毛泽东签名的《毛泽东选集》收藏在一起。

与这么多极具纪念意义的物品保管在一起，足以证明宋庆龄对这份祝酒词的珍视，对宋庆龄而言，这份祝酒词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她和周恩来之间关系如何？为何她会珍藏周恩来的祝酒词？

这一切都要谈起国共第一次合作，那时宋庆龄和周恩来才刚刚相识，国民党还在孙中山手中，宋庆龄作为他的伴侣，不仅是他在家庭里的温暖港湾，也是他在革命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周恩来此前虽未见过宋庆龄，但早已听说她的端庄与坚毅，心中甚是敬重。

1924年11月，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特意邀请宋庆龄到军校为全体师生作演讲，鼓舞大家参加革命的信心与热血。巧的是，两年后，在宋庆龄倡导下举办的广州妇女讲习所中，周恩来被特邀前往广州为妇女们授课。两人的革命工作配合，可以说是有来有回，十分默契。

图|宋庆龄

之后，北伐战争响起胜利的炮火，宋庆龄跟随国民政府转移到武汉，积极投身于救助伤病将士的工作中。那时，国民革命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叛军夏斗寅作战，军中伤员陡然增加。为了更好地救助伤员，宋庆龄毅然在汉口成立红十字会，并亲自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周恩来再次收到宋庆龄的邀请，听闻此事后大感敬佩，积极参加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赞扬道：“这个红十字会的成立必定能为救治北伐伤病员起到积极作用，希望大家协同帮助，共渡难关。”

会后，周恩来还提出了不少关于红十字会的详细实施方案，帮了宋庆龄大忙。后来，宋庆龄接受采访时，直言：“当时我也是第一次，说实话没有底，恩来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宋庆龄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很友好，在南昌起义发生时，她没有与国民党一起迫害共产党人，反而旗帜鲜明地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荣辱与共，并肩战斗。在周恩来等人备受压迫时，宋庆龄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929年，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宋庆龄急忙携子从苏联回国。而在1931年8月，她又一次回到祖国参加母亲的葬礼。短短几年，失去了两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宋庆龄心如刀绞。

即使在悲痛中，宋庆龄也没有忘记祖国的革命事业，回国后不遗余力地支持共产党，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抗争到底。周恩来在上海进行主要工作时，宋庆龄冒着生命危险，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威望，保护了中共许多秘密文件，将它们藏于住所，使国民党特务无法追查。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上海时，宋庆龄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她依旧坚持抗争。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宋庆龄没有斩断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多次设法恢复地下党的电台和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苏区展现出强劲的生机，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观望。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想要前往苏区采访，为此特地拜访宋庆龄，请她联系并说明此事。

宋庆龄深感这是个好机会，便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斯诺成功得到采访的机会，著名的《西行漫记》也得以出世，首次让全世界的人民了解到红军漫漫长征的历史。

与此同时，极大的危机正在逼近中国人民，来自日本的侵略者磨刀霍霍踏上我国领土。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时，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宋庆龄坚决表明支持，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反对内部消耗。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情，宋庆龄和周恩来有着共同的目标，分别在不同的岗位积极配合对方的步伐，积极推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的工作。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曾在谈判中提出：“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应该安排宋庆龄等人进入国民政府任职。”这一提议极大地表现出，周恩来对宋庆龄的信任和看重。

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几人打算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路上经过上海时，一致认为应该看望一下宋庆龄。宋庆龄收到党组织的通知后十分喜悦，这十年间她没有停止过与中共领导人的合作。但出于各种原因，天各一方，只能书信往来，心里十分挂念他们的安全。

图|蒋介石

尤其是宋庆龄与周恩来，一别之后，再难相见。当周恩来等人抵达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号，宋庆龄早已在门口等待，热情迎接他们，向他们表达诚挚的问候，特别是一直通过信件合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向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问候。他们一道商讨目前国内的抗日形势，以及中共的抗日主张。交谈中，宋庆龄一直很沉着，她表示自己完全支持这些主张，对他们说：“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见面让宋庆龄对共产党更为信任，同时也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更为坚定。她坚信只要中国人民能团结一心，就没有闯不过去的难关。

没过多久，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军计划向上海发动进攻，周恩来十分担忧宋庆龄的安全，多次发电通知她转移。于是，宋庆龄秘密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到了香港后，她联络了一批爱国人士，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宋庆龄筹集大量物资送往前线，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8年，为培养群众进步思想，《鲁迅全集》正式在国内出版。宋庆龄作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副主席，将刚出版不久的《鲁迅全集》送了一套给周恩来。周恩来此时正在武汉工作，积极主动为此书做宣传，打心底认可宋庆龄等人出版这套书的社会意义。

宋庆龄虽一直在后方，但却从未停歇过。她在香港不断呼吁国内外各界人士支援中国抗战，像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等组织的建立，都离不开宋庆龄的领导。在此期间，周恩来也很关注、支持他们的活动。在宋庆龄的请求下，周恩来还定期提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有关材料，以满足海内外朋友的需要。

而好不容易外患即将被解决，皖南事变却又发生。事件发生时，周恩来立刻向国民党发出抗议，在重庆愤怒挥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和陈友达三人联名发电蒋介石，质问他为何要破坏抗战，还对抗战同一阵线的共产党出手。他们明确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而后，共产党坚持斗争，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皖南事变的12项条件。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中将其内容发表，这一行为为中共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成功将蒋介石集团孤立起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避居重庆。那时，她只有一楼的自由，特务严密监视着她，哪里也去不了。即使如此困难，宋庆龄仍想方设法通过廖梦醒和王安娜与周恩来保持联系。

1942年冬，董必武即将回到延安，宋庆龄特地设宴为他饯行，其中也邀请了周恩来，两人许久不见，在宴会上闲聊甚欢。宋庆龄看着壁炉架上悬挂的两串禾穗，深情地说：“我国几亿农民把它看得比金子还贵重。”

周恩来双手抚摸着禾穗，意味深长地说：“待到革命胜利后，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即使国内情形未定，他们正处于险境之中，却依旧对革命的最终胜利抱着强烈的信心，热烈憧憬着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

图|周恩来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海外统一战线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美国。宋庆龄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关系，热情帮助周恩来在重庆进行对美统战工作，完成周恩来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完成的任务，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

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士兵开枪击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李少石，而后自称是误杀，被国民党包庇。共产党人与革命者得知消息后，无不愤恨。

在将李少石送葬时，周恩来和宋庆龄都亲自到达现场，用行动表达自己对革命者牺牲的哀悼，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期间，周恩来担忧宋庆龄的身体，不愿她忧伤过度，请她提前回去。宋庆龄严词拒绝，道：“我要与所有牺牲的革命者走完剩下的路。”

1949年，内战即将结束。为了妨碍共产党掌握政权，国民党残党潜伏在各地伺机破坏局面，暗害重要领导人。如今国内还算不上安稳，为保护宋庆龄的安全，周恩来和毛泽东联名致电，诚邀宋庆龄去往北平。

为了保证消息一定送到，周恩来还特地请了宋庆龄最信任的同志，嘱咐他务必把电报当面送到。周恩来向来对宋庆龄敬重万分，他还跟同志说了两个不能：“第一，必须秘密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宋庆龄收到电报后十分感动，当即写了回信，表达自己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感谢之情，再次坚定永远追随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决心。

上海终于解放，周恩来再次写信邀请宋庆龄前往北京。除此之外，他还让妻子亲自去上海邀请，路上的乘车问题、护送工作全部都打点好，直到确认一切安全才放心。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一起共商国是的机会变多了，两人联系越发密切，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宋庆龄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影响力都不容小觑，在不少难题上，周恩来很愿意听取她的意见。在外交活动场合，周恩来为了表达自己的尊敬，常常落后于宋庆龄，让她走在前面。

除了工作上的交往，两人在生活上也很关心彼此。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北沿的住所，是周恩来亲自选定，并请人修葺完善的。每当两人一起参加外事活动时，周恩来都会提前将宋庆龄的住行安排得当，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她的生活。

而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往返时，也经常带一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周恩来对此经常感到过意不去，有一回送礼的人又来了，他便请那人转告宋庆龄：“礼物已经够多了，请不要再费心了。”宋庆龄听到后，不以为然地笑了声，说：“这可不是什么费心的事，而是我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的安慰。”看样子，她并不愿意放弃这个习惯。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周恩来常常走动，去宋庆龄的住所看望她。但宋庆龄却不怎么请周恩来见面，建国前宋庆龄常常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一日，照顾宋庆龄的工作人员好奇，问了这个问题，她回答道：“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宋庆龄虽鲜少邀请他做客，但对周恩来的关心一点没少。

1950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银婚纪念日即将到来，但两人没有主动向他人提起过这件事。但在那天，却收到一条来自上海的贺电：“你们在结婚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图|邓颖超和周恩来

这正是宋庆龄准备的贺词，电报内容很短，却完全体现出宋庆龄对周恩来夫妇的关心，坚固的友情不会随着时间和距离消散。国家成立之初，为了让更多外国人士了解新中国的真面貌，周恩来决定创办一个对外的刊物，但由谁负责呢？他想到了宋庆龄。

宋庆龄在国外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在国际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声望，并且早已创办过《新闻通讯》这一刊物，积累了大量经验，国内没有比宋庆龄更合适的人选了。

于是，周恩来提前通知宋庆龄要来拜访，两人在共进晚餐时，将这件事摆在了餐桌上。周恩来说：“创办刊物这件事想必你很熟悉，我希望这次的对外刊物能由你来负责，意向如何？”

宋庆龄笑着点头，当场答应下来：“这个任务可不轻松，我得好好处理。”接下来，两人开始讨论刊物创办的具体流程，对外刊物代表国家在外界的形象，一点也不能马虎。详细事宜直到1952年才商讨完毕，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终于创刊了。

闲暇之余，周恩来常常关心对外英文刊物的情况。1957年，周恩来还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亲笔题词：“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

往后数年，两人彼此扶助，一同为国家建设新天地。但时间是世间最不留情的规则，随着年纪老去，这对好友都深受疾病困扰。

周恩来几十年来，为了党和人民一直殚精竭虑，操劳过度。虽挺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大难关，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最后被医院检查出癌症。宋庆龄听说后非常牵挂，想去看他。

图|周恩来

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清晨，宋庆龄突然出现面瘫症状，被送往医院治疗。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医院，询问宋庆龄的病情。还好病情发现得早，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她已经大致康复。

宋庆龄依旧很挂念许久未见的周恩来，想要从池塘捞一条鱼送到中南海去。但由于身体不适，无法亲自参与，只能在窗边看着工作人员撒网。当看见一条沉甸甸的大草鱼时，宋庆龄难得露出笑容，当即让秘书将鱼送去给周恩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收到了鱼，但回信的却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宋庆龄察觉到老友的病可能很严重，可她又无法过去探望，只能不停派人送些营养品。因为早先听说鸽子蛋营养价值高，宋庆龄便把养的鸽子下的蛋一个个攒起来，派人送给周恩来加强营养。

1974年9月30日，宋庆龄受邀参加国庆招待会。这次招待会的规模很大，足足有四千五百人出席。往年的国庆招待会都是周恩来主持，而今年所有人都在担心他能否到场。

宋庆龄来前还给友人写信，说不抱希望能见到周恩来。但令人震惊的是，招待会才刚开始，周恩来的身影就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一如往日般气度非凡，身上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看轮廓消瘦了许多。

在座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但大部分人不知，周恩来的情况其实不允许他出场，主治医生也非常反对。但周恩来坚持出席这次招待会，因为他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大家见面的机会了。

图|周恩来和宋庆龄

周恩来不顾医疗组的反对，坚持亲自完成祝酒词，与附近的宾客一一握手，片刻后便退场离开。宋庆龄远远看着，找不到机会交谈，但今天能见面就是一个惊喜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次招待会是两人最后一次近距离相见。

1975年1月13日，宋庆龄曾坐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台上，远远看到瘦骨嶙峋的周恩来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背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宋庆龄得知消息时，情绪一度失控，泪流满面，十分后悔没有争取与好友进行交谈，只能将那份饱含遗憾的祝酒词保存好，放进黑色角柜。而宋庆龄自己也被病魔缠绕，情绪一直很低沉，病情越来越严重。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无法再坚持下去，追随好友的步伐离去。邓颖超赶在此前，将文章念与她听，告诉她：“我也算是替恩来看看你，你是国之瑰宝，应当永远明亮。”

从革命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周恩来与宋庆龄二人，相识、相知半个世纪。彼此信任，彼此依赖，齐心协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此后尽管相继离世，但这段友谊可谓是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