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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用放安全帽的架子

来源:baiyundou.net   日期:2024-07-05

华安里的社会时钟在凌晨4时许开始转动。


筒子楼里响起水龙头的流水声、起锅的刺啦声、水烧开的咕噜声。借着各家灯火,戴亮色安全帽、背大背包的人最先走出楼栋。握手楼间的窄路,像毛细血管一样连通华安里内部。


人们在两条主路相交的路口停下,等待公交车与接驳车的到来。在武汉尚未苏醒之际,他们将去往这座城市的工地、工厂及其他需要零工的地方。


这里位于武汉二环和三环之间,距汉口火车站1.8公里。两条铁路将这片蓝色铁皮棚户区切割成老村和新村,两处涵洞是进出的必经之地。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曾在此处取景,拍下迷宫似的筒子楼和麻将馆。


在华安里,每百米就有一面“信息栏”,层叠着招工启事和租房信息。杂乱无章的电线像肌肉纤维一样触达角落,摄像头四处可见,机身上的数字大多斑驳。


华安里主干道。图/九派新闻 万璇


华安里被称作武汉的“九龙城寨”,是武汉中心城区现存最大的社区型城中村。它占地1.08平方公里,有2005栋自建房,80%以上为外来流动人口,巅峰时达10万人,曾是武汉人口密度最大的城中村。


市区很少有比华安里房租更便宜的地方。华安里社区党委书记陈锋介绍,社区内自建房的房租在200元到800元不等,而位于社区入口的远洋心语、天嘉园住宅小区,房租都在2000元以上。


这里有各种地方口味的早餐,2元钱能买4个包子,热干面在这不是最受欢迎的食物。服装店兜售批发价的衣服鞋帽,筒子楼底下有公共澡堂和洗衣机。这里还有三家幼儿园,“红枫幼儿园”每月的保教费是850元。


2020年武汉地铁12号线(江北段)开工,华安里部分区域被征收为项目用地,新村近400栋楼被纳入拆除范围,部分租客搬离,多数工厂迁至汉口北。陈锋介绍,如今华安里的流动人口已回落至2万左右。


华安里的墙壁都被统一刷成绿色。图/九派新闻 万璇


以柏润路为界,东南方向的楼房只剩下一副“空架子”,西北方向也空了两栋。路边便利店里,2个立式冰柜里饮料寥寥,店里能找到的米面粮油,包装都已褪色。老板一家也计划搬家。


在待拆迁的楼房里,大红床垫、碎花被褥、婴儿毛毯和彩色陀螺玩具被遗留下来,水管里的淅沥声在寂静中被放大。房间只有一根白炽灯管——是这5平方米不到的卧室里唯一的光源。


在武汉摄影师刘诗宇眼中,过去这样的城中村在武汉比比皆是,华安里并不著名。成为《南方车站的聚会》取景地以前,它只是城市背面的模糊写照。


直到2021年,城中村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逐步消失,华安里在短视频中被称为“武汉中心城区最后一个城中村”。这个落魄江湖的概念击中了刘诗宇,他想用相机记录下城中村的消失一瞬。


刘诗宇去过广东的城中村采风,他认为华安里是特别的,这里的汉漂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更是“在生活”。潮湿幽暗的环境里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人晾晒咸鱼腊肉,还有大爷冲他摆pose。到了傍晚烧烤摊摆出来,孩子会在空地上打羽毛球,乡音将外来者们连接在一起。


刘诗宇认为,城中村是城市梦的开端,它为漂泊的人群提供低廉的生活成本,人们满怀着对城市的憧憬,在这里开启立足武汉的第一步。他过去住在城中村的亲友,如今也有了自己的事业,成为新武汉人。他感受到个人梦和城市发展的耦合,“华安里是伟大的,虽然它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以下是五名“汉漂”的自述


【1】赵明 湖北孝感人 34岁


「华安里是赵明来武汉的第一站。他做过酒店服务员、服装厂工人、麻将馆店员,最常吃出租屋斜对面的那家木桶饭,饭馆老板是孝感老乡。华安里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半径。他没有成家,最近一段恋爱发生在十多年前——他在附近的轮滑场里认识了一个在服装厂工作的女孩,但爱情无疾而终。」


我出生于1989年,17岁跟着我哥来武汉。都说人往高处走,我也想来大城市发展。刚到汉口,跟人打听,都说华安里这边房租便宜,还有工作可找。


刚来时华安里人多店多,业务多得很。很多人都在附近的工厂做事。这里有很多服装厂,现在大多都搬去了汉口北。


我最开始在酒店工作,后来又去服装厂做了几个月,工厂效益不好。现在我在麻将馆打工,给老板收钱、管理桌子,一个月工资四五千,从晚上6点干到白天。


华安里的娱乐方式只有打牌和上网。这里外地人多,说着各地的方言,在店里的时候就说普通话。这里也有很多外地馆子,我最常去的是一个孝感老乡开的木桶饭,一顿只要十几元。剪头发也便宜,只要十块。


华安里一角。图/九派新闻 万璇


我租的房子就在街边,月租500元,是个小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是公共的。晚上躺在床上,能听到火车开过的声音。在华安里房租贵的七八百,便宜的就三四百。这些年,这里拆了搬那里,那里拆了搬这里,搬来搬去的,但我都没离开过华安里。


父母在老家,我有时会把钱汇回去。我没有成家,刚来武汉时谈过一段。我们在溜冰场认识,那时候青年都在溜冰场认识对象,年纪相仿的工友会约着一起去滑冰。我认识了在另一家服装厂做熨烫的女孩,她也是孝感老乡,谈了一段时间。


大家来的时候,都是听说这边能挣钱。现在我哥他们都回老家了,说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我觉得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


【2】刘亮 重庆万州人 59岁


「13岁那年,刘亮扒着火车离开万州,开始四处流浪。30岁那年,他到了武汉,做过各种工作,并与一位离异的女人组成新的家庭。2012年,他们搬到华安里居住,暂时结束漂泊的生活。

刘亮的出租屋前是三条铁轨,火车在不同时间里呼啸而过,声音足以掩盖人们的交谈。这让他想起了过去——他曾给郑州东站施过工,看着一座高铁站平地而起。」


我13岁时母亲去世,我开始到处流浪。1994年听说武汉有活干,我沿着长江坐了两天一夜的轮船来到武汉。


我没文化,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最开始一天工资只有三块钱,慢慢涨到十几块、七八十块,到现在三百块。


在工地上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老婆。她也是外地人,一个人带着一儿一女。我们住在工地,自己弄来铁皮搭棚。


2010年我们跟着工程队到郑州建高铁。2年后工程队搬回武汉,但工地都是大通铺,跟别人只隔一张帘子。那时华安里的房子便宜,我们就在这住下来,一直到现在。


这栋楼有6层,我住在4楼的单间,有公共厕所和厨房,屋里可以摆下一张床、一张桌子。搬进来后,家里慢慢添置了锅、电饭煲、洗衣机、冰箱,后来又买了空调,武汉的夏天不吹空调睡不着。


但很少有人会买电视。因为我们睡得早,工地远,4点多就要起床,赶最早那班公交。有些工地7点就开工,以前线路少,我有时要搭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做事,回到家天都黑了,吃饭洗澡,没时间看电视。


我们搬到华安里时,门前只有一条铁轨。忘了什么时候有了第二条,然后又有了第三条。火车经过时很吵,刚搬来时睡不着。我在这间屋住了十几年,时间久就习惯了。


华安里的房屋都是蓝色铁皮棚顶,两条铁轨将其分成老村和新村。图/九派新闻 陈冬艳


这两年生活变好了,附近建了几个楼盘,很多人去租更舒服的小区房。我之前也想过搬走,但小区房贵,月租起码要1500元。我老婆不常在这边,我一个人不用住得太好。房东给我降了房租,原本每个月500多块,现在一个季度收1000块。


华安里有很多万州人。我3个妹妹都在,有一个妹妹就租住在我楼下。


我和老婆没有要孩子。两个孩子对我比亲生的还好,除了抽烟喝酒和打牌的开销,我挣的钱全都给他们了。


孩子们前几年结婚了,儿媳是重庆奉节人,女婿是湖北黄石的,他们在蔡甸区买了房,孙子和外孙在武汉读书,我老婆过去帮带孩子,半个月回来一次。儿子女儿叫我过去一起住,但我不想去给他们添麻烦。


我还在工地上做事,不是每天都有活干。近年来地铁修起来,公交线路也增加了,有些工地还会派私家车来接,出行方便很多。等12号线修通,我走到地铁口只要10分钟。


我是看着武汉发展起来的。刚来的时候,汉口火车站只有3个站台,现在有18个了。东西湖体育馆我也参与了建设。马场角以前是芦苇荡、鱼塘,现在建了一大片房子。华安里周围的小区也建起来了,楼越盖越高。


我明年3月份60岁,好多工地都进不去了,但还没有回老家的打算。在武汉待惯了,如果华安里不拆,我就在这里养老。


【3】徐丽丽 湖北恩施人 26岁


「徐丽丽在华安里租了一间能晒到太阳的房子。成为一名母亲前,她在广州打工,也住在城中村。生下儿子第五个月,徐丽丽来到华安里,她说这里比广州的城中村宽敞、干燥,最重要的是离恩施近。

现在,徐丽丽在服装厂学习技术,期待学成后将儿子接到身边,让他在武汉上学、工作,多年后成为“新武汉人”。」


我在新村和老村交界的地方租了一间开间,月租400元,这里没有高大建筑物遮挡。


我是湖北恩施人,2021年来到华安里,那时刚生完儿子5个月。公公生病,老公在家照顾,老乡介绍我来这,进服装厂剪线头。每天从8点工作到下午6点,有时加班到晚上9点。我喜欢加班,这样挣得到钱,忙起来一个月能拿五六千。


7月的武汉特别热,我从恩施搭4个小时高铁到汉口站,又从汉口站搭半小时公交,才到华安里北门。一下车就被晒得头晕。


华安里两条主干道在北门处交汇。图/九派新闻 万璇


老乡请假来接我,陪我找房子。走到巷子里就没那么热了,因为房子密,太阳晒到的时间短。我总觉得巷子里黑黑的、湿湿的。到了晚上,还想穿上外套。


我最开始租的房子在老村,是一间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开间,350块,和老乡在同一层。这个价格很便宜了。广州城中村里,一样大的房子要500块。


2015年我18岁,跟同学去广州的一家服装厂打工。我们住不惯厂里的宿舍,就到城中村租房子。过了一年多,认识了我老公,就回老家结婚了。


广州的城中村比武汉的高一些,楼道间的距离也窄一点。但他们屋里喜欢贴瓷砖,楼梯装有护栏,到回南天,地砖和墙面都会渗出水珠,护栏也湿漉漉的,我没法习惯。离开后,我没想过再去。


相比之下武汉的天气干燥得多,吃饭和口音跟我老家接近。最重要的是,它离恩施近很多,我方便回去看儿子。


我在这里基本是跟老乡待在一起。每天早上7点起来,跟老乡们一起走去华安里北门的服装厂上班,下班后回来自己做饭、看电视,发工资那天买点凉拌菜,叫老乡来家里吃饭。不加班时我们去另一个老乡的店里吃,她家的腊肉很有恩施特色。她每次给我们做的菜量都很大。


在老村的房子晒不到太阳。去年老乡回恩施生孩子,我就搬到现在的屋子,房租涨了50块。我早就看上了这间屋子,楼下有很多卖炒饭和卤味的小摊,经常有人走动,我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这两年很多人离开了华安里,因为工作机会少了很多。但我没打算离开。华安里有幼儿园,等我在厂里稳定下来,就把儿子带到这里上学。他快3岁了,我错过了他第一次走路、第一声妈妈,不想再错过更多。


我没能力在武汉买房,但我好好上班挣钱,争取让他在武汉有学可上,给他提供更好的起点,希望他能真正在武汉留下来。


【4】祝霞 湖北随州人 55岁 


「前任丈夫去世后,祝霞带着儿子离开随州老家,来到华安里挣钱还债。在这里她遇到了现任丈夫——一个在工地打零工的四川男人。

年初开始,祝霞不再打工,她觉得自己该休息了,但仍住在复兴五村的出租屋里。她说随州比武汉冷,而且她生病了,回村里干不动农活。但丈夫已经动了回四川的念头,祝霞还在犹豫。她在华安里度过了人生最安稳的14年,如果真到了离开那天,她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


武汉最近降温了,还是要比随州暖和几度。到武汉14年,我只回过随州两次。


没来华安里前,日子过得很苦。我上一个老公生病,我要照顾他,还要挣钱给他看病。儿子懂事,读完初中偷偷跑到广州打工。


2009年我41岁,老公去世了,剩下我们母子和一屁股债。老家挣钱少,我跟着隔壁村的人来了武汉。那时很多工头来华安里招工人,每天都有活干,房租也便宜,一百多能租一室一厅。


华安里有许多“信息栏”,上面贴着招工启事和租房信息。图/九派新闻 万璇


我去工地帮人搬木板、做小工,好的时候一天有100块。这个工地做完了,又换到下一个。到前两年,干一天能拿160块。


我来两个月,儿子也过来了,年轻人都去服装厂上班,我拜托老乡给他找了个熨烫的位置。他最开始跟人学做小烫,烫零碎的布料,现在是中烫了,烫裤子的口袋,加班多的话一个月有七八千。再学几年去做大烫,工资更高。


很多人说华安里的环境不好,我们都能适应。出来打工,有个地方住就行。至少儿子在我身边。我回家比他早,他下班回来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在这里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有活干就能挣到钱。2013年我们第一次回随州过年,把欠的钱都还掉,还装修了房子,以前很多人看不起我们,现在扬眉吐气了。


来华安里第五年,我在工地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比我小两岁,没结过婚,跟着老家工程队来武汉做建筑工。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人,没事就一起去楼下打牌,晚上去常青公园跳舞,很开心。有时觉得华安里才是我的家。


华安里现在的人少多了。晚上出来散步,我感觉很冷清,以前经常能碰到认识的人。这两年活也少了,有时等上一个星期都没有活干。


我不是没想过帮儿子在武汉买房,但武汉房价高,买了房装修要花钱,每个月要还钱,吃不消。来华安里14年,我已经完成任务了——该还的债还了,老家的三层楼房也给儿子装修好了。


但我还不想回随州,那里的冬天太冷。出来这么多年,我在那没有亲人和朋友。我想留在华安里养老,毕竟儿子在这边。我老公现在在地铁站工作,一个月四千元,足够我们生活。他是想回四川的,如果华安里拆了,我可能会跟他一起回去。


【5】小朱 湖北孝感人 48岁


「48岁的小朱随身携带着一瓶白酒。华安里的人几乎都认识他,男女老少都喊他“小朱”。他喜欢这个称呼,听起来亲切。他在华安里交了许多朋友,他们一起吃饭,互相介绍工作。小朱喜欢在华安里生活,这里比家乡靠近城市,又比城市靠近家乡。」


好多人都叫我小朱,比我年纪小的也叫我小朱。因为在大都市没有什么辈分,这样喊亲切。


春节我也是在华安里度过,我不回去。那时候的华安里更加平静,很多人都关了店,回家过年。


我老家在孝感安陆的乡下,那里还是泥巴地,离集市有十里路。我是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坐手扶拖拉机跑出来的人。我从小不听话,经常挨打,受不了就跑出去几天不回家,父母习以为常。饿了我就去挖地里的荸荠吃。我喜欢冒险,生存能力强,也不怕吃苦。人家不敢在河里游泳,我一猛子扎进去,一下子就学会了。


后来外面的世界变了,我扒着绿皮火车去了很多城市。2003年我到了武汉,去工地做工,干过搬家、喷漆的私活。我们叫“守扁担”,别人喊就去。我什么样的工作都能接受,只要不让人太为难。


我吃过很多亏,心态也就放得平些。我比较瘦小,有时干活干得好好的,会被人说做不动就走,他们招块头大的。我后来明白其中的道理:你得清楚别人能做多少活,要超越他一点,这样才有业绩,才会挣得多。


我来华安里是为了生活,哪里便宜就住哪里。在这里我做过社区环卫员,参与过华安里路面改造,也修过路灯,拉起过这里的电线杆子。只要是用得上我的,我都去做。城市化少不了我们农村人。但因为社区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上半年他们解聘我了。


现在我天天夜里到邮局去做装卸,帮忙卸货搞分拣,1个晚上2个人卸5台车。我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工资是月结,一个月能拿5400块钱。做得好会包晚餐,做得不好就没得吃。


现在年纪大的工人到下半夜都不敢用了,怕高血压,出事。熬夜的活都是年轻人干,我被划入“年轻人”那类,虽然我已经48岁了。我更喜欢工地的活,一天200多块。这活不那么累,可以休息,但邮局的工作不能休息,一休息管事的眼睛会像照明灯一样盯着你,让人接受不了。上个厕所都要问怎么半天不出来,抽根烟、喝口酒都要罚款。


不上班的时候我瞌睡少,最多睡两个小时,没睡好下午接着睡。有时候去打牌,要么就去网吧。我喜欢上网,不玩游戏,我爱看谍战片和资讯类视频。比起在家里看,网吧流量耗费少。我看到过美国警察的暴力事件,还有在唐人街发生的事,还看俄罗斯、乌克兰的新闻。


我每月房租是300元,这在整个武汉市都很便宜。住的地方只有电饭煲、微波炉,能做饭就行,不知道哪天会搬家。虽然在汉口这么长时间,但总觉得还是简简单单好,东西少也好搬。我不跟富人比,够吃够喝够玩就行,不需要活得多潇洒。


我在华安里有很多朋友,遇到的话就一块吃饭,有好的工作机会互相介绍。很多朋友后来搬走了,这很正常,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还有两个朋友去越南讨媳妇了,去年我准备去越南,但没去成。


夜晚的华安里。图/九派新闻 陈冬艳


这些年华安里也有很多变化。刚来时,我住在华安里那栋最高的大楼里,那原来是个服装厂,有很多窗户,离铁轨很近。后来那个服装厂搬走了,加上总有人高空丢垃圾,垃圾落到铁轨里,就不让住了。这里治安也好了不少,以前还有偷东西、打架的事,现在华安里遍地都是摄像头,监控可以说话了,不用人说话。


我办身份证回过老家。爸妈以为我死了,因为好多年我都没回去。他们说现在找到我了,春节叫大哥来给我送腊肉和咸菜。


在他们的眼里,我仍然是一个孩子。但我其实希望他们当作没我这个人。这么多年了,大哥他们成家立业,混得风生水起。中国人的老传统在我脑海里生根发芽,我混得不行,你再过来看,我觉得不好意思。


对我来说,生活在华安里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吃饭、做事,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只要不给周围人添麻烦就行。


刚在武汉落脚的时候,我在中山大道做事,那里还是城市的中心。后来我搬到新华路,再到杨汊湖、万松园、汉口火车站、贺家墩,最后到这里。我想好了下一个落脚点,如果华安里会拆,我打算搬到径河去,往城市的边缘走。


(赵明、刘亮、祝霞、徐丽丽为化名)


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陈冬艳 湖北武汉报道

编辑 任卓 吴迪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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