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量一番后，他们决定主动出击，派学生代表去找警察厅长要人，不管出自哪方面，厅长八成会放人。其中有一个代表就是赵镕，来到警察厅时，他有些忐忑不安，毕竟当时没见过什么世面，认为有点权势的人都长得凶神恶煞，但见到警察厅长的那一刻，打破了他的猜想。

只见他长得老实憨厚，毫无攻击性，很好说话的样子，他就是朱德，当年担任云南警察厅长。看着这群学生气冲冲的样子，朱德不解地问道：“你们这么着急找我，出了什么事情吗？”一说就来气，赵镕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指责警察的行为不对，理应放人。

朱德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立即严肃起来，命人去调查此事。调查结果出来后，他立即派人将那群学生放了，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搞青年爱国运动是好事，是正义的事情，应该给予支持，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下去，国家需要你们这些爱国青年！”

朱德这一番话，在赵镕心中荡起了层层波澜，对他的初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是一个好人！随后几年里，革命事业如火如荼，不少有志青年纷纷加入革命，赵镕也有一颗保家卫国的心，也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党，甚至又和朱德相遇了，朱德第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当年那个少年。

朱德打趣道：“怎么了，这次你该不会又是找我要人吧？”说完便笑了起来，赵镕唰的一下，脸色通红，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也跟着笑了起来……

朱德：“你该不会又来找我要人吧？”

赵镕1899年10月出生，云南省宾川县人，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中育有四子三女，他排行第五。在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因病去世了，一大家子人由父亲和哥哥照料，赵镕3岁时，不幸患上了天花，在当时那个年代属于不治之症，大多只有等死的份。然而，他却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痊愈了，简直就是奇迹。

赵镕因家境贫寒，连学也上不起，二哥知道他爱读书，人也聪慧好学，便辍学回家，将读书的机会让给了他。赵镕理解二哥的良苦用心，一直努力学习，成绩总是班上前几名，二哥心里很欣慰。

1915年，赵镕考进了县立高等小学堂，在学业上丝毫不敢懈怠，两年后，他在学堂顺利毕业，来到了昆明求学。

1919年，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在昆明的赵镕想找一份工作，可直到盘缠快花光了，工作仍然没有着落，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只能打道回府了。碰巧他发现有所学校学费很低，刚好在他的承受范围内，便去投考了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

就读期间，受各种爱国运动的影响，他也加入了新思想的浪潮，心中萌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不久后，“五四”运动爆发，席卷全国，云南学生积极响应，他也一鼓作气，跟着学生代表踊跃上街巡游，宣传爱国思想，反对封建制度等。

学生们纷纷采取罢课的形式，宣传爱国思想，惹得学校领导大怒，此外还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仇视，为了避免学校受到牵连，得知赵镕等学生代表后，一气之下，学校开除了他们的学籍。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赵镕没有一丝后悔，他坚持自己是对的，开除学籍也不痛不痒。

后来，赵镕又考进了法政专科学校，在这里他继续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不久就成了其中的活跃分子，大家都十分相信他的能力，因此一出事，就喜欢找他帮忙，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人，他也感到很自豪。直到1922年，他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这年，云南省警察厅长朱德同志，自知目前国内形势复杂，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官，同好友去往欧洲，探寻革命真理。来到欧洲后，他们大开眼界，发现之前他们懂的都是皮毛，先后辗转法国、德国学习先进的政治军事，丰富自己。

同年11月，朱遇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们在一起聊了许多有关革命相关的事情，并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坚信跟着党走，革命事业一定会迎来成功！随后，朱德又前往苏联，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

话又说回来，自从朱德在赵镕心里留下深刻印象后，他时常会关注朱德的动向，当得知朱德放弃高官俸禄，只为参加革命事业，加上一些进步同学的影响，他的心逐渐倾向革命。1923年年底，赵镕跟随赵醒吾等人的步伐，来到广州，投身国民革命军。

1925年，在广州政府决定北伐期间，赵镕等人奉命前往赣南，做军阀吴佩孚手下两位师长的思想工作，即杨如轩和杨池生。在他们的不断劝说下，杨如轩和杨池生两人被成功说动，在国民革命军宣布出师北伐后，他们也在第一时间宣告了“下野”。

1926年底，此时赵镕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见习排长了，刚好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已经进入招人阶段了。他闻讯后非常高兴，想方设法弄到了一个名额，成为了第一批入校学习的军官，难以抑制的激动，想着：多年不见，他还记得我吗？

到了开学的日子，他第一个到学校报到，朱德一眼就认出了他，赵镕也盯着他看，突然朱德蹦出一句：“你该不会又来找我要人吧？”赵镕一时语塞，朱德立即出来打圆场，接下来他们谈了很久，期间还扯出了家长里短。聊天间，朱德发现他军装袖子有点长，说：“军装脱下来，你这袖子太长了，我来帮你改改。”这可吓到赵镕了，连忙推辞，表示不碍事。

朱德马上板起脸，说：“你不需要跟我客气，大家不都是当兵的吗？那就是一家人，这都是小事情！”随即，赵镕将军装脱了下来，朱德开始熟练地做起针线活，在了解到赵镕对革命的想法后，叮嘱道：“学习之余，可以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为了培养属于我党的军事人才，直接掌握革命武装，朱德一直在近千人的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后来培养的党员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南昌起义后历经的革命战斗中，他们都对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人先后背叛了革命，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七一五”事变，导致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残忍杀害，党组织同样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将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革命形势走向低谷，革命事业也迎来前所未有的苦难，赵镕等人心中无比激愤，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的风险，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局势对我党人员十分不利，为保存革命火种，军官教育团学员提前毕业。

遵照党的指示，一营、二营被分配到赣江流域和南浔铁路一带公运和农运。赵镕和其他几位同学被派往赣东北地区潘阳湖畔的鸣山矿，在那里组织工人运动，并开展武装斗争。

投身红军后勤事业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残忍镇压、屠杀众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外，还建立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进行维护。在这种独裁专制政权的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没有退缩，反而越挫越勇，奋力和反动派进行战斗。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也就是“八七会议”。此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用武装力量保卫革命事业。

之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照原计划爆发，最后虽以失败收场，但却开创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同时，也开辟了我党在农村的第一个根据地，为后来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28年1月，朱德指挥南昌起义余部智取宜章县城，正式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4月28日，赵镕跟随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胜利会师，部队成功进行合编，随即投入到了土地革命斗争中。

在井冈山上，赵镕因学过经济，是文化人，便在红军中做后勤工作，先后担任过会计科长、供给部长等职位。与此同时，国民党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因反感国民政府作风，倾向革命事业，党组织立即派赵镕和赵醒吾去做他的工作，在他们的争取下，准备发动起义。

世事难料，在我方争取罗炳辉的同时，敌人也在策反我党人员，因为叛徒的告密，导致起义必须提前，不幸的是赵醒吾却被人逮捕，还好赵镕及时察觉，躲过一劫。上级命令赵镕，想办法营救赵醒吾同志，奈何敌人知道他的身份，重兵把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怎么救？

为了营救赵醒吾同志，赵镕在吉安、南昌、武汉多地奔波，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历经百天之后，始终没有任何进展，敌人那边对赵醒吾的耐心也到了极限，于1930年2月，将其残忍杀害。得知这一消息的赵镕，心情沉重地回到了红四军，向上级汇报赵醒吾同志的情况。

朱德知道他心里难受，安慰他，并对他的工作能力给予了肯定，这次的事情不怪他。其实，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赵镕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记得，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赵镕依旧在后勤工作，当时上级命令他携款支援前线，他将钱款和账目都放在了包裹里。

为了确保安全，他严严实实地包了好几圈，怎料途中突遇敌人空袭，一枚枚炸弹不断落下，赵镕为躲避炮火，四处躲避。好不容易，逃到了安全地带的时候，发现背上的包裹不见了，那里面装的可是要带到前线的钱款，他毫不犹豫又回到了轰炸区，不停扒拉着松散的土。

终于找到了丢失的钱款和账目，将包裹紧紧系在身上，担心又会出意外，一只手直接握着不放。之后，他又日夜兼程了400多公里，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钱款完好无损地送到了前线。其实，后勤工作跟前线打仗一样重要，赵镕在红军后勤工作也是很艰难的。

比如，他在后勤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部队中负责供给工作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属于顶上来的，不会记账，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开始编写教材，将懂记账的会计集合起来，一起给这些供给同志培训，在他的努力下，军队中培养出了一批会记账的人。

而且后勤工作要想做好，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战士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要分配好，得来的物资也要保护好，再加上红军部队南征北战，部队也随时都处于流动状态，在没有稳定的粮仓储存物资的情况下，又要怎么去保存？怎么保证战士们吃饱穿暖，有劲打仗？

这些都是后勤部需要考虑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身上的任务更重，特别是运送物资的时候，其危险程度并不亚于瞬息万变的战场。敌人很清楚我方后勤补给运输较慢，跟红军部队打不赢，就只能从后勤这方面下手，被盯上的运输部队，一路上也会有不少同志牺牲。

当时，只要红军部队到达一个新地方，赵镕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当地的裁缝，给战士们制作新衣裳。毕竟，战士们是要换洗衣服的，天天穿着带血的衣服也不像回事，部队中战士众多，每人做一件也得费不少时日，通常都需要夜以继日地做军装，赵镕难得会有空闲。

最忙的时候，就是部队中有刚刚参军的战士时，他需要给这些新兵准备许多东西，比如：新军装、粮食袋子、子弹袋等物品，都要他去操心。此外，筹款筹粮也是一大问题，红军部队经费有限，很多时候都得依靠筹款筹粮，处理军民关系这一块更是少不了。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到处对红军进行恶意宣传，不少蒙在鼓里的群众都信以为真，给我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打土豪、恶霸，从他们手中搜剿粮食和布匹，将它们都分发给当地穷苦人家，让他们对红军的初步印象有了改观。

赵镕还会在当地做思想工作，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思想，百姓们终于放下戒心，意识到国民党骗了他们，红军就是为了帮助穷苦百姓而存在的，哪里是国民党口中杀人不眨眼的“悍匪”呢？就这样，军民关系愈发融洽，有时候还会主动帮助红军干活，给红军提供粮食等。

1934年10月，红军部队展开战略性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赵镕跟随红九军团出发，当时由博古、李德掌握主要指挥权，他们在实战方面缺乏经验，携带的东西多达1000多担，赵镕负责的供给部十分心累，这些大多都不是必需品，只会影响行军速度。

果不其然，在撤退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导致我军伤亡惨重，却还剩下200多担行李，所幸，丢掉的东西都是一些价值不高的，重要的财产供给部保护得很好。之后，部队到达贵州湄潭的时候，正值寒冷之际，可战士们身上都还穿着单衣，部队已经出现战士冻伤的情况。

赵镕赶紧找到了当地十多名妇女和裁缝，帮忙赶制战士们的棉衣，在历经十多天后，一共赶制了8000件棉衣、8000条夹裤、绑腿以及子弹袋等物资。在寒冷的冬季，战士们纷纷穿上了崭新的棉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长征还没有结束，赵镕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

长征途中，赵镕和供给部解决多次后勤问题，及时给战士们提供了帮助，终于在1936年10月，他跟随红二方面军到达了台堡，结束了危机重重的长征之旅，令人惋惜的是，在长征期间，他的左眼被炸伤了，部队中的医疗条件有限，最终导致了失明。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军因为没有粮仓，无法储存军需粮食，且日军总是时不时出来扫荡，“粮食藏在哪里最合适”成了困扰赵镕的大问题，设想了好几种办法，都有一定的弊端，但迟迟不解决，一定会带来更严重的影响。

随后，他又召开了紧急会议，一群人围在一起出谋划策，最终他们选择了最保险的方法，将受损程度降到最小：每当粮食收成的时候，先由地方政府进行收集，随后分发给各个村民，让村民们帮忙管理。如此一来，战士们只要手里有粮票，就不用愁饿肚子了。可以说是，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这一方案经过批准后，立马实行了下去。

解放战争时期，赵镕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驻涞源办事处主任、晋察冀军区兵站部政委、华北军区后勤部和运输部政委。除此之外，他还负责不少战役的物资运输、保管和储存等，例如：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等，他指挥着运输部的同志，将成千上万吨的物资运往前线。

因为有他的存在，我方后勤问题基本上都不需要担心，在硝烟弥漫的战争时期，他就是后勤部队和运输部队的保障。为了我军前线物资的供给，他花费了不少的心血，作为后勤部队的干部，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经费问题，他会为了节省开支，各方面都做到精打细算。

赵镕长期从事后勤工作，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廉洁奉公，受到了不少领导的高度认可，于1952年担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不辞辛苦，编写回忆录

1955年，赵镕被授衔中将军衔，周恩来总理还亲自为他颁发了“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这些荣耀都是党和人民对他工作的认可，那天是他十多年以来，最高兴、最快乐的一天。

后来，赵镕又在岗位上工作了2年，就离职休养去了。其实，他自己还想再工作几年，但他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他因病住院，好一段时间才出院。出院后，心里还念着自己的工作，总觉得自己还有遗憾，整日郁郁寡欢，看起来没一点精神。

老伴见状便提议，让他将这十多年的革命生涯记录下来，编写成回忆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赵镕听后，立即拿起纸笔就开始写，当年在长征时，他就坚持每天写日记，到长征结束，差不多已经写了40多万字了，趁着写回忆录期间，还能回忆回忆从前。

上文提到过，赵镕的左眼在长征中炸伤导致失明了，晚年时右眼又患有白内障，他又不愿让人代笔，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笔写。即使住进了医院，他依旧没有放弃这件事情，争分夺秒地写，大家看着心里难受，劝他歇一下，他总会板着脸说：“我年纪大了，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写完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

1988年，赵镕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2月7日，赵镕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