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进”，是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1940年在反对敌人“囚笼”政策的斗争中摸索总结出来的一种对敌斗争方针。他形象地说：“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硬摸敌人的屁股。”意思是说，对于日军的“蚕食”、“扫荡”，不能光用敌进我退的老办法了，而应与敌对进，用深人敌后之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

后来，刘伯承又在《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中专门列出了“敌进我进”一项，并作了具体的说明：“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其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

1940年8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山东提出了“建立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的设想。°1942年1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在晋察冀高级干部会议上也提出“要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号召。他们的上述主张与刘伯承的“敌进我进”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可谓不谋而合。

从1943年初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把“敌进我进”作为本地区对敌斗争的基本方针，用以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恢复抗日根据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敌后武工队。敌后武工队是敌后武装工作队或武装宣传队的简称。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规定，武工队由军分区或野战军旅部抽调政治坚定、会做群众工作的营以下干部、优秀战士同地方党政机关的优秀干部统一组成。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其任务是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共产党的组织，建立秘密的人民政权，增强敌占区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运用各种斗争方式，揭露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阴谋，打击和瓦解敌人，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使敌人的“治安区”变为游击区，使游击区变为根据地。

4月1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八旅团各一部共1.2万余人，分别从平山、灵寿和五台、灵丘出动，向阜平以南以陈庄为中心的北岳第四军分区实施合围，企图消灭第四军分区部队。第四军分区以一部坚持内线作战，就地分散游击，不断侧击和阻击敌人，在白花山和九龙山等地予敌重创；同时以武工队和小部队进人敌后，突袭桃林坪、白家河、陈庄、大湾等地敌人据点。

到28日，日军被迫中止“扫荡”，转而将“扫荡”重点转向阜平东北的军城地区，企图消灭我第三军分区部队。第三军分区在民兵自卫队配合下，以分散作战、冷枪射击、地雷战等手段打击敌人。敌军不断遭到袭击，却捕捉不到第三军分区主力，不得不于5月15日撤退。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北岳区军民共歼敌1700余人。

至1943年底，北岳区共恢复和发展了2000多个村庄，建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为便于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冀中区在基层连队实行小连大班制，以大班为基础普遍组建武工队，全面深入敌后，展开群众性游击战争。冀东区也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到丰润、宁河、漆县、遵化、玉田等敌后地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宣传，攻克敌据点4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并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河以东的部分新区。与此同时，热南(热河南部)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也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大。

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太行分局的指示精神，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全区共派出近千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及在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游击区的斗争。1943年5月6日，日军第一军以三个师团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别由潞城、武乡、左权、林县等地出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梳篦式“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乘敌完成包围之前，及时转移至外线，大力破击敌人交通线；一二九师一部在民兵配合下，坚持内线斗争，以冷枪射击结合地雷战打击敌人。与太行相邻的太岳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对本地区的白晋铁路和平汉铁路实施破袭战，有力地配合了太行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在太行、太岳、冀南区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日军伤亡2500余人，被迫于5月下旬撤退。太行军区趁势将平汉路西侧的大部地区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军区争取和瓦解了部分伪军，打开了高平、晋城以北，及子长、青城、沁水、曲沃、翼城、沁县等边沿区的斗争局面。

冀鲁豫第一分区恢复和发展了140个村庄，并在齐河、禹城之间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冀南军区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抗战复仇同盟”、“同心社”、“忠义社”等秘密组织；冀南第二、第三、第六军分区在敌占区秘密建立了573个民兵自卫队，打击伪乡、村政权和汉奸。

晋绥军区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开展对敌斗争。“把敌人挤出去”，是毛泽东根据晋绥军民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斗争手段，即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全面配合起来，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有计划地向敌人挤地盘。1943年初，晋绥军区从主力部队和地方抽调320多名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武工队的数量由15支扩大到37支，并且每支武工队都有营以上干部负责。

同时，军区还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开展对敌斗争。武工队在主力部队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进入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及交城以西山区，发动群众，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主力部队和民兵，根据不同情况，对敌伪据点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如：长期围困，造成敌人供应困难、生活不便，迫其撤走；伺机乘虚袭击占领；策反伪军，里应外合；集中兵力强行攻占等。第八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依靠群众，在交城西北地区摧毁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特务网。

1943年，山东军区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斗争形势也明显好转。他们把“敌进我进”的方针发展为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以600多名干部组成43个武工队，深人铁路沿线和被敌人“蚕食”的地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反抢粮，抗苛捐杂税，保护群众利益，还采取锄奸反特、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瓦解和争取伪军，打击伪政权。到1943年底，山东军区武工队和小部队共拔除日伪据点340多处，开辟村庄7000多个，并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1000多个内线关系，促使7000多名伪军溃散、逃亡，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3年1月10日，日军第十二军出动7000余人，对山东根据地八路军清河军区驻地北隋一带进行“扫荡”。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43年3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及政治委员，黎玉任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华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新的山东军区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二级军区。第一一五师与原山东军区所属各旅及各支队的番号一律撤销，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实行了主力军地方化，强化了地方武装。

4月下旬，日伪军又出动2万余人，再次对清河区进行“扫荡”，企图寻歼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但敌人连续三次搜寻均未得逞，遂实施三面合围，以夹击之势逐步向根据地中心区“蚕食”。清河军区以一部兵力与民兵相配合，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的“蚕食”。同时，集中一部兵力攻克北线敌三里庄据点，消灭伪军一个团大部。至9月，胜利收复中心区，并且恢复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歼灭伪军3个团。山东军民经过艰苦斗争，使鲁中区、滨海区、胶东区得到发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敌人严重分割的不利局面，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方有人曾经嘲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然而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尤其是敌后军民的空前团结足以让他们闭上嘴巴。这个历史性的进步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千百万老百姓动员起来，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母亲叫儿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男人建立自卫队，妇女成立妇女救国会，孩子也组成了儿童团。民兵、自卫队成为敌后武装力量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主力军、地方军不可或缺的重要配合力量。

在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山东、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的广大民兵、自卫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华北平原的地道战是民兵、游击队的一大创造。仅冀中平原的地道就有100多种，总长正好等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距离。蜿蜒曲折的地道布满了大小村庄，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甚至延伸到敌人据点的下方，形成房上、地面、地下三通，能打、能走、能藏的立体战斗体系。抗日军民以地道为依托，由村内打到村外，由地下打到地上，由屋里打到屋顶，内外夹击，上下游动，来无影去无踪。日军惊呼：“冀中出现了奇幻的战争!”相比之下，地雷战更为普及，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大力生产炸药，制造出各种地雷，埋设于敌人可能通过和到达的各种地点。

敌人进了根据地就如同进入了地雷的世界：脚下有踏雷，门上有吊雷，门后有弓雷，凳子下有拉雷，水井里有“蜻蜓点水”雷，树枝上有“抬头见喜”雷，炸得敌人心惊肉跳，魂飞胆丧，行不敢走路，住不敢进屋，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山东根据地的赵守福和晋察冀根据地的李勇，都是著名的民兵爆炸大王。以村落为依托，与敌人周旋的村落战和三五成群、聚散不定的麻雀战，是民兵游击队的主要战术手段。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全区性的联防战，一处发现敌情，信号迅速传遍联防区，全区军民立即投入战斗。

山东军民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追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和一村打响四方支援的蜂窝战。冀中军民创造了埋伏在敌人据点附近的堵门战和潜伏擒敌的捕捉战。战斗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炸火车，炸桥梁，截给养，截军火，神出鬼没，大显神通。活跃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和大清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利用河川湖泊、芦苇草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改善了斗争环境。

1943年，八路军全面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和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使华北敌后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这就为尔后的局部反攻女创造了条件。恢复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也证明，“敌进我进”方针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有效方式，敌后武工队则是实施这一方针的有效组织形式。