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什么被处死

公元1812年11月10日晚清传奇名将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少年时代的左宗棠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时参加乡试并中举。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并不具有入朝为官的资格，还必须参加会试并考中进入方才获得出仕的资格，然而左宗棠却在会试中屡屡落第。尽管左宗棠并不擅长八股文章，但却广泛涉猎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经世致用之学。

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就读时就已曾拜访过当时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而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正是左宗棠的老师，当贺长龄面对这位后生晚辈时“以国士见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50年）1月鸦片战争后被贬官新疆的林则徐在返乡途中约左宗棠于长沙舟中相见，林则徐将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见闻以及周边形势整理成资料倾囊授予左宗棠。

这次会面结束时林则徐对左宗棠说道：“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尽管有林则徐如此评价，可此时的林则徐在清政府内部早已是过气之人，况且他也并不掌握朝廷用人之权，本来在正常情况下没进士功名的左宗棠在清政府的体制下应该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然而左宗棠应该感谢他所身处的时代——尽管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左宗棠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正是这个时代所需的英雄：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攻湖南省城长沙之际左宗棠在好友郭嵩焘等人的劝说下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后随张亮基进入湖广总督幕府，开始了他的一生功业。张亮基调任山东后左宗棠应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重返湖南巡抚幕府，此后他在湖南巡抚幕府工作了六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筹措军械。

尽管此时的左宗棠只是湖南巡抚幕府的小吏，相当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私人幕僚，算不上朝廷正式编制的官员，但却有诸多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他并对其盛赞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然而身为幕府小吏的左宗棠的迅速走红引起了一些官场中人的嫉妒，终于这种积累已久的嫉妒情绪在一次偶然事件后爆发了出来：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幕府拜见骆秉章时未向左宗棠行礼。

这事搁在其他幕僚身上谁也没当回事，可左宗棠是辅佐巡抚骆秉章的第一功臣，加之耿直的性格试他不愿受此漠视，竟当场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恼羞成怒的樊燮上书咸丰帝弹劾身为幕府小吏的左宗棠公然藐视朝廷上官，当时咸丰帝都已准备批准逮捕处死左宗棠的诏书了，好在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从旁相助才使左宗棠在鬼门关上捡回一条命。

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场波折对左宗棠个人而言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对整个中国而言也算是多灾多难的近代史上难得的一次幸运。此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屡建奇功，一步步升任为闽浙总督，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并奉旨在湖南招募楚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创建了作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的船政学堂和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中国由此开始构建自力更生的自主海防建设。

当左宗棠率部同太平军交锋时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兴起了捻军起义，一时间清政府被太平军和捻军两股起义势力弄得手忙脚乱。这时中国西北的陕甘、新疆等地的回民武装趁机纷纷起事，同一时期英、俄两大列强也将自己的扩张触角伸到了新疆，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始面临严峻的边疆危机。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入侵新疆。

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越过天山攻陷北疆的乌鲁木齐以及吐鲁番盆地等地。趁火打劫的沙皇俄国在1871年7月4日占领了伊犁地区，就在清政府准备出兵收复新疆之际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进犯台湾，一时间中国的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防同时告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塞防和海防大讨论。

在这场大讨论中左宗棠一针见血指出了新疆作为国家西部屏藩的战略意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1875年受命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与此同时筹运粮饷等后勤补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钱是筹集到了，可如何将粮草和军饷运到前线战士们的手中依然是一大难题，经过慎重思考后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分别设立北局和南局负责南北两路的粮草补给。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在战前进行的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成功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既然前期的后勤补给工作已准备完毕，接下来就该动兵马了。左宗棠在肃州集结起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七万西征军，需要注意的是：这七万西征军并非全部参与了入疆作战，这一方面还是因为受制于粮草转运的困难，另一方面左宗棠还必须留足兵力应对英、俄两大列强的威胁。

实际入疆与敌接战的是以刘锦堂部为先锋的三万精兵。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部在金顺部的配合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一路迫近到乌鲁木齐北面的重地古牧地（今米泉）。在扫清敌方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于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并一举歼敌五千余人，次日收复乌鲁木齐。随后左宗棠命刘锦堂部驻守乌鲁木齐，命金顺部挥军西进。

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之敌皆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进攻玛纳斯南城，然而一个多月后仍未能攻克玛纳斯南城。这时刘锦堂、伊犁将军荣全先后率部增援会攻该城，最终清军于11月6日攻克该城。至此天山北路被阿古柏占领的地区全部收复。由于此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之际，所以刘锦堂部就地筹措军粮并为来年进军南疆进行修整。清军修整期间英国作为阿古柏的幕后支持者试图阻挠清军前进。

当时英国刚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随即又表示愿出面调停清政府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冲突。英国试图迫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为属国政权，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完整的侵犯。总理衙门把英方的建议书转交左宗棠讨论，左宗棠回复道：“英人若要为阿古柏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地与之亦可，何以索我膏腴之地以市恩？”1877年4月14日收复了乌鲁木齐的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

与此同时张曜部自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出击巴里坤。刘锦棠部于4月19日攻破达坂城，击毙和俘虏敌军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部队则直捣托克逊。驻守在托克逊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这时张、徐两部也已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至此清军在半个月内连克两道防线、歼敌万余。

战争进行到5月下旬时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已取得收复新疆的决定性胜利，眼见大势已去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死弟弟海古拉后在英国的扶持下于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长驱南进逼近敌军的大本营喀什。这时新疆各族农牧民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打击敌人。

一位名叫艾里布的塔吉克族人挺身而出组织了一支军队配合左宗棠的部队打击入侵者，艾里布率领他的族人一举收复了色勒库尔。在新疆当地各族农牧民的配合下清军的南进行动十分顺利。到了这年9月英国再次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立喀什噶尔为中国“保护国”的要求，在左宗棠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一向以对外软弱著称的清政府破天荒地拒绝了英国这一无理要求。

到了这年10月份刘锦棠部以势如破竹之势驰骋两千余里，相继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至此盘踞在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南疆西四城的敌军已成孤立之势。12月中下旬刘锦棠部又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伯克·胡里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了阿古柏政权在新疆的最后据点和阗。

尽管阿古柏政权已然覆灭，然而沙俄仍占据着伊犁，所以这时新疆全境并未完全收复。作为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可不像阿古柏这样的割据势力一般好对付。显然仅靠以刘锦棠部为核心的入疆作战的三万军队（算上战损应当已不足三万）是不足以驱逐俄军的，于是左宗棠一方面命入疆清军向伊犁靠近以对盘局于此的俄军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留守在甘肃境内的西征军进行整编调动以备不时之需。

事实上沙俄在占领伊犁之初就软硬兼施迫使清政府派出谈判的崇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中国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中国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英国正与俄国围绕中国新疆、西藏以及邻近的中亚、波斯等地展开一场地缘大博弈，所以英国担心俄国在中国获得太多利益会使其在与自己的地缘博弈中占据优势。时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敏锐发觉身边的英国人几乎都在抱怨中国对俄国让步太多。清政府面对这样一份令国内民怨沸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到底不敢认账，于是改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

曾纪泽初到沙俄首都圣彼得堡时受到冷遇，甚至被质问谈判资格。曾纪泽一方面援引国际法据理力争，一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但倘若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一战“。曾纪泽确定了外松内紧的谈判原则：所谓外松是指在外在形式方面尽可能创造相对缓和的谈判局面，所谓内紧是指利用左宗棠刚取得的军事胜利的余威作为威慑与俄方据理力争。

曾纪泽首先争取为和谈创造相对缓和的气氛。当时清政府已将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崇厚判处斩监候。本来清政府如何处置本国大臣属于内政，然而崇厚刚与俄国签约就被杀头无异于在国际上驳了俄国的面子，所以曾纪泽建议朝廷对崇厚从轻处理。当时英、法、德、美、意、奥等国驻华公使也建议清政府从轻处理崇厚，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为此致信慈禧太后。

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谕令暂免崇厚斩监候之罪，待曾纪泽与俄国交涉结束之后再定释放与否。谕令下达后俄国驻京公使代办凯阳德对此进行回复道：“贵国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臣本与俄国不相干涉，而视两国和好百年之久乃免前使之罪。乃贵国因大悟 ，实益于已行之第一步”。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中国暂时赦免崇厚为中俄谈判创造了相对良好的氛围，但还需要在接下来的交涉中进一步做出让步。

至此创造气氛的第一阶段结束，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1880年8月4日曾纪泽去俄国外交部拜访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时被告知：俄国只承认与崇厚达成的《里瓦几亚条约》，中国方面只需照此条约办理即可，所以没什么好商议的。曾纪泽则援引当时万国公法中“凡各国定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施行；如所定之约有难行之处例可再议”的条款对其进行了反驳。

俄方见不谈不成就要求曾纪泽拿出中方的谈判方案。既然沙俄方面留下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伊犁问题的通道，那么当然就要先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了，实在不行再出兵收回。战线的漫长使清军的后勤物资补给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当初左宗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筹措到西征军的钱粮物资。在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其他地区时这些物资都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而沙俄的实力也明显强于阿古柏政权。

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指示曾纪泽尽可能通过和谈索回伊犁。曾纪泽提出的方案主要有六条：首先伊犁全境必须归还中国；第二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的边界仍照《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分界；第三是如果双方能就前两点达成一致，那么中国将允许嘉峪关通商，同时开放尼布楚、科布多商路；第四除嘉峪关可设领事外其余地区日后酌议；第五俄国可在西疆设一处留货；第六新疆全境不能全部进行免税贸易。

曾纪泽提出的方案比起《里瓦几亚条约》首先在领土上要求沙俄返还伊犁全境，同时崇厚承认的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一事也不提了，在满足这两大前提的条件下曾纪泽在通商问题上对俄国做出了让步，但推翻了《里瓦几亚条约》中关于“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的条款。俄方谈判代表格尔斯认为曾纪泽的方案相当于把前订之约全行驳了。

曾纪泽对此回复道：“两国意见不同，所以才来商议；若意见相同，那又何必商议？”格尔斯要挟道：“之前贵国大臣崇厚在此与我商议长达一年有余，此番商议不知更用若干年呢？”格尔斯认为软弱可欺的清政府根本无法承担谈判破裂的后果，所以想用拖的方式对付曾纪泽。然而此时的形势已不比以往： 左宗棠为配合曾纪泽的谈判工作而特意打造了一口黑漆棺材并将自己的驻地由肃州迁往哈密，以示自己不惜一战的决心。

当时俄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与英、法的矛盾分歧较大，国内也在1880年后出现了反对沙皇统治的运动，俄国的财政也无法负担和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这种形势下沙俄决定归还伊犁，但准备在其他方面索要更多条件：要求中国增加赔款；要求取得松花江航行权；在乌苏里江地区割占一块中国领土以替代伊犁。曾纪泽答复：“分界应由日后两国派员在当地商议”，至于松花江航行权等条款则明确予以拒绝。

在曾纪泽的坚持下俄国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最后方案：伊犁南境全部归还中国，西南与俄国接界处允许依照同治三年伊犁将军明谊与俄国所定界址划分；喀什噶尔分界由两国派大臣秉公勘定；塔尔巴哈台边界同意按同治三年的条约规定酌中勘定；原定由嘉峪关赴西安、汉中两条商路及汉口通商的条件废弃；废弃松花江行船的要求；俄商在天山南北两路的贸易由原议“均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

俄方在做出上述让步的同时又准备在赔款问题上敲诈一笔以挽回面子，所以俄方要求将与崇厚议定的500万卢布赔款增至1000万。曾纪泽认为俄方所要求的割地、赔款、通商三件事中土地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不能让步的。剩下的赔款和通商两件事比较而言：商务相对更重要，因为赔款只是一时之事，而商务条约的签订将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长远影响。

于是曾纪泽提出：如果俄国执意索要赔款，那么需要在土地和商务方面做出让步。 最终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的土地均交还中国；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等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的规定；西北及蒙古增设领事地点由七处减为二处；对俄赔款由500万卢布增至900万卢布。

事实上曾纪泽与沙俄签订的《伊犁条约》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条约一样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尽管该条约成功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也废除了沙俄在松花江流域行船的权利，但俄国仍得以占据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趁阿古柏入侵新疆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占据伊犁，又用这块得自中国的土地讹诈了900万卢布。

然而这却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难得的外交胜利。不平等条约和外交胜利听起来似乎是一对矛盾，然而《伊犁条约》就是具有这样矛盾的特征。条约签订后左宗棠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劼刚（曾纪泽的字号）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左宗棠首先充分肯定了曾纪泽的努力对时局大有裨益，但同时也指出条约结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事实上在晚清积贫积弱的状态下要想和列强达成平等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作为当事人的左宗棠和曾纪泽已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尽了最大的心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成功迫使列强把已吞并的中国土地又吐了出来，所以当条约公布时美、英、法等国的舆论均一片沸腾。

曾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人马士对左宗棠和曾纪泽评价道：“左宗棠用铁和血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用和平的方式收回了伊犁。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上这个国家已准备作战——正如他的对手也做好了准备。正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外交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准备好有效地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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